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距今已有70多年。在中日两国之间，民众的历史记忆存在严重分歧。特别是随着时间流逝，当初亲历过战争以及在战争年代生活过的人已相继离世，大多数日本人所记忆的战争已经与战争的历史事实有了相当大的距离。因此，研究日本人的战争记忆问题，以及思考中日等国如何重构和共享接近历史事实的共同战争记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近期，《国际先驱导报》就此问题专访日本问题专家胡澎，请她为读者分析相关问题。

　　本报记者 刘华 发自北京

　　日本人战争记忆呈现“受害者”意识

　　《国际先驱导报》：首先，能否请您介绍一下什么是学术概念中的“战争记忆”？

　　胡澎：二战结束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日两国学术界在研究日本侵华战争时，更多的是关注日本发动战争的政治过程、军事过程以及日本的战争责任等问题，战争记忆的研究尚不够充分。战争记忆研究源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学术界兴起的“记忆”研究。战争记忆是关于战争的历史记忆，战争记忆既有个体记忆，也有集体记忆、民族记忆。同时，战争记忆可以被记忆者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或遗忘，也可以被权力操控和建构。因个体经验的不同以及作为共同体的集体、民族在战争中所处的立场不同，战争记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甚至是截然相反的。

　　战争记忆不仅仅是历史问题，同时也是现实问题。战争记忆关系到我们如何对待我们民族自己的历史，关系到我们如何看待与我们历史纠缠在一起的他民族的历史。同时，战争记忆又与未来有着密切的关系，曾经的战争加害国如何卸下历史的重负，通过反省、自赎，获得受害国的宽恕并达成和解，对日本国家的发展道路、乃至对东亚的和平、稳定都至关重要。

　　Q：那么，据您的研究，日本的战争记忆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呢？

　　A：距离上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已经结束了70多年，但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日本人的战争记忆呈现出感情色彩浓厚、片面与选择性遗忘的特点，战争记忆与战争事实之间存在冲突与断裂现象。日本人的战争记忆与中国人的战争记忆有着较大出入。

　　正如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所言，“每年8月15日，在中国是抗战胜利纪念日，在日本则被视为终战、战败纪念日。在迎接这一天的时候，两国电视播放的画面是不同的。在中国所放映的是抗日战争场面，登场的是残酷无道的日军官兵和与其英勇战斗的农民或士兵；在日本放映的则是东京大空袭，广岛，冲绳，硫黄岛。日本人的感情记忆里几乎没有侵略中国的体验。如果有，也只是在如东史郎那样的退役军官、士兵那里。但是，他们的大多数已是八十岁以上的老人，而且多数人将战争记忆封存于自己的内心不愿讲述。”

　　研究日本人的战争记忆，需要关注以下现象：日本具有侵略战争“加害方”与原子弹“受害方”的双重身份；日本民众既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战时体制下又是侵略战争的参与者和直接或间接的支持者；日本国内既有否定战争性质的历史修正主义，又有客观记忆战争的和平民主主义；作为个体的日本人，有的战时参与战争或支持战时体制，战后又成为了反战和平的捍卫者；“本土”日本人与冲绳日本人在战争记忆上出现乖离；战后出生的一代通过历史教科书、博物馆、影视文学作品等媒介获得的战争记忆与战争的史实有着较大出入等等。

　　不可否认，由于个体和群体的不同，日本人对战争经验、战争记忆、战争认识也不尽相同，但似乎不能回避的一点，就是战争“受害者”意识已上升为日本人的集体记忆和民族记忆。当今大多数日本人的战争记忆是片面、扭曲和中断的，呈现出强烈的受害意识。战时物质生活的窘困、家庭破碎、亲人离散、东京大空袭、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等，构成了日本人对战争的主流记忆。日本人牢记着两个与战争有关的日子，一个是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纪念日，另一个是8月6日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日。8月15日在日本通常被称为“终战日” ，这一表述回避了“战败日”、“无条件投降日”的字眼，同时也回避了那场战争承载的罪恶和教训。

