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划分日本右翼势力
没有一个国家的右翼能像日本右翼那样吸引中国民众的视线。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荒唐的“购买钓鱼岛”事件发生后，日本右翼势力的言行再次受到中国民众的普遍关注。日本的“右翼势力”实际上由三个部分组成，即“右翼组织”、“右派政治家”、“右倾文人”。
“右翼”一词最初起源于法国。在法国大革命后的议会例会中,坐在议长左方的是激进的雅格宾派,坐在议长右方的是保守派。中庸的议长成为名义上的存在,政治在左右冲突中进行,胜者掌握权力。不过,日本的情形有所不同。本该属于议长的位置被国家官僚与权力者占有,他们成了多数派,而左右两翼却成了少数派。
“右翼组织”
日本的“右翼组织”源于幕末明初的“尊王攘夷”运动。就战前右翼而言，“玄洋社”是“国粹派”右翼组织的代表，也是日本右翼的源头组织,后来演变为黑龙会、浪人会、大日本生产党、大东塾等右翼组织。头山满、内田良平是其代表人物。“革新派”右翼组织的代表有老壮会、犹存社、经纶学盟等，北一辉是其代表人物。战前右翼组织对于日本盲目“入欧”带来日本社会价值观的崩溃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作为日本社会的“底流”,右翼组织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张扬一个世纪以来从未停止过。
战前右翼组织的“道统”是,对内坚持与腐败的政党、阻碍国民自由与平等的官僚、垄断利润的财阀进行坚决的斗争;对外主张亚细亚主义。变革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的现行体制、实现亚洲国家的维新是战前日本右翼组织的美好理想。但是,当日本的利益与亚洲其它国家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右翼的美好理想便被日本的现实利益所取代。于是,右翼组织的狭隘性便显露出来。天皇主义、日本主义、三反主义(反资本主义、反社会主义、反共产主义)、亚细亚主义是日本右翼的传统理念。
日本战败，战前的右翼组织基本被捣毁。战后初期，在美国的扶持下，一批“反共亲美”右翼组织成立，他们背离了传统右翼组织的理想与追求。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2年“新右翼”组织“一水会”成立为止。“新右翼”继承了传统右翼的“道统”，主张对美自立，倡导“文化天皇主义”，反对政治利用天皇，宣称要“团结尊重世界各民族”。“新右翼”志在唤醒民族意识，使战后缺乏思想的“右翼组织”复归右翼运动的“原点”。“新右翼”虽然人数不多，但其政治理念反映了当今一部分日本人的社会心理，其影响有不断扩大的趋势。目前，在日本相对有影响的右翼组织除了“新右翼”外，还有“行动右翼”。20世纪20年代成立的大日本国粹会是“行动右翼”的组织源头，“行动右翼”主要以出动街头宣传车的形式举行抗议示威活动。90年代后期，就“南京大屠杀”问题，他们曾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对中国表示抗议。
不过，不论是“行动右翼”还是“新右翼”，参加右翼组织的多属民间底层人士，甚至还有一些人是由黑社会组织转过来的。因此，其影响力及经济基础有限。几个月前，笔者曾就日本是否应该加入“TPP”问题采访了“行动右翼”负责人阿形充规和“新右翼”负责人木村三浩。两个人都表示坚决反对日本加入美国主导的“TPP”。但是，在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以及“领土问题”上，右翼组织从不掩饰自己对于日本国家利益以及信念的追求。据统计数字显示，日本的右翼组织约有10万人左右，实际上进行活动的人数不超过万人，影响有限。
“右派政治家”
与“右翼组织”的被冷落、被歧视相比，日本的“右派政治家”则影响可观。他们可以在国会以及各种场合，高谈阔论自己的政见，并通过选民赋予的权力，影响国家立法以及政府决策。“右派政治家”即所谓的“鹰派”，多指自民党内的“非主流派”和“新保守派”以及民主党内的“少壮鹰派”。岸信介、中曾根康弘、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麻生太郎、前原诚司等人具有代表性，他们多属“亲美派”。当然，“右派政治家”当中也有不反华的“亚洲派”、“民族派”，如小泽一郎、鸠山由纪夫等。另外，也有比较顽固的“保守派”平沼纠夫以及顽固的“反华分子”西村真悟等人。西村是第一个作为国会议员登上我国领土钓鱼群岛的日本右派政治家，他还积极支持“日本加油！全国行动委员会”的反华活动。
亲美反华右派政治家，常常在对华关系上兴风作浪。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的复兴以及中日国力消长的变化，日本右派政治家心理压力增大。他们不是把中国的发展看成机遇，而是面对中国的崛起耿耿于怀。加上美国的多年“栽培”，他们在制定对华外交政策上，百般刁难，走火入魔。其实，他们内心很空虚，面对军事外交不能真正独立，民族文化被嫁接，这股“无名火”常被发泄到中国人身上。每当右派政治家占主导或发挥重要作用时，中日关系就进入困难时期。小泉连续参拜靖国神社给中日关系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仍记忆犹新。当年，石原慎太郎以“效率不高”为由想把中国大卸七块，让人不寒而栗。今天，石原又以购买钓鱼岛的荒唐理由“聚敛钱财”。石原既对美国说“不”，也对中国说“不”，是个十足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
近20年来，在右派政治家的推动下，日本的“解释修宪”、“违宪立法”层出不穷。日本的防卫政策已由“专守防卫”走向“动态防卫”。官方长官的一纸发言就使“武器出口三原则”成为废纸。在“深化”日美同盟的过程中，行使集体自卫权已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近来，日本与美国、印度、菲律宾、澳大利亚频频互动，企图在海上围堵中国。
“右倾文人”
如论“煽风点火误导民意”，右翼组织和右派政治家在“右倾文人”面前都甘拜下风。渡部升一、平松茂雄、中西辉政、樱井良子、古森义久等人是日本“右倾文人”的典型代表。
90年代后期，日本人的历史观与中国观发生明显变化。日本“55年体制”崩溃和经济持续低迷以及中国崛起态势的出现，都使日本“右倾文人”产生严重的心理不适。他们著书立说，否定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并积极鼓吹“中国威胁论”。平松茂雄在《中国吞并日本》一书中危言耸听地说，“中国在建国100周年时将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这一国际秩序与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将形成对峙”。未来，东海将成为中国的“战略边疆”，以此为据点，中国将把台湾、朝鲜半岛以及日本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他认为，日本要么“屈服于中国”，要么“显示与美国坚固的同盟关系”。
右倾文人樱井良子在《中国---另类大国》一书中，给中国扣上了“扩张领土”、“捏造历史”、“污染环境”、“虚构的大国”等多顶帽子，说“中国的存在是老天赐给日本的永远的劫难”，她还鼓动日本政府将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作为对华外交的基础。
这些右倾文人，从中国的政治制度、外交政策到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一个不放地加以抨击和丑化。他们对中日关系的破坏程度远远大于右翼组织，也让右派政治家自愧不如。我们应密切关注右倾文人的言行，并对其破坏中日关系以及企图分裂中国的阴谋给予揭露和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