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的政权更迭并未改变日本频繁更换首相的政治局面，民主党上台仅仅两年，政局没有任何趋于稳定的迹象，又迎来第三位党首和首相。 

　　日本的结症在那里？笔者以为，日本的结症在于迷失了国家发展的方向，长期以来一直没有找到准确的定位，因此才会出现漂泊的政局和失态的外交。 

　　从战后直至上个世纪80年代末，日本的目标是明确的，即实现再工业化。所谓“再工业化”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废墟上继续实现明治维新以来的工业化目标。日本经历了令世界瞩目的高速发展时期，以和平发展、经济优先的价值体系完成了赶超欧美并成为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日本面临新的问题，如消费饱和、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国家税收增长缓慢与财政刚性支出的快速增长、国家债务余额的不断攀升，陷入了人口和财政的结构性困境中，至今未能找到走出困境的药方。 

　　政治上的保守是陷入上述结构性困境的重要原因。当世界经济全球化浪潮为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带来发展空间的时候，日本未能像美国那样实现向知识经济的转型，反而由于政治上的保守束缚了自己的发展。以往的政治模式——地方要政策、国家给投资、利益集团与政界、官僚之间的三角关系开始断裂，政党分化重组，夺取政权和维持政权成为政党目标，政治偏离民主主义初衷的问题凸现。日本的政治家都在利用民众的不满情绪高喊“破旧”的口号，但没有谁能够提出明确的国家发展方向。 

　　方向的缺失源于身份定位的缺失。20 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大国地位的实现促使日本开始提出“政治大国”的主张，如“战后总决算”、“普通国家”论等。同时，冷战的结束加速了日本国内政治思潮的“总体保守化”，左派政党分化变质，政党政治取向趋同，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实际上只有一个，就是日本今后的出路问题，亦即自身的定位问题。 

　　日本的自身定位需要解决两个难题，即如何实现与东亚国家之间真正的“历史和解”以及如何定位日美同盟关系。关于前者，日本社会一直存在着对立的认识，一端是为战争辩解，另一端是反省战争，承认加害责任。两端之间的距离“无限大”，围绕战争的记录与记忆，日本社会是被撕裂的。由于日本国内无法统一自身的历史认识，当面对中国等亚洲受害国的时候，日本发出的声音往往是模糊的和自相矛盾的。正因为如此，“历史和解”才难以实现。关于后者，日本社会也存在对立的认识，一端认为后冷战时代应逐渐脱离同盟关系，另一端认为同盟关系变得更加不可或缺，关键点在于同盟关系本身的定位，即同盟的目的是什么。2009年以来日本国内浮出水面的“安保论争”，以及民主党政权执政两年间在对美关系上的小疏离大回调，都充分显现出日本在身份定位上的徘徊与紊乱。 

　　最近的消息仍旧不能令人乐观。首先，“历史和解”似乎变得更加困难。日本的横滨以及冲绳的一些地区开始使用右翼团体编写的历史教科书，日本的某位内阁成员任意说甲级战犯“不是战争罪犯”。其次，官房长不但不承认钓鱼岛存在争议，反而要“不惜一切代价”采取对抗态势。这种否定争议的姿态阻碍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进程。再次，日本把同盟关系的定位目标设定在应对中国上，“用中国牌来延长日美同盟的寿命”。新《防卫计划大纲》和《防卫白皮书》的对华战略指向更加明确，并开始加强西南防务部署。因此，在“历史和解”与同盟关系的定位问题上，日本目前的行为是令人担心的。日本目前的做法既没有真正解决身份定位问题，更没有给出国家发展的方向。 

　　新任首相与前几任首相所面对的问题实际上是同样的。在身份定位与国家发展方向问题上，日本国内还缺乏深思熟虑，还没有形成共识。因此，不能对新首相存有过高的期待。如果日本能够把3.11 后的复兴问题放在国家发展方向的大前提下考虑，就需要以开阔的胸怀创新环境，创新机制，汲取其自身在20世纪犯下的历史教训，积极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在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同时，使日本自身焕发活力。日本会在这个过程中摸索出发展大方向和道路。　　  

　　在这个过程中，发展同中国的战略互惠关系不可或缺。8月公布的舆论调查显示，中日两国民众的相互好感继续下滑。笔者认为，阻碍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并健康发展的结症在于缺乏互信基础，而不信任问题是中日之间一系列问题的基本因素。建立互信基础的关键在于“历史和解”以及搁置领土争议。“历史和解”并非简单的叙事，需要坚持最基本的认知原则——正义和非正义、侵略与反侵略；搁置领土争议并非否认争议，需要在承认争议的基础上共同开发，实现战略互惠。这两点都需要日本领导人审慎的引导。日本若能迈出这一步，就可以为解困找到出路。这正是笔者对新任首相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