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白宫宣布“第一夫人”米歇尔将于3月中旬赴日访问，此次访问目的在于“支持少女受教育”。而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认为，米歇尔此次访问的真正原因，其实是为了安抚日本民众“受伤的心”。据悉，美国总统奥巴马2014年4月访日期间，米歇尔并未随行，这令日方深感不安。相比于此前米歇尔带着两个女儿高调访华，日本舆论认为，这表明美国在战略上越来越重视中国，日本作为美国“顶级盟友”的地位受到动摇。

　　在当今世界大国关系中，美日关系或许称得上是最奇特的一对。二战结束后，美日之间逐渐形成了“美主日从”的关系模式，即便在日本经济实力攀至世界第二时，这一模式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离了美国就没有安全感”的“从属式依赖”，有时令日本人自己都感到费解。

　　为什么战后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如此依赖美国？曾有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战后日美关系的成因进行过解读。作为一名深谙日本茶道的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文化室主任张建立研究员另辟蹊径，从茶道、将棋等日本艺道文化着眼，运用心理文化学方法，通过剖析根植于日本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情感模式、交换模式、行为模式、社会心理模式等国民性特点，进而解开“令人费解”的日本外交模式背后的“文化密码”。

对美顺从源于亲子模式认知

　　“从心理文化学角度看，所谓‘国际关系’可以转化为国家行为体对外部世界的反应和行为模式，这种模式归根到底是处理国内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反映。”在张建立看来，日美关系“美主日从”的特点与日本人“亲子模式”的主从关系具有很大相似性。

　　在日本亲子关系中，“娇宠”心理是一根重要的情感纽带。所谓“娇宠”心理，是以“地位差”和“权威”为前提，下位者对上位者依赖并服从，同时从上位者那里得到娇宠、爱护和帮助。

　　“人际关系模式在无意识层面起着作用。日本人不仅易于按照亲子模式处理人际关系，也倾向于依此处理国际关系。”张建立解释道，二战前，日本曾认为自己已高居国际等级制的金字塔顶端，“大东亚共荣圈”就是以日本亲子关系为架构想象出的一种秩序；二战后，这一“梦想”虽然破灭，但其以亲子模式来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行为模式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不同的是，这一回，处于其“亲子关系”秩序顶端的换成了美国。“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日本人才会表现出不仅令美国人也令日本人自己都费解的顺从。”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趋于用权力（power）来解释国家间形成的非对称性依赖关系。但张建立认为，以日本的综合实力，仅以权力无法完全解释其对美的极度顺从。从与他国比较来看，“美国通过战争对越南、伊拉克、阿富汗等国家组织体层面的摧毁也不可谓不彻底，但没有一个国家让美国再度尝到当年改造日本的成功之喜悦。”

将美国视为大“家元”

　　“亲子模式”只是解读日本外交模式的角度之一。在刚刚荣获第七届“孙平化日本学学术奖励基金”专著类一等奖的《艺道与日本国民性——以茶道和将棋为例》中，张建立剖析了日本社会特有的家元制度。

　　所谓家元制度，“是保障各类技能尤其是传统工艺技能代代世袭传承的重要制度”，它是从亲属关系原则衍伸到次级团体中的产物。家元制度等级分明，位于等级顶端的大家长被称为“家元”，具有绝对权威。

　　家元组织广泛存在于日本社会中，尤以茶道、棋道、香道、花道、歌道等艺道领域为代表。最早将家元制度放入比较文化视野中考察的美国心理文化学家许烺光认为，日本的“家元”与中国的“宗族”、印度的“种姓”、美国的“俱乐部”一样，是日本社会重要的“二次集团”。

　　“家元制度是日本社会组织的一个缩影，在日本文化传承中具有不可小视的重要作用。它作为一种隐型社会结构、一种文化基因，渗透到日本社会的各个层面。” 张建立告诉记者，在日本政治结构中，最大的“家元”就是天皇，而在寺院中，大住持也相当于一个大“家元”。同样，这种民族文化心理也不自觉地投射到日本对国际秩序的认知中。在日本人看来，战后国际秩序中，占领了日本、综合国力世界第一的美国，就是国际社会的大“家元”。

　　在家元制度观念与“亲子模式”的“娇宠”心理双重作用下，日本人不仅认同、服从和依赖于美国这个大“家元”，同时也期待能够得到“家元”的庇护和帮助。“正是由于这种心理，当美国没有按照日本的期待，在一些地区事务和国际问题上给予其‘应有的’娇宠、爱护和帮助时，日本就开始感到焦躁不安。”张建立说道。

　　不过，张建立补充说，随着日本少子老龄化、个人化及由此带来的日本人亲属体系的变迁，“家元”这种隐型社会结构也必然会受到影响而发生改变，由此对日本的内政外交乃至国际格局的变化将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值得格外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