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授予100名国内人士“改革先锋”称号，同时还向10位外国友人颁发了“中国改革友谊奖章”，其中两位是中国人民熟悉的日本朋友——“国际知名企业参与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松下幸之助，和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支持我国改革开放的政治家大平正芳。他们的获奖是对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做出贡献的所有日本友人的嘉奖，表明中国政府和人民没有忘记日本政府、日本友人对改革开放的帮助和支持，并对此心怀感谢。

松下幸之助：参与中国开放的先行者

　　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百废待兴。中国在劳动力、土地等方面有很强的优势，对外国先进设备与技术有着旺盛的需求，但苦于资金不足、技术欠缺，而日本在技术、资金、管理等方面有独特的优势。中日两国优势互补、相互需要，且地理和文化十分接近，这些因素使得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将日本作为中国现代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的参照系，非常注重吸收和借鉴日本的先进的科技成果、建设经验和企业管理经验。

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期间与夫人卓琳一起会见松下幸之助（前排右一）。

　　邓小平在1978年访日期间考察了日本的城乡与产业，参观了新日铁公司、日产汽车公司和松下电器公司，深切感受到了中日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在邓小平看来，日本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它的许多技术、经验是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的。日本既是中国现代化的老师，又是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邓小平对松下电器公司的参观以及与松下电器创始人松下幸之助的会晤，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当时，邓小平对83岁高龄的松下幸之助说：“松下老先生，你能否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帮点忙？”松下幸之助爽快允诺，表示愿意支持中国实现现代化和中国的电子工业的发展。邓小平在松下电器公司的纪念册上写下了“中日友好前程似锦”的题词。1979年6月松下幸之助访华，邓小平又同他进行了多次深入的交谈。松下幸之助就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企业管理问题以及同外国进行技术合作和合资等问题坦率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之后，松下公司开始了对中国的投资与合作，先后将一些先进技术传授给了中国。1987年在华合资成立了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双方投资规模达到248亿日元，成为当时最大的中日合资企业。松下电器进入中国不仅实现了松下幸之助当年的承诺，也带动了东芝、日立、索尼等一批著名的日本电子企业来中国投资设厂。20世纪80年代，以松下电器为代表的日本电器产品以其先进的技术和高品质赢得了中国消费者的认可。松下幸之助也成为众多中国企业家的偶像，松下的企业管理制度、经营理念、管理哲学成为中国企业所学习的榜样。

　　改革开放初期，日本成为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最大技术提供国，同时，也在中国掀起了一股“日本热”。大批中国考察团赴日访问，大量日本专家、学者来华讲课、传经送宝。中日两国政府、民间各领域、各层次的交流日趋活跃，经贸、技术合作尤为突出，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徐徐拉开。

大平正芳：践行和平友好条约精神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外部因素中，日本无疑占有重要且突出的位置，特别是与日本政治家大平正芳（1910〜1980年）有着极深的渊源。大平正芳堪称是一代日本政治家的典范，他善于审时度势，顺应日本民众愿望，积极承担改善中日关系的历史重任。1972年9月他作为外相随田中角荣首相访华，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有密切接触。他敢于正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中国的历史事实，并对此深表遗憾和忏悔。特别是他顶住日本政坛反对派势力的压力提出的“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得到中方接受，被写入两国政府的联合声明中。他于1978年底出任日本首相，于1980年病逝于任上。从中日关系解冻到实现邦交正常化，从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到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大平正芳可谓功不可没。他去世后，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外相伊东正义时曾满怀感情地说道：“大平正芳先生的去世，使中国失去了一位很好的朋友，对我个人来说，也是失掉了一位很好的朋友。感到非常惋惜。尽管他去世了，中国人民还会记住他的名字。”

1979年12月邓小平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

“翻两番是在大平先生启发下确定的”

　　邓小平1978年访日前后和访日期间发表的一些重要论述，体现了邓小平对中日关系的重视、对中国改革开放中日本因素的重视。改革开放初期的许多重大决策和对形势的估计，以及“小康社会”“翻两番”“中国式的现代化”等概念，也是邓小平与日本客人谈话中提出来的。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与大平正芳首相会谈时，谈到了中国现代化蓝图，首次提出了“小康”的概念，即国民生产总值年人均达到800美元。之后，邓小平再不同场合多次提到与大平的这次谈话。如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说：“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是在这次谈话中形成的。”1988年8月26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竹下登时说：“我们提出在本世纪内经济翻两番，是在大平先生的启发下确定的。”

　　“小康”“翻两番”不仅是中国人民美好新生活的目标，还包含着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建设的全局性战略部署。1981年11月，“小康”被写入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1982年党的十二大正式将“小康”确定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到20世纪末的奋斗目标，“奔小康”成为整个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1987年10月举行的中共十三大，根据中国国情和邓小平的思考设计，确定20世纪后20年和21世纪前50年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追根溯源，中国改革开放的宏伟蓝图和目标制订不能不说也有大平正芳的一份功劳。

日元贷款解燃眉之急

　　中国改革开放后改变了不接受外国政府资金的方针，日本成为最早向中国提供援助的国家。1979年12月，大平正芳首相访华时宣布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和技术合作，用于港口、铁路、水电站等基本建设项目。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接受的首笔双边政府间贷款，对于当时百废待兴、资金短缺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笔至关重要的外汇来源。

　　日元贷款利率低、数额大、没有附加条件，体现着日本政府的外交政策。大平内阁之后，铃木善幸、中曾根康弘、竹下登三届内阁均继承了大平内阁的对华日元贷款政策。日元贷款一直持续到2008年，长达近30年。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日元贷款成功援建了宝山钢铁公司一号高炉、鞍山钢铁公司、京秦铁路、北京新首都机场等众多大型项目，促进了中国的交通、运输、通讯、农林、城建、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中国领导人对日本政府的日元贷款始终给予高度重视，并多次表示了感谢。

“大平班”培养了大批日语人才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掀起了日语学习的浪潮。但当时中国的日语教师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十分有限，无法满足民众日益高涨的学习日语的热情。1979年大平正芳首相访华时，两国就进一步促进文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达成共识。大平决定在人才培养方面为中国提供无偿援助。1980年8月11日在北京正式设立了“全国日语教师培训班”，该培训班也被亲切地称之为“大平班”。培训班延续了五年，日方先后派遣了近百名优秀的专家、学者任教，来自中国160所大学的600名经过选拔的日语教师分期分批接受了为期一年的日语培训。这一批批学员均成长为中国日语教育界的中坚力量以及中国日本研究界的骨干，至今仍活跃在日本语教学和日本研究领域的第一线。“大平班”堪称中日两国教育、文化领域里交流时间最长、成果最为丰硕的项目。

　　40年来，中日关系尽管出现了多次低谷，也存在着诸多困扰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两国政治家和各界人士的不懈努力下，中日关系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两国经济联系日趋紧密，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形成了互惠互补、互利互赢的良好局面。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本文刊登在《世界知识》2019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