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日，日本和平宪法迎来了它的生日。这部宪法被认为是“和平的路标”。然而，近来因和平宪法引起的“修宪风波”却让人们前所未有地将焦虑的目光集中于此。世界上很多国家都修改过宪法，但却几乎没有一个像当前日本推动的修宪这样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议论。日本的和平宪法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成为了保守右翼势力的眼中钉。从2013年1月起，即安倍晋三再次当选日本首相仅仅半月之后，几乎每个月都要对外表明推动修宪的主张，直至发出修宪与中韩无关的强硬言论。安倍激起的修宪浪潮席卷日本政坛，也震惊了中韩邻国乃至国际社会。

　　国内右翼民族主义思潮乏牵制

　　安倍修宪的举动牵涉国内外各种因素。从国内看，首先是以安倍为代表的保守政治势力急欲通过修宪，谋求日本“正常国家化”和军事崛起。进入21世纪，走“正常国家化”道路、成为世界政治军事大国日益上升为日本新世纪的总体国家战略。随着安倍上台，这一进程更是加快了步伐。与此同时，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世界格局变动也给日本带来强烈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于是安倍开始发力将“国防正常化”作为谋求全面大国地位的一环。现阶段日本为了实现国家战略目标，迫切想要摆脱“战后体制”、拥有“国防军”并获得对外行使武力的权力。无疑，和平宪法是实现其意图的最大障碍。

　　其次，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的氛围也对这一趋势有所助长。日本政治右倾化是指以政界整体保守化为背景，形成的具有右翼民族主义色彩的一股政治思潮。具体而言，它主要是指以日本政界和社会上各种右翼保守政治势力为核心，企图通过修改和平宪法并否定战后和平主义思潮、否认甚至美化战前侵略历史、在对外争端上示强动武等举措来实现国家政策右转，并进而达到重塑国家发展模式和战略等政治目的的一种政治潮流。当今的日本，受到内外困局的刺激，社会整体右转、右翼政党崛起并推动他党靠右行、媒体舆论挺右压左等怪象集中发生。这种右倾化经过两次钓鱼岛争端事件以及2012年众议院大选，及其后安倍上台的持续发酵，至今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日本国内的中道保守和自由主义“势力”急速萎缩和式微，中右和极右势力全面兴盛，修宪主张得以在社会大行其道——自日本宪法实施以来，政客们打破战后数十年来的政治禁忌，首次开始真正公开讨论这一问题。主张修宪的政治势力的能量大于反对和牵制的一派，安倍的修宪步伐难以遭到强有力的遏止。

　　美国“松绑”默认态度助长日本修宪

　　除去国内因素外，安倍修宪过程还受到来自外界的影响。和平宪法是二战的结果，是在美国的主导下加于日本的政治改革方案，美国如何看待安倍对战后秩序的挑战至关重要。可以看到，战后美国从现实战略需要出发，对日本宪法问题奉行了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态度。现在的迹象表明，美国对日本的修宪采取的是某种默认的态度。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5月2日表示，修宪是日本的内政行为，需要问日本人民，显出了一副无意干涉日本修宪的姿态。其深层的背景是，美国基于其多边制衡的战略需要，且迫于重返亚太资金与人力双重紧缺的窘境，希望看到一个实力更强、更有助于美国的日本。

　　近年来，不但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和约瑟夫·奈等亲日派势力发表多份战略报告支持日本修宪，就连对日本抱有戒心、注重亚太战略平衡和美中协调的传统战略派人士，也在变相地支持或认可日本修宪。例如，布热津斯基在2012年出版的《战略远见》一书中就表示“如果日本能在国际上更活跃、军事上能力更强，就能为全球稳定做出更多积极贡献”。所以，如果日本再施以某种比较巧妙的方式，例如让美国相信其修宪并不会改变“和平主义”精神（不修改第九条第一款）和军事“自我克制”，相反却可以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之下为美国承担更多的安全义务，那么从美国看来也许就没有理由一定要反对日本的修宪行动。对美国来说，日本不可触碰的红线实际只剩如下两条：其一是不能拥有核武器，其二是不能脱美入亚（即疏美亲中、中日合作并推动排美的地区一体化）。

