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23日，中国宣布在东海设立防空识别区，要求所有在识别区飞行的航空器都要向中国外交部或民用航空局通报飞行计划。日本早在60年代就把防空识别区扩大到钓鱼岛上空，中国一直拒绝承认。韩国等中国的周边国家也都划设了防空识别区，中国在东海是初次划设。然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却要求中国撤销防空识别区，并屡次向中国挑衅，不通报中国就派战斗机进入中国的防空识别区。

　　2013年12月6日下午，日本众议院在全体会议上通过一份决议，“严正抗议”中国划设涵盖钓鱼岛的东海防空识别区，并要求中方“立刻撤销”。这份决议称，中国划设防空识别区是对日本“领土主权的重大侵害行为”，并批评“这是加剧东海紧张局势，可能威胁到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危险行为”，强调无法容忍这一做法。

　　中国划设防空识别区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有利于中日两国启动对话机制，磋商在钓鱼岛周边的危机管理机制。日本没有利用这一与中国对话的时机，反而表示不接受将钓鱼岛划作中国领土为前提的对话磋商。日本借防空识别区问题，指责中国意图用武力改变东亚现状，并纠集一些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东南亚国家，合力遏制中国。日本利用一切机会给中国施加压力，不承认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要中国接受钓鱼岛主权属于日方的要求。安倍一再对中国强硬，甚至采取军事挑衅的手段，恶化东亚的安全环境。日本参众两院的多数议员也与安倍保持一致，日本政坛保守右倾化的速度超出了一般人的意料。

　　安倍从小受到其外祖父岸信介的影响，因此思想的保守性和右倾性是必然的。围绕在他身边的是自民党内的右倾政治家以及右倾知识分子樱井良子和金美龄等。6年前安倍在第一任期下台时，有一批坚定的保守右倾的支持者一直跟随着安倍。安倍打出“打破战后政治体制”和“找回强大日本”的口号吸引这些人聚集在其周围。这些支持者鼓励安倍修改和平宪法，参拜靖国神社，建立保守复古的“新日本”。安倍和这些人最终要实现日本的“正常国家”化和军事大国化，所以，安倍提出的修宪强军目标只是日本保守右倾势力设定的国家发展战略的第一步。

　　作为许多日本人的国家梦想，建设强大的日本，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安倍等右倾政治家宣扬极端民族主义和保守复古主义，不仅把军事大国化作为一个目标，而且作为一个手段，以建设一个强权的、非和平的、极端民族主义的和非民主的日本。这样的军事大国化危害邻国安全，挑战战后和平秩序。

　　安倍上台后，强化日本政治的右倾化。他首先利用朝鲜核问题以及中日钓鱼岛争端，大肆渲染朝鲜和中国威胁论，在日本国内制造“日本不安全”的气氛。日本国民原先对修改和平宪法的态度是“反对修宪”，朝鲜核试验、日韩岛屿之争以及中日钓鱼岛之争后，主张修改宪法的国民已占多数。

　　其次，保守右倾势力利用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以及日本社会的封闭、划一的特性，掀起一种对外强硬，对内实施国家主义统治的群众运动。日本的新闻媒体普遍右转，左倾及中间势力受到攻击。在这种社会思潮下，国际社会伸张正义，反击日本右倾势力的呼声，反而成为日本保守右倾势力获得国民支持的手段。进而形成安倍越敢于挑战中国，在国内支持率越高的怪圈。

　　而且，自民党在去年大选和今年的参议院选举中大获全胜，以安倍晋三、石破茂为首的自民党领导集团选定的候选人，多数和他们持相同的政治DNA。他们普遍支持修改和平宪法、参拜靖国神社、否认侵略历史，这两次选举改变了日本政坛的势力分布。公明党是自民党的执政伙伴，公明党一直声称是自民党的“刹车器”，帮助自民党修正过于右倾的政策。但公明党在12月6日帮助自民党强行通过《特定秘密保护法案》，该法案损害日本国民的知情权，助长日本政坛的密室政治。公明党为了保住执政党地位，无原则地追随自民党，进一步推动日本政治的右倾化。

　　日本社会的保守化倾向也在加剧，多数日本国民是战后出生的，他们没有经历过日本的军国主义时代和战争。日本的老龄人口已经占国民的四分之一，社会活力的降低和社会意识的保守化，成为“日本病”的起因。多年的经济低迷和政局动荡也是极端民族主义滋生的土壤，许多日本国民赞成修改和平宪法，走国家主义的发展道路。21世纪初以来，日本国民对中国的亲近感一路下滑。调查显示，2010年到2013年对中国没有亲近感的国民占90%左右。在这种民意的支持下，日本领导人对中国的强硬外交可以推高支持率，他们也就敢于挑战中国。

　　日本社会的保守化和日本政治的右倾化是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政治、社会和经济转型的必然结果。它成为“正常国家”只是时间问题，中国要应对日本的转变，必须做好“最坏的准备”，向“最好的方向努力”。日本正在经历少子高龄化的痛苦阶段，急需中国的市场维持现有的经济规模和国民福利水平。从长远来看，日本还是希望淡化钓鱼岛争端，发展全面的对华关系。中国也需要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所以两国求同存异，尽快找到搁置钓鱼岛争议的方法，有利于两国自身的发展，也有利于东亚各国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