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下旬，“安倍用2000亿日元拉拢，访问印度得到特殊优待”的消息，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安倍自2012年12月重新上台以来，以“俯瞰地球仪”视野倾力推动其所谓的“战略外交”，总共到访近30个国家，累计举行了120多场首脑会晤。安倍内阁的重要成员，尤其是副首相麻生、外相岸田和防相小野寺等人的足迹则更是遍及五大洲的数十个国家。很明显，安倍按照自己的外交日程表，出于制衡和对抗中国之需，把有关地区和国家按优先顺序急匆匆拉拢了一遍，而非洲、印度、欧洲、南太国家等，则成为2014年日本重点经营的地区。

　　安倍战略外交中的对华部分，被外界形象地称之为“围华外交”或“环绕外交”。安倍2013年10月在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的一次专访时声称，日本已做好了在亚洲制衡中国的准备。正如其言，一年多来，安倍内阁的外交活动绕着中国走却始终针对中国，欲借此种外交行为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与中国的较量，增加对华的博弈筹码及战略优势。尤其是在中日关系因钓鱼岛争端陷入低谷和僵局的形势下，其目的意在牵制和包围中国，欲以外在压力使中国在双边关系中就范，以接受日本的主张为前提来进行关系转圜与缓和。

　　安倍“围华外交”花样多 

　　安倍推动“围华外交”的路径，体现在地缘政治上，主要是强化日美同盟、利用日俄关系、拉拢东盟及南亚各国、涉足非洲及中东等。具体而言，又是以下几种方式展开的：

　　——向中国外交基础较好的地区及国家打“楔子”、搞“对冲”。其推出的大规模对非洲和对东盟合作新举措，安倍和麻生等政要接连访缅，安倍作为日本首脑时隔多年访问蒙、俄等，就属此举。

　　——拉拢与中国有矛盾和争端的国家。如，拉拢越、菲、印（度）等国家，尤其是对与中国有领土纷争的菲、越更是不惜施以援助，支持其联手对抗中国。

　　——拉拢在意识形态和全球公域（海天空网等）上与日本容易具有共同语言及利益的国家，例如英、法等西方发达国家。

　　——进军印度、中东、东南亚（尤其是中南半岛国家）和俄罗斯等重要的能源及市场国家，在确保资源能源供给的同时，以“中国+1”战略减少对中日经济合作的依赖，增加对华外交主动权。

　　安倍“围华外交”的基本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把强化日美同盟作为基础。安倍二次上台以来，一直表示强化日美同盟是重建日本外交的基础和第一步，为此他于2013年2月实现访美，以及早确认强化日美同盟的重要性及有关措施。而2013年10月安倍政权成立后的日美首次“2+2”会议则开启了具体的强化进程。会议声言“基于日益严峻的亚太安全环境”来“协商中长期的日美安全合作等议题”，决定2014年年底前完成新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修订工作。此次修改的背景，被认为主要是为了应对“中国日益频繁的海上扩张”以及钓鱼岛争端等威胁因素。

　　比起以往，双方在推动安全及防卫合作强化上落实了诸多具体措施：拓展合作，联手应对“新的威胁”及全球问题，尤其是在全球公域（网络和宇宙等）的规则制定和秩序管理方面；深化合作，双方就进一步在联合作战计划精细化、反导、情报、装备技术合作、共同训练等领域合作达成了诸多共识。可以看到，这些措施，很大一部分都是针对中国的。

　　二是将“价值观外交”作为纽带。安倍及其智囊们都非常重视利用价值观外交来制约中国。安倍等日本政要在政策演说中都高调表示要“立足于自由、民主主义、基本人权和法治等基本价值，展开战略外交”，把价值观外交作为战略外交的基础和重头戏。事实上也是如此，一年来，安倍几乎在所有的双多边首脑会谈中都要提及所谓的“共同价值观”，到处推销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价值观外交”。不但如此，安倍还把这种口号落实到政策行动中，上台后他就公然主张建立包含美日印澳在内的“民主安全菱形”这一准安全同盟来制衡中国。安倍提出的对东南亚外交新“五项原则”的第一条就是要“共同创造相同价值观”。

　　三是开展经济外交及经贸协力。以经济合作及援助为主的经济外交正是安倍战略外交拉拢各国、制衡中国的重要外交手段。其举措多为以下几种：直接提供政府资金援助，或免除债务；在基础设施领域加强合作，政府提供后援，帮助推销日本的技术、产品、基础设施等；兴建或帮助建设工业园，如援建印度的金奈—班加罗尔工业走廊项目、缅甸的迪洛瓦开发区等。

　　此外，安倍外交还从长远出发，注重掌握国际经贸规则权问题。最典型的是强势推动“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安倍显然将这一战略举措视为抢夺国际贸易规则制定权的重要机会，至少也是想以日美引领亚太经济合作，凭此站在经济秩序制高点，有效吸取亚太尤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利益。

　　四是推动安全及防务合作。安倍在其战略围华外交中加入了各种形式的安全合作内容，在“积极和平主义”幌子下，将保障“国际安全”、“共同安全”、“集体安全”作为新增长点和发力点。其借助的名目有如下几种：为解决全球性问题及非传统安全问题做出国际贡献；在全球重要的地缘战略区域维护共同秩序或和平，特别是以海洋安全为议题，如加大对印度洋及南海海上安全投入等；开展“防务合作”，帮助与中国有争端的周边国家菲、越等加强军事能力；构筑双多边安全对话机制，如与俄建立“2+2”机制，与蒙古、柬埔寨、老挝、土耳其、北约以及东欧国家等的安全对话及磋商等。