　　 二战后国际正义与秩序重遭威胁

　　安倍此番推动修宪，似乎具备诸多有利条件，但其实仍面临不少国际国内的困难因素。即使安倍制定修宪两步走的策略（即先降低修宪门槛——争取先行修改九十六条，而后伺机推动真正的修宪），其前景仍然存在着变数。但不管如何，安倍的意图是要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解除法律对日本军事力量的束缚，为日本将自卫队最终升级为军队、重获动武权力铺平道路。这无疑将撼动宪法核心，抽去和平宪法的精髓。

　　修宪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修改的内容。世界主要大国多次修宪，只有日本引发了如此关注和疑问。同是二战的战败国，德国修宪59次却并没有引起国际社会和周边邻国的反弹和质疑。德国彻底反省并清算历史，积极推动并融入欧洲一体化，做了让人放心和修宪达标的德国。对比之下，日本修宪的“带病”特点就很明显了，这将给地区乃至国际社会带来重要影响。

　　第一，“带病修宪”和强势突破为国际社会带来隐患。和平宪法是在彻底否定日本战前侵略历史的基础上成立的，具有向国际社会承诺不会重蹈覆辙的性质，所以才叫“和平宪法”。日本如果对过去进行了彻底深刻的忏悔和反省，同时得到国内大多数国民的理解和支持，那么修宪不是不可以。但正相反，安倍及其内阁成员最近一系列的言行表明，其不但没有对过去做出深刻的忏悔和反省，甚至还以“侵略无定义”的态度，想把昔日的帝国荣光与当今日本的重振雄风联系起来。这种状况决定了日本是不具备资格和环境来修改和平宪法的。当前，安倍内阁以轻易降低修宪门槛的方式来推动修宪，安倍推动的这条强行修宪的右翼保守路线，是有可能让日本重蹈过去覆辙、给其国民带来灾难的不归之路。

　　第二，日本不顾地区其他国家反对声音修宪，对周边国家安全会产生很大的负能量作用。修改和平宪法，是为日本走向国防正常和军事大国松绑解禁，而其矛头所向最有可能的就是其邻国。日本的修宪动向和政治右倾化在国际政治和对外关系领域的延伸，就体现为一条保守亲美、宣扬新国家主义、推动“军事正常”等因素相混合的大国路线。这种路线对中日关系造成了冲击，直接影响到了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

　　第三，安倍修宪行为也是对国际社会和战后体制的撼动。和平宪法是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后作为二战战败国的秩序安排，目的是让日本从此走上和平发展道路。但日本通过修宪想成为一个可以拥有国家军队并行使武力的所谓“正常国家”，遂行外向的、攻势型的防务政策等。然而，日本一是对战前的侵略历史没有正确的认识和反省，二是在岛屿争端等问题上向二战后秩序安排进行公然的挑战：和战胜国一方的俄罗斯至今没有签订和平条约，将战胜国一方的中国有意无意视作“军事威胁”，并进行军力建设和武力对抗的准备等等。显然，日本通过修宪想取得的手段和达到的目的，是对二战后国际正义和秩序的挑战和威胁，是搅动国际社会和平与稳定的不安因素。

　　总之，和平宪法所代表的摈弃战争的决心以及战后和平发展路线，是日本能被国际社会接纳并迅速发展的重要条件。安倍推动的修宪将从根本上改变日本国家延续60多年的和平理念和相关宪政形式，为其“强军、派兵、动武”打开方便大门。如此修宪的结果，并不足以确保日本未来的和平和繁荣，反而使日本未来的战略走向可能变得更加难以预测，这不能不引起周边国家及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警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