　　每年的8月6日，广岛和平纪念公园都会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悼念原子弹爆炸中的无辜牺牲者，日本各大新闻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广岛的“受害”，构成一个战争“受害者”的想像的共同体。这一天，很少有人去深究战争是谁发动的？日本军人在海外战场都做了些什么？为何日本会遭到原子弹爆炸？西方一些学者曾尖锐地指出日本人片面的战争受害者记忆。德国学者沃尔夫冈·施文特克曾说：“卢沟桥事变或者珍珠港事件在日本人的战争记忆中并未占据显著位置，反倒是冲绳、广岛和长崎留下了深刻印象。简而言之，在日本，受害者的角色比罪犯的认知要强大得多。”

　　作为个体的日本人对战争年代遭遇的苦难以及丧亲之痛有着深刻而痛苦的记忆，这本无可厚非。然而，当个体身体体验的战争受害记忆上升为日本人的集体记忆乃至民族记忆，一味沉浸在本民族的受害情绪中，甚至以战争受害者自居，对被侵略国家民众的伤痛和感情缺少体察，甚至漠视、轻视、无视，则是错误和危险的。

　　当日本人的战争“受害意识”被固定化以后，面对中韩两国对日本正视历史、反省和道歉的要求，对劳工和“慰安妇”予以道歉和赔偿等要求，有相当数量的包括政治家、知识分子和民众在内的日本人难免反感和抵触心理。其意识深处潜藏着这样的逻辑：作为战争受害方的日本为什么要对战争反省、忏悔和道歉？

　　日本右翼试图涂抹历史记忆

　　Q：近年来，日本一些人也在试图“建构”基于右翼史观的历史记忆。

　　A：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作为战争加害者的记忆被抹消或选择性地忘却，大多数日本已习惯置身于受害者的立场去记忆战争，缺少从加害者的角度去反思战争，思考战争责任，这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日本民族保守主义思潮的大行其道有关，同时，也受到历史修正主义的影响。

　　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政要多次参拜靖国神社，一些民族保守主义政治家、历史修正主义者、右派媒体人一直抵制对那场侵略战争的否定性评价，不断抛出否认南京大屠杀言论，对强制劳工、三光作战、从军“慰安妇”、七三一细菌部队、日军遗留生化武器等战争遗留问题否认、抹杀或故意缩小。凡是客观反映日军加害行为的叙述均被扣上所谓“自虐史观”、“反日史观”的帽子加以攻击。施文特克曾对此指出，“自民党的政治领袖、文化领域的官僚和国家媒体的一部分在当前组成了一个意见垄断集团，他们出于政治的目的把历史加以工具化利用。”

　　此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出现了一批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等右派保守组织，还有一批右翼学者。他们编辑出版了多部宣扬、美化、掩饰日本侵略战争的书籍，一个民族的历史是通过历史教科书建构、记忆和传承的。2001年，文部科学省还审查通过了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主导编写、扶桑社出版的初中历史教科书。该教科书蔑视亚洲、将统治韩国殖民地正当化，主张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等历史事实都是伪造的，对日本侵略战争进行肯定和美化。

　　在日本政治权力的操控以及错误历史观念的影响和推动下，日本从侵略战争的“发动者”、“加害者”同时也是战争“受害者”的身份置换成了战争“受害者”。在巧妙的概念偷换以及有选择性记忆的建构之下，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遗忘了日本是战争的“发动者”、“加害者”、“参与者”，习惯于将日本定格于“受害者”的立场。作为战争“加害者”的立场和记忆的遗忘与缺失，以及对战争“受害者”意识和记忆的强调和传承，其后果是严重的，与中、韩等被侵略国家的民众的战争记忆发生了严重的背离。