　　“围华外交”威胁到中国安全与发展 

　　进入21世纪后，尤其是历经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力对比逆转之后，围绕意识形态、领土争端、历史认识、安全保障等问题，中日矛盾全面上升并大幅激化，进入一种类似综合并发症的时期。日本对中国的戒备、对抗和防范意识进一步加剧，中国被认为是“日本外交最大的课题”和假想敌。要看到，日本应对中国崛起的长期性的大战略，并非单靠自己的军事发展或日美同盟，而是试图在全球范围内利用一切矛盾、联合广泛力量，以体系制衡和结构压迫的形式来全面应对中国的崛起。这可以说就是安倍外交的“战略要义”之所在。

　　在这一“顶层设计”的规范下，安倍围华外交对中国的发展及安全利益无疑造成了负能量效应，它具体表现在：

　　一是总体上加大了中国崛起困难系数。当前安倍对华战略总体上加剧了涉华国际博弈和大国角逐，对中国的内外各方面工作形成很多干扰，成为中国顺利崛起的一大扰乱因素。

　　二是对冲中国外交布局及基础。安倍“战略外交”的对象，很多是世界重要地区及国家，也是中国外交的重点工作对象，是较为关键和基础的部分。安倍式的合纵连横有可能损害中国与这些国家的传统关系。

　　三是严重影响中国周边环境安全。安倍紧密配合美国的亚太再平衡和印太战略，发挥组织者或串联者的角色，意图在中国周边编织针对中国的安全联盟和统一战线。安倍还上蹿下跳推动“安全外交”、“防务合作”，插手争端，在周边特别是海洋和空域方面针对中国搞煽风点火，制造麻烦。

　　四是对中国对外经贸形成竞争和挤压。安倍政府积极推动TPP，目的之一就是将来在对华经济竞争中占领制高点，继续获益得利。安倍上台后大力推动对外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加大对东盟、非洲等国家的经援力度，官民一体推动日对外投资及贸易活动。这些合作项目多是中国优势部门，例如道路、桥梁、高铁、电力工程等。这对于中国企业及外贸走出去开拓市场、发展合作，形成较大的竞争和挤压。

　　积极运筹，有效应对日本“围华外交” 

　　“日本问题”的处理具有极其重要示范效应和连锁作用，是中国和平发展路线是否具有说服力的试金石。为此，中国在对日战略上应积极运筹，做好应对工作。

　　一是要继续做好并统筹各项国内基础工作。从当前严峻的中日关系形势来看，对日工作已经是牵涉到方方面面的综合性课题，是系统对系统的竞争、运筹对运筹的比拼。对此，中国首先应做好三项国内工作，这也是根本性的工作：对日外交要做到国内一盘棋，统筹协调，一致对外，如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适时成立，有望很好解决这一问题；夯实硬实力基础，这包括经济的核心竞争力、自主知识产权、科技创新，也包括针对性加强国防科技及军力建设工作，有重点地发展先进武器装备等；抓好软实力工作，特别是要做好对外传播，宣示我和平发展方针、争取国际舆论和日本民众。

　　此外，还要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工作，发挥震慑和维权效果。特别是在战备方面，应该加强对日情况的掌握和研究，制定完善的作战预案，调整军事部署，提高后勤应急综合保障能力，深化军事科学研究等。

　　二是因地因事制宜，有针对性地防范不利影响。中国需密切关注日本围华外交动向，对日方打楔子、挖墙脚、掺沙子等外交举动要有跟踪和关注，不可掉以轻心。对其举动，中国要有针对性地主动巩固和发展中外关系，争取在中外日的三方关系格局中保持战略主动。必要时要针对性地对日本的“小动作”进行反制。例如，在多方势力交织和对峙的重要地区，中国应加强博弈，加大投入，以有效阻滞日美势力的介入和深入；对印度应着眼大局，从战略上拉住和稳住；对非洲应落实好合作举措，保持好强劲合作势头，提升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对俄罗斯要增加合作新领域和新潜力。同时，有些还需要提前布局，完善预案，例如需要统筹中非关系与安理会改革问题、亚太与印太的中日印美关系、东海与南海问题的联动等。

　　三是以我“全球再平衡”应对其“战略外交”。当前中国周边形势呈现“东急西缓”、“北稳南乱”的局面，中国在西太平洋方向面临的压力和挑战明显加大。日本及日美军事同盟合作围绕钓鱼岛及第一岛链，着力在太平洋方向对中国施压，中国面临其岛链封锁及军事威慑。这种局面对中国国家安全及顺利崛起构成了极大的威胁。相比之下，当前，美国面临成堆的国际国内难题，与中国相反是“东缓西急”、“内急外缓”，管理世界时往往有心无力，分身无术。所以，中国应对日本围华外交的全球攻势行为时，可以做如下大棋盘考虑：

　　稳定并搞好大国关系。例如，保持与美的良好沟通和合作，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增进与俄的良好协作关系；战略上稳住印、澳等国。以此，减少总体外交战略资源的分散和损耗，使日本难有大的战略作为余地。

　　积极经营周边外交。要经略南海周边，做好东盟工作，增信释疑，拉越压菲，减少日本可乘之机。要落实西进和南下（前出印度洋）战略，建设新陆海丝绸之路和经济回廊，进一步构筑互惠命运共同体，夯实周边战略依托带及对日“防火墙”。要适当借助俄、韩等牵制性力量。中俄传统友谊深厚，日韩处于矛盾尖锐爆发期，而俄、韩与日本都有领土争端。以历史问题和战后秩序为抓手，适当联手俄、韩，可起到牵制日本的作用。

　　着力推进东亚尤其是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要推进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区建设，创造中日共同发展的平台，增加两国共同利益，在地区共同利益的大背景下软化和弱化两国矛盾的影响。同时，把握时机，集中精力和资源处理和解决中日双边海洋争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