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11日发生在日本的地震、海啸、核泄漏灾害已经过去整整一年了，我们关心日本是否走出灾害的阴影，也关注日本在国运的转折时期能否克服结构性矛盾以及做出怎样的国家发展定位和发展战略。 

　　首先，尚未走出阴影，短期棘手问题突出。 

　　救灾与复兴推进缓慢。因3.11地震、海啸、核泄漏的发生，日本政府在2010年制订的2010-2020年《新经济增长战略》和《为实现新增长战略的三段式经济对策》尚未实施即已过时。为应对灾害，日本在2011年制定了《复兴基本法》等相关法律，采取了设立复兴厅、建立复兴特区、发行“震灾特别国债”、“复旧复兴财政转移支付”、灾民灾区减免个人所得税和法人税等措施，先后三次为救灾推出总额达19万亿日元的补充预算，特设以政府为担保的核泄漏损害赔偿机构等。但是，复合性灾害所带来的实际问题要比上述制度设计复杂得多。目前，核污染地区灾民的永久性安置、成千上万瓦砾山的焚烧与填埋、核污染地区垃圾的永久性处理和土地的除污工作等均困难重重，且核污染受害的判定及其赔偿纠纷的处理更将旷日持久。 

　　2011年经济状况也不容乐观。根据日本中央银行的预测，受国内外灾害、日元升值和欧债危机影响，2011年的经济增长为-0.4%； 根据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2011年日本贸易收支出现24,927亿日元赤字，为31年来首次。受到相对高位的工资成本和法人税率、日元升值、核电暂停带来的电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日本除汽车业继续走强外，家电、IT、造船等传统强项遭遇外部强势竞争，制造业加速海外转移的趋势不可避免。 

　　政局前景不明朗。社保与税制一体化改革是现政府为经济社会发展提出的举措，旨在调整税收与社保支出的结构性矛盾。围绕此举的有效性和妥当性问题执政党内外存在严重分歧，成为各方政治博弈的焦点。在此问题上，朝野主要政党的协调结果关系到是否提前进行众议院大选，而这次大选将意味着新兴地方政党“大阪维新会”对主要政党的强劲挑战，政界将为此大洗牌。日本的政治走向令人担忧。 

　　其次，长期结构性问题愈发严重。 

　　人口结构是导致十几年来经济低速爬行的主要因素。日本已经从经济高速增长期的“人口红利”时代进入经济成熟期的“人口重担”时代。截至2011年底，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已经达到23%，劳动人口与65岁以上老人的比率目前为2.8比1，劳动人口以每年1%的速度减少，对经济增长产生0.7%负面影响，与年0.7%的生产率增长相抵。 

　　财政结构的持续恶化。与前述人口结构问题相关，财政支出中社保支出的比例逐年上升，正在以每年1万亿日元的速度增长，成为财政最大结构性负担。公共债务（包括国债、借款和短期政府债券）余额在2011财年底约达985.36万亿日元，2012财年将新发44.2万亿日元国债和2.7万亿日元“复兴债”，到2012财年底公共债务余额将突破1000万亿日元。随着公共债务余额逐渐接近1400万亿日元的国民储蓄余额，国家信用的限度将也临近。 

　　政治结构制约日本难以形成改革共识。日本的政党政治远离民主政治初衷，越来越以维持政权为最高政治目标，更加利用舆论和受舆论所利用。形成这种结构的主要原因是后冷战时代以来日本朝野同归保守以及小选举区制度导致的政治家对舆论造势的严重依赖。在目前这种政党政治结构下，任何改革方策都会置政权本身于危险之中，因此其政治很难有所作为作为。 

　　再次，国家定位与外交战略回归保守传统。 

　　民主党现政权对国家定位与发展路径的选择回归到原自民党的老路。野田佳彦在其2011年发表的《我的政治哲学》中指出：“我们要下定决心，自己的国家自己保卫。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坚决坚持日美同盟”。从这个表述可见其政治传承与抱负的回归，实现“正常国家”仍是日本的国家目标和定位。而实现目标的路径则仍就是坚持日美同盟。这个政治大前提与坚持日美同盟之间如何构成逻辑关系？2011年12月14日玄叶光一郎的演讲给出解释：日本要在亚太地区网络合作关系的构建中发挥主导作用，因而深化日美同盟关系极为重要。可见，日本的抱负依旧，坚持日美同盟是日本根据力量对比做出的战略选择，是实现国家目标的手段。但“正常国家”目标与傍美的战略选择以及日本自身的客观条件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 

　　美国在2011年通过高调宣示战略重心东移和遏制中国“扩张”，稳住了日本这个首要同盟；借助3.11后的“朋友作战”加深了日本对美国的政治认同；利用日美2+2会谈机制强化了日美同盟的战略地位和区域安全作用。日本则把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作为日本的战略机遇，利用头号盟国的特殊身份，积极介入美国在亚太的战略行动，全力显示战略支撑点的作用。在美国财政状况下滑的背景下，同盟中的日本显然得到了更多的责任机会和更大的活动空间。日本已经在美国的默许下将武器出口三原则的特例扩大化，并对宪法第九条做出更加弹性的解释，不仅为行使集体自卫权铺平道路，也为日本军事获得更多自主性创造了条件。 

　　由于美国的战略部署和外交调整并非以日本的需要而设计，因此美国的任何动作，特别是中美之间的接触，必然牵动日本敏感的神经。日本一方面参与到美国制衡中国的战略之中，另一方面又抓住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机会，因而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找准自己的位置是日本的大事和难事，日本为此倡议建立三边关系。由于中、美、日三边关系不可能等同于中国与日美同盟的关系，因此以日美同盟为前提建立三边关系框架并不现实。日本的外交安全战略选择与谋求在中国市场长期发展的愿望之间也存在着结构性矛盾。  

　　可以预见，2012年的灾区复兴建设会带给日本经济较乐观的增长，电力成本的上升也将成为日本制造业技术升级的动力。但是，日本要克服上述诸多结构性矛盾，还需要经历较长时间的自我克服和忍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