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29日，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在东京去世，享年101岁。他的一生波澜起伏，横跨大正、昭和、平成及令和四个时代，是日本战后政治史上屈指可数的“政治强人”，给日本留下了相当丰富的政治遗产。

波澜起伏的人生

    1918年5月，中曾根康弘出生于日本群马县高崎市，在富裕家庭中长大并受到良好教育。194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法学院政治科学系，并入职内务省。此时正值日本侵略战争期间，根据短期服役制度，中曾根应召加入海军，被编入3000多工人组成的营设班，跟随海军运输船队奔赴菲律宾。在那里，中曾根经历了惨烈的海战，目睹了战友的战死。他曾在回忆录中表示，对战争的鲜活体验促使他重新思考历史与和平的问题，并立志成为政治家。

2008年5月8日，中曾根康弘前首相在日本东京千代田区平河町他所创办的世界和平研究所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挥笔写下他的俳句旧作：“日暮夕阳残，百蝉犹争鸣”。

    战争结束后，被升为少佐的中曾根脱下军装重返内务省，但1946年他就辞去官职，投身政界。1947年，29岁的中曾根在日本首次众议院选举中当选众议员，并自此连续20次当选。1959年，中曾根受岸信介首相邀请入阁，担任科学技术厅长官。此后，他又在佐藤荣作执政时任运输相、防相及自民党总务会长，在田中角荣内阁任通产相、科学技术厅长官，在三木武夫执政时担任自民党干事长，在铃木善幸内阁任行政管理厅长官。在1982年11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时年64岁的中曾根胜选，由此接替铃木善幸任首相直到1987年，执政时长共计四年零11个月（1806天），在战后首相中排名第五，仅次于安倍晋三、佐藤荣作、吉田茂和小泉纯一郎。

    卸任首相后，中曾根仍活跃在政治舞台上，1988年他主导建立了“世界和平研究所”并一直担任会长。1991年海湾危机时还作为日本政府中东特使，前往伊拉克与萨达姆会谈，促成被困该国的日本人回国。1997年他成为日本宪政史上第四位担任国会议员满50年者，同年被授予日本最高等级勋章——大勋位菊花大勋章，是日本宪政史上继吉田茂、佐藤荣作后第三位在世时即被授予该勋章的非皇族日本人。2003年中曾根宣布不再参选议员，从而正式退出政治舞台，但仍以“战后政治元老”的身份，就各种政治议题发声。

    中曾根康弘生育一儿两女，儿子中曾根弘文（生于1945年）于1986年当选议员，曾担任麻生太郎内阁外相、自民党参议院议员会长等职。弘文之子（即中曾根康弘之孙）中曾根康隆（生于1982年）已于2017年当选议员。

鲜明的政治风格

    中曾根康弘是“战后日本政治的弄潮儿”，有着个性鲜明的政治行事风格。初入政坛时就以其血气方刚的性格，在国会语出惊人，崭露头角，1952年还在国会公开表示昭和天皇应为战败负责，一时震动政坛。中曾根善于辩论，即使后来担任内阁大臣乃至首相，也没有改变自己强硬犀利、乃至有些简单粗暴的话语风格，时遭舆论批评。

    在日本政坛，中曾根尽管经常以“非主流派”姿态示人，但仍能以灵活的政治手腕左右逢源，以“关键少数”身份进退于各派之间，因此被讽为“风向鸡”，但中曾根不以为意，反称“搞政治就应当了解并顺应风向”。上世纪60年代，中曾根曾批评佐藤荣作是“右翼单肺内阁”，但旋即接受佐藤邀请入阁，政治地位不断上升。在70年代自民党内著名的“三角大福中”（三木武夫、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福田赳夫、中曾根康弘）五位干将中，中曾根是派阀势力较弱的一位，但凭借各种政治手段，终于获得党内大老信任及盟友支持，在五人中最后一个登上首相宝座，但执政时间却最长。1986年，中曾根依托高执政支持率，为实现自民党单独执政而强行提前解散众院，推动众参两院同日选举，结果自民党大胜，在两院的议席率达到58.6%，这一历史纪录直到安倍晋三执政时才被打破。

