全国日本经济学会第八届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7年6月16—17日,全国日本经济学会第八届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各地日本研究、教学机构及政府相关部门等单位的160余名会员代表出席了会议,共提交论文60余篇。会议选举产生了理事会及其新的领导机构。与会代表一致推举王洛林继续担任本届全国日本经济学会会长,孙新当选为常务副会长,黄晓勇、吕克俭、侯水平、徐平、赵晋平、江瑞平、李玉潭、樊勇明、车维汉当选为副会长,张季风当选为秘书长,郭颖、裴桂芬、李光辉、宋磊为副秘书长。在与会代表的共同努力下,会议完成了各项议程,取得了圆满成功。 在学术研讨会上,王洛林会长首先做了关于中国经济形势的报告,分析了我国2006年以来的经济形势及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如:经济平稳快速增长,增长速度出人意料;宏观调控取得一定成效,但调控的主要目标未完全实现;经济运行中还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等。学会常务理事宋耀明就当前中日双边经贸关系问题做了报告,认为中日经贸关系发展良好,双边贸易额保持总体平稳态势。日本对华投资额虽有回落,但出现高端化倾向,层次和质量得到提升,同时中国的对日投资也有所进展。当前中日关系的改善为两国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学会顾问张云方在报告中强调了在当今国际形势下建立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重要性,并分析了中日经济关系出现的新特点:经贸合作关系向多元化转变,处理经济问题由情绪化逐渐回归理性,政经分离趋势不可避免以及实现多边经济合作等。徐平副会长在报告中指出:目前中日关系正处在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的关键时期,我们应学会在变化中看到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不变,中日两国友好交往的主流不变,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应注重中日两国的并存发展。江瑞平副会长利用最新数据对走出长期萧条的日本经济进行了全面分析,指出:日本经济目前已摆脱通货紧缩困境,经济增长趋于稳定;此次经济回升以内需为主导,表现为企业设备投资增加、居民消费提高和就业增长等;结构改革在财政、金融、政策制定等方面已初见成效,法人垄断型的经济体制正在加速转型。但日本经济存留问题依然严峻,如总人口减少与老龄化问题、发展失衡与差距拉大问题、产业升级与技术创新问题、财政危机与改革疲劳问题以及国际风险与全球失衡问题等。 在听取了学术报告后,代表们分别参加了下述三个学术分科会,就日本经济的热点问题进行了研讨。
一 日本经济与社会问题
本分科会由李玉潭副会长主持,共有30余位代表参加会议,其中20位代表发言。泡沫经济问题是大家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国家信息中心伞锋指出,当前中国资产价格上涨与当年日本的资产泡沫膨胀既相似又有不同,借鉴日本泡沫经济时期的教训,中国应采取疏导过剩的流动性、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加强金融监管等措施。东北财经大学李宏舟从投资基金和投资意愿两方面分析了日本资产价格泡沫的发生机制,总结出日本在国际政策协调、内部政策平衡和中央各部门合作等方面的教训。 在日本产业结构调整方面,代表们各抒己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叶东亚指出,以引进技术为基础的创新和以工艺创新为主要内容的日本创新模式,在其追赶时期发挥了作用,但日本技术体系的封闭性、研发风险的增加以及内部激励措施不足等因素影响了创新进展,导致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下降。中国社科院日本所丁敏分析了劳动力对日本产业结构的影响,认为今后日本劳动力老化的不利因素和劳动力质量提高的有利因素将使日本的产业和经济进入新的变局。东北师范大学井志忠认为,日本产业结构软化趋势日益明显,这促进了其产业结构升级,提高了经济增长质量和国际经济竞争力,同时也加剧了日本的结构性失业。北京理工大学余晓泓从环境角度阐述了日本产业结构的演变,即从环境污染型向环境友好型转变,从而使产业结构更加合理,并促进环境状况的改善。河北大学马文秀认为,追求全套型产业结构既是日本经济成功的基础,也是诱发和加剧日美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关于工业领域的产业政策调整,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李毅分析了日本制造业可持续性发展的经验与教训。 日本农村问题、人口老龄化和社会差距扩大问题成为代表们讨论的另一个焦点。复旦大学焦必方认为,目前日本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重要困境是过疏化与老龄化导致大量农地弃耕,日本政府正采取对策解决这一难题。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周维宏概括了近十年来日本农村工业化的进展,认为通过工业化、合作化以及政府对农业、农村、农民的积极保护和扶持政策,实现了新农村建设目标,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中国人民大学胡霞指出日本存在着严重的区域间发展不平衡问题,分析了日本边远过疏地区的开发模式和存在问题,并介绍了日本学术界近年提出的内生式发展模式核心的农业直接补贴政策。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丁红卫则认为,日本高速经济增长时期政府与市场的复合机制有效促进了经济的均衡发展,国民收入分配不平衡现象趋缓。东北大学王海涛指出,日本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与日本政府奉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息息相关,他预测如果日本政府采取缓和的经济政策,收入差距会逐步缩小,但彻底解决的可能性不大。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陈沙指出,日本等发达国家已开始进入不可逆转的人口持续下降时期,而这正是我国推行积极的国际移民政策、加快人口问题根本解决的有利时机。
二 日本财政、金融与社会保障问题