　　民间有识之士努力保留客观记忆

　　Q：在日本民间，也时常能够看到一些努力保留客观历史记忆的人，他们对于日本社会的作用如何？

　　A：二战结束至今，针对否认侵略战争历史史实，否认侵略战争性质的逆流，一些爱好和平的日本人和日本民间组织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不但作为战争的受害者来反思战争，同时也站在加害者的立场，思考和研究日本的战争责任。在对抗日本右翼团体和右翼政治家的错误历史言论，捍卫历史真实和客观记忆战争等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

　　这些民间团体数量众多，有以反对化学、细菌、核武器为己任的“日本ABC企划委员会”、支持日军细菌战受害者索赔的“要求国家赔偿七三一部队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律师团”、针对否认南京大屠杀舆论成立的“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以及支援中国战时被抢掳劳工、要求日本国家赔偿的“日中劳动者交流会”、“支持中国人战争受害者要求会”等等。有些团体规模不大，但深入日军侵略过的国家采访战争的受害者、幸存者，亲手调查、搜集战争期间日本军队的罪行和证据。有的团体顶着右翼势力的压力，克服经费紧张等困难，编辑有关侵略战争的资料集、发行简报、举办演讲会、展示会。

　　为了阻止各地教育委员会采用扶桑版右翼教科书，一些民间团体分别在2001年和2005年发起了两轮“让扶桑版教科书采用率为零”的运动。“日本律师联合会”中一些具有正义感和良知的律师不但关注中、韩等亚洲各国对日民间索赔运动，还从法律、道义、人力和资金等方面提供了支持。

　　著名历史学家家永三郎在其编写的《新日本史》教科书中记载了日本在二战中所犯罪行。为抗议文部省的删改，与之打了长达35年的官司。《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是第一个站出来，全面采访、全面揭露日军侵华罪行的日本记者，也是第一个将整个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告诉日本人民的学者，《南京大屠杀始末采访录》等多部关于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的书籍让日本读者了解到这段尘封的加害历史。这些有良知的日本学者、知识分子、普通民众既有战争受害者的意识，同时又具备战争加害责任的自觉，是针对日本人片面选择受害者记忆而做的努力。

　　中日能否共享战争记忆？

　　Q：在您看来，中日作为那场战争的当事者，是否有可能共享战争记忆？针对日本片面强调受害经验、回避加害经验的战争记忆，能否形成超越民族感情的记忆，形成一种公正、理性的认识？

　　A：记忆共享需要战争加害方和受害方的共同努力。战争加害方需要对战争的清醒认知，对加害行为悔罪，从而达成自赎，从而使得战争受害方宽恕与和解。自我救赎的实现时需要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超越“国家利益”、对自己国家历史予以批判是艰难、痛苦的。

　　令人欣慰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社会运动中，日本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民众与中国、韩国的研究机构、学者、市民团体开展了各种交流、声援和相互支持的活动。例如，在“慰安妇”问题上，日本一些市民组织，特别是一些妇女团体对中国和韩国的“慰安妇”幸存者进行了大量的采访、调查和研究，对山西盂县“慰安妇”幸存者的对日索赔进行了声援。近几年，中日韩学者及民间团体合作编写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共同举办的“历史认识与东亚和平”研讨会,显示了中日韩三国的有识之士正在尝试跨越国境、共享战争记忆的道路。虽然这些正义的力量和努力还很微弱，其社会影响力尚不足以左右日本政治和国家走向，但我们仍从其中看到了希望。

　　挖掘和公开战争受害方个体的、民族的战争记忆进行，使其升华为具有广泛认同的东亚记忆乃至全人类的历史记忆，这也是战争记忆共享的重要部分。中国政府将12月13日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在这一天各界举行大规模的公祭活动。这是将南京大屠杀上升到人类共同悲剧的高度，以引起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并于2015年的这一天举行了大阅兵。这是把中国的抗日战争视为反法西斯东方主战场，在世界范围与人类共识对接。同时，中国近年来也在加强战争受害者的证言、书信、日记等史料收集和整理工作，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一系列有关战争记忆的书籍相继出版。在日益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当今，这些收集和整理，将会让日本人了解中国民众的受害经历，修正日本人片面的战争受害者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