    基于强硬个性及对自己政治理念的自信，中曾根在任内阁大臣时，经常试图采取“直线性”乃至“超常规”的方式，强力推动自己的政策。担任首相后，他更是致力于打破日本传统的、依赖官僚体系的“官僚调整政治”，建立大量直属于己的政策咨询机构，依托官邸直接施政，打造以首相为中心的集权决策体制，即所谓“官邸主导政治”。中曾根相当推崇美国的总统制，并通过一系列政治操作，使得自己成为日本战后少有的“总统型首相”。此后小泉、安倍建立集权机制，巩固首相权力，并发挥“剧场政治”，彰显领导者形象的做法，很大程度上与中曾根当年的手段有类似之处。

保守政治代言人

    政治立场上，中曾根无疑是日本战后政治保守主义代表者之一，比起相对温和的“吉田路线”主流派，中曾根在政治、国防政策上的主张具有更鲜明的国家主义、复古主义色彩。战后初期，中曾根作为“自主防卫论”的推动者，积极主张修改宪法，重建“国防军”，乃至撤走驻日美军及合法拥有核武器，从而建立完全自主的军事安全体制。1970年，已担任防卫厅长官的中曾根提出“防卫自主五原则”，对过去自己相对激进的“自主防卫论”进行了调整，在“专守防卫”原则及日美同盟体制下，强调军事安全政策的“渐进自主”，这在战后日本安全政策的历史推进中具有重要意义。担任首相后在访美时他抛出“日美共同命运体论”“不沉的航空母舰论”，强化日美军事同盟并参与西方集体安全机制，使得日本安全政策自主化、外向化倾向进一步加深。

    中曾根是修宪主张者。但担任首相后他不再公开提倡修宪，转而推动著名的“战后政治总决算”，积极推动脱离“战后体制”，“重塑”日本国家定位及形象。日本政府修改教育基本法，推动“战后历史教育改革”，积极颂扬民族文化及国家意识，对外彰显日本“国际贡献”，力争政治军事大国地位。这些举措为冷战后日本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强势兴起、修宪运动的持续不绝打下了重要基础。退出政坛后，中曾根长期担任“新宪法制定议员同盟”会长，并积极支持安倍的修宪主张。

    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引发内外抗议批判。在压力下他此后未再参拜。不过，在历史问题上，中曾根始终强调日本应正视历史并承担战争责任。2011年，他接受NHK采访时表示，日本在过去的战争中给邻国“带来了巨大的麻烦”，日本“必须坚持作为一个和平国家的承诺”。2015年，即二战结束70周年之际，中曾根在日本《每日新闻》《文艺春秋》等报刊发文，重申日本当年发动的是“错误的战争”，“是不折不扣的侵略行为”，日本应记取历史教训。一些日本政治学者认为，作为保守主义信仰者的中曾根能在历史问题上“坚守底线”，显然源于他对战争的亲身体验，以及将构建邻国关系作为日本国家利益的优先出发点。

与中美的缘分

    中曾根康弘是一个“多面人”，一方面是保守民族主义政治领袖，另一方面又被认为是日本最具国际化风范的领导人之一。年轻时，推崇国家自立自主的中曾根以反美主义者自居，后来又转向“接纳美国”，直到成为首相后强化日美外交，并与当时美国总统里根建立起密切的“罗纳德—康弘”私人关系，广为外界所知。

    而与另一大国中国，中曾根也有着深厚的因缘。在上世纪70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中曾根作为田中角荣内阁通产相，积极支持两国复交。1973年中曾根以通产相身份访华，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并深为周总理的风范所折服。1984年中曾根首次以首相身份访华，推动建立“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启动中日两国青年交流。1986年他再次访华，在与邓小平的会谈中，中曾根承诺将加强对华经济援助，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尽管此间也有参拜靖国神社的“黑色插曲”，但在中曾根执政时期，中日关系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晚年时，中曾根一直将与中国领导人的交情作为自己人生回忆的“重要篇章”，并积极呼吁中日友好，开展务实合作。他曾在接受中日媒体访问时表示，中国的崛起“是历史的必然”，而中日关系不仅事关两国，对于亚洲乃至世界“也是具有命运性意义的大事”。中曾根去世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评价他是日本有远见的资深政治家，为推动中日关系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应该说，这是非常客观的历史评价。（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