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以来，在中日两国领导和各方的努力下，中日关系已回归到正常的轨迹上，双方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得到了拓展和深化。作为两国关系回暖的象征之一，去年4月，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时隔8年得以重启。作为世界第二和第三经济体，中日两国加深合作和沟通，不仅有利于两国的实际利益，对稳定地区和世界经济格局也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人之相交贵在知心，国之相交在于民相亲”。中日两国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而两国国民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是中日两国交流的基础。中日人员交流的历史，从文献资料可以上溯到公元一世纪的汉代。《汉书·地理志》中写道： “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 ”,此处所说“倭人”即是指在日本南部九州地区生活的人群。《后汉书·东夷列传》又写道：“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绶”。可见在几乎两千年前，中日之间就有了密切的人员往来。

　　及至唐代，中日交往更是盛况空前。自贞观年间开始，日本一共向中国大陆派遣了19批次的遣唐使。每次所派遣唐使团规模都很庞大，最多的时候曾达到了600人。伴随使团到达大唐帝国的还有大批的留学生和留学僧，他们中的大部分长期在中国学习、生活，并且将唐朝先进的文化、社会制度传播到日本。这些人对奈良、平安时代日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比如膳大丘、大和长冈、菅原娓成、吉备真备、玄防、空海等等，他们或是精通儒学，回国后将四书五经用于精英教学；或是熟悉唐朝法律，依照唐律制定了日本的律令制度；或是虔心学佛，将中国大陆的佛教传到日本成为一代宗师。其中也有留在唐朝任职的，最为著名的就是中国名字为晁衡的阿倍仲麻吕。阿倍仲麻吕在唐朝生活了54年，其人品和学识都得到玄宗皇帝的认可，先后任校书、左补阙、秘书监、左散骑常侍和镇南都护等职。诗人王维、李白、都与他有过亲密交往。李白更是因误以为他遭遇海难，特意为阿倍仲麻吕写下悼念七律：“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同时期从中国大陆去往日本的人员虽然不多，但像被后世日本人称为“天平之甍”（天平时代文化的最高峰）冒死六次东渡日本的鉴真和尚，不仅向日本传授了佛法戒律，创立了日本律宗，还在建筑、医药、书法等方面加深了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两宋时代，中日两国间人员的往来同样非常频繁。《宋史·列传》中有这样的记载：“日本国者，本倭奴国也。自以其国近日所出，故以日本为名；或云恶其旧名改之也。其地东西南北各数千里，西南至海，东北隅隔以大山，山外即毛人国。 自后汉始朝贡，历魏、晋、宋、隋皆来贡，唐永徽、显庆、长安、开元、天宝、 上元、贞元、元和、开成中，并遣使入朝”。宋朝的程朱理学及禅宗对日本的思想文化产生了极大影响，而宋、日海上贸易也改变了日本武士阶层的生活习惯。

　　及至明代，中日两国在文化、经济层面的交往因航海技术高度发达，盛行海上贸易而继续得到发展。如《明史·外国列传》所书：“日本，古倭奴国。唐咸亨初，改日本，以近东海日出而名也。地环海，惟东北限大山，有五畿、七道、三岛，共一百十五州，统五百八十七郡。其小国数十，皆服属焉。国小者百里，大不过五百里。户小者千，多不过一二万。国主世以王为姓，群臣亦世官。宋以前皆通中国，朝贡不绝，事具前史”。明朝对当时日本的总体情况已经有了详细的了解。尽管由于前期的海禁政策以及后期的倭寇之乱，中日高层之间的交往不再延续前例，但是明朝大量的生丝、织品、明钱及书籍出口到日本，日本的硫黄、铜等矿物、扇子、刀剑、漆器和屏风等工艺品被交换到了明朝。贯穿明代，勘合贸易和地方政府的交流一直没有停止过。明清交替之际，更有不少文人志士流亡到了日本，朱子学也正是在那个时期在日本成为了官学。

　　步入近代，由于日本奉行军国主义战略、四处侵略扩张，给亚洲近邻尤其是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同时，对外侵略战争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毫无疑问，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是中日近代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中日老一辈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从那一刻起，两国关系回到了正常的轨道上。从1972年至今，中日两国的人员往来从当初每年的几万人次发展到今天的超1000万人次，贸易额也从几十亿美元上升到今天的超3000亿美元。显而易见，友好交往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巨大利益。

　　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中日双方应该把握机会，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增进理解，强化包括文化交流领域在内的全面合作，共同推进亚太区域一体化进程，携手共建世界和平繁荣。（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赵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