本分科会由江瑞平副会长主持,共有20余位代表出席。在14位代表发言后,大家进行了充分讨论。中南财经大学毛晖认为,与战后日本政府成功运用财政政策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相比,面对20世纪90年代陷入萧条的日本经济,财政政策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原因是金融自由化扩大了财政支出“挤出”效应、政策时滞、扩张性财政政策引发财政风险等。 在日本金融体制及金融政策方面,河北大学日本研究所裴桂芬通过分析现金流量表得出结论:日本的资金流动格局仍是以金融机构为中介的间接金融体制,间接金融体制及主银行制度仍未发生根本变化。中国地质大学任景波认为,日本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逐渐增强,解除长期超宽松货币政策的进程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中央银行保持独立性的艰巨性。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刘瑞指出,日本银行实施零利率下的数量宽松货币政策,通过发挥资产配置再平衡效果、期待效果和时间轴效果,对金融体系的稳定、支持经济复苏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关于日本养老金制度改革,上海师范大学甘峰从负担与支付的视角,对2004年养老金改革方案进行了评述,认为在如何构筑“可持续的年金制度”问题上,政府、企业和公民三方的利益以及由此必须承担的义务并未取得一致,日本养老金制度改革并未形成一个稳定的制度。河北大学张玉棉通过日本公共养老金与国民负担、世代负担转移的模拟,认为日本必须在改变国家、个人支付负担的同时,配以其他相关措施,才能真正有效地调节养老金领取者和支付者之间的受益与负担,实现可持续发展。 关于区域经济合作框架下的金融合作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陈虹指出,金融自由化、一体化是单一的全球性市场形成的过程,也是异质的各国市场向同质的全球性市场收敛的过程。中国银行谭雅玲指出,日本经济金融战略调整对亚洲区域金融合作带来影响,包括亚洲货币一体化进程及在东亚经济合作问题上加大与中国竞争攻势、争夺未来东亚共同体的主导权等。对外经贸大学袁长军认为,中日建立有效良好的金融合作机制,对稳定汇率、形成独立的货币圈及促使亚洲形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具体操作和技术层面尚存困难。 《经济日报》高级记者陈言介绍了泡沫经济崩溃时国外基金收购日本企业的案例,同时提醒关注国外基金进入中国市场的新动向。东北师范大学刘力臻分析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泡沫经济的“三高一低两双”特征,即货币价格高、房地产价格高、股票价格高,通货膨胀低,经济陷入对内和对外冲突的两难境地,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双危机。
三 中日经济关系与区域经济合作问题
本分科会由赵晋平副会长主持,共30位代表出席,其中17位发言。关于中日经济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张季风指出,进入中日政治关系回暖期的中日经济关系总体上处于健康发展状态,但也存在双边贸易高位徘徊及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不稳定等问题。新华社张可喜认为,中日经济巨大的互补互利性来自两国经济的巨大差距,而且这种差距的存续成为深化两国经济关系的决定性因素。新华社李长久指出,中日两国同为能源消费大国,日本在政策制定、官企民协力实施和“循环型社会”建设等方面值得中国借鉴,中国在节能减排领域加强中日合作至关重要。 在日本对外投资战略方面,中国政法大学金仁淑比较了日本企业对中印两国投资战略的调整,认为从目前日印两国经济合作规模和进展来看,很难在短期内超过中日贸易和对华投资,中国对日印合作的消极影响既要估计充分,又要对本国实力充满信心。复旦大学魏全平对今后日本对华投资走势做出判断,认为内外形势的变化使日本对华投资接近拐点,将由大幅增长转为稳定增长,其中金融业、批发零售业、运输业、服务业等非制造业的投资比重将有所增加。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笪志刚指出,在中日两国投资结构互动趋势加强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对日投资开始缓慢增加,今后将出现民营和私营企业投资占对日投资主要地位的趋势。
在东亚区域合作问题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赵旭梅认为,东亚特别是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带动了日本出口增长,也是此次日本经济复苏的原动力。东北财经大学李建军也认为,只有融入东亚区域体系,才是日本和东亚各国共享增长和繁荣的唯一选择,日本应表现出一个区域性大国的风范。福建社会科学院郑有国指出,在亚洲地区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由于复杂的社会背景和独特的经济发展特征,经济一体化的实现路径呈现出其独有的特征。山东大学张乃丽在发言中指出,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日益展现有效性的新时代,东亚经济区域合作却进展缓慢。由于“雁行模式”在东亚地区仍具有存在的基础,因此作为一种过渡形式,发展以产业间合作为主的“雁行合作模式”不失为现阶段东亚经济发展的一种新选择。
关于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东北财经大学刘昌黎指出日本与各国和地区缔结自由贸易协定(FTA)、经济合作协定(EPA)的进程明显加快,却将中日FTA置于次要地位,这种消极态度违背了其发展双边自由贸易的宗旨,不利于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不利于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东亚共同体的发展。中国应该利用中日关系转暖的有利时机,继续倡导和推动中日FTA。北京大学刘群艺指出,日本政府在新修订的《经济增长战略大纲》中增加了多项与FTA战略有关的政策实施细则,反映出日本政府对于FTA的基本设定,体现出日本对亚洲多边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视以及回归亚洲的经济政策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