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新冠病毒诱发的公共卫生危机,已对日本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造成一定负面影响。若再与之前经济不景气、少子老龄化、核安全危机等风险因素叠加，恐将加速日本由“安心社会”走向“风险社会”的进程。

“安心社会”今不在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在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制度不断完善的良性环境中，日本进入了一个治安稳定、医疗保险制度成熟、国民富裕幸福、充满竞争与活力的“安心社会”。但好景不长，随着泡沫经济崩溃，安心社会未能长久持续，而是在不稳定中向“不安心”社会发展。

2020年4月13日，东京一名戴口罩男子在雨中走过显示日本日经指数的电子股票板。

　　为重新构筑安心社会，日本政府在2009年发布《面向社会安心与活力的日本——实现安心社会会议报告》，提出“要以安心支撑的强大经济为亚洲和世界做贡献……构筑安心社会的信赖与活力、共生贡献的成长与协调”。但遗憾的是，十年来日本意图构筑的“安心社会”不仅没有重新出现，反而却因经济长期低迷、少子老龄化、核安全危机以及右倾保守化政治等问题的冲击，呈现出风险社会的症候。

　　安倍政权上任以来，曾力推“安倍经济学”试图扭转经济颓势，但“安倍经济学”的新旧“三支箭”，不仅未达到预期效果，反而让国民背上负担。据日本财务省数据，截至2019年3月底，包括国债和借款在内的日本“国家债务”达1103万亿多日元，创历史新高，成为全球负债率最高的国家。若按照2019年日本总人口约1.26亿计算，日本国民的人均负债额约达875万日元(约合人民币56万元)。个人名义负债额的增多变相加剧了日本家庭的贫困化。据统计，2015年日本的相对贫困率达到15.6%。有学者认为，日本的贫困是一种“隐形贫困”或“看不见的贫困”，其实际的贫困化程度比统计数字所反映的要严峻得多。

　　经济的不景气也导致国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形成所谓的“格差社会”。据日本总务省2019年统计，日本非正规就业人数已占就业总人数36.1%，而35岁以下非正规雇用者比例达到25.1%。年轻人劳动力的非正规雇佣化，直接导致了年轻人的收入差距拉大和贫困化，而且这种差距已经延伸到了医疗和护理这些福利性的服务领域。更具危害的社会意义在于中产阶层日益分化和瓦解，“一亿总中流（‘中层’之意）”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伴随而来的是日本中产阶层的“下流（‘下层’之意）化”，日本由均质的“中流社会”逐渐转变为分化日益严重的“下流社会”。

　　尽管安倍政府雄心勃勃地提出要迈向“一亿总活跃社会”，但显然一个阶层的培育和形成远比它的瓦解更困难。正处在中产阶级下流化进程中的日本难以短期内“复原”，再造一个中流阶层。

少子老龄化等社会问题加剧

　　目前的日本已完全由老龄社会步入超老龄社会，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占到总人口比例的28.4%。在老龄化给社会带来巨大压力的同时，老年人犯罪问题开始凸显。近些年，日本在押犯中老年人开始增多。据统计，2017年日本高龄犯罪者达4.63万人，相当于每10万人中有131.6人被检举。其中很多老人都是故意实施犯罪行为，目的只是希望监狱收押他们，因为这里有同伴，不会再孤独，还管吃管住，没有生存的压力。犯罪的高龄化和自愿犯罪折射出贫困与老龄化的日本社会的某种病态。

　　少子老龄化问题也在改变着日本人的人际关系。传统的日本社会一直稳固建立在“血缘”“地缘”和“社缘”上，被称为“有缘社会”（人情社会），如今人际关系却日益疏离，正在步入“无缘社会”和孤立社会。尽管社会孤立的现象在任何国家和社会中都存在，但日本的情况非常严重。据经合组织（OECD)对成员国进行的社会孤立程度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受调查者中这一人群高达15.3%，在参与调查的20个国家中居首。

　　无缘社会的出现反映了日本社会传统的家庭、村落、企业中的人际关系结构正在发生蜕变，传统价值观正在消解，由此带来的“家庭暴力”“孤独死”和“人间失格”等问题也开始显现。

　　日本内阁府近几年实施的针对全国20岁以上国民关于家庭暴力的调查结果显示，来自配偶的家庭暴力长期维持在20～25%之间，其中近三成女性遭到过家暴，一成女性多次遭到家暴。而引起家暴的原因多来自心理和经济压力，这种状况也间接导致了选择终身不婚的男女比例不断升高。根据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统计数据显示，截止2019年，日本人的终生未婚率男性达到23.4% ，女性达到14.1% ，与经济景气时期的1975年相比，翻了八倍多。数据显示，经济长期低迷与日渐失范的社会伦理道德对家庭、婚姻带来了巨大冲击。

　　孤独死（死后四天以上才被发现）是老龄化背景下老年人社会孤立问题的极端表现。据统计，2016年的日本全国孤独死超过4万起，独居男性孤独死占了七成，年龄多集中在65岁至69岁之间。孤独死现象体现出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日趋疏离。青壮年的生存状态也不容乐观，自闭症、孤独症、啃老族、御宅族等问题长期困扰并侵蚀着他们的身心。

核安全危机难以解除

　　风险社会之所以被高度重视，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核安全危机及其后遗症让人们深刻认识到现代性危机的存在。

　　2011年3.11大地震及其引发的福岛核危机是最典型、最严重的风险社会表征。福岛核危机打破了日本“核安全”神话。然而日本政府非但没有弃核之意，还通过出台新的核电站安全标准相继重启核电机组。

　　在二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日本历届政府基本遵循了1956年国会制订的《原子能基本法》和1967年出台的“无核三原则”。但随着地缘政治矛盾的上升和日本自身右倾保守化的加剧，右翼保守势力开始叫嚣改变无核政策，要通过拥核来维护日本的安全。日本政府尽管并未采纳右翼的极端主张，但却公开宣称“宪法允许日本拥有自卫所需的最低限度的核武器”，在2012年联合国裁军大会及国际军事委员会年会上，日本又一反常态地拒签削减核武器的决议草案。种种迹象表明，日本的核政策开始松动。

　　3.11大地震所暴露的核安全问题及重启核电的背后实际上隐匿着日本政府图谋拥核的小算盘。日本执意拥核的态度决定其难以“废核”，这将深刻影响着“后3.11时代”日本的核政策走向。核安全危机犹如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将长期悬吊在日本国民的头上。

右倾保守化并未退潮

　　除此之外，右倾保守化的政治生态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着社会风险进程。尽管当前日本政坛相对比较稳定，安倍政权也努力与中国相向而行，推动两国关系持续向好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右倾保守势力就此销声匿迹，甚至放弃修宪和军事大国化战略，尤其在两国历史问题、领土主权争端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的前提下，右翼保守势力所带来的政治风险依然存在。在修宪和解禁集体自卫权方面，由于直接修宪尚有难度，日本会继续采取“修改宪法解释”的变通方案。此前出台的“安保三箭”和“新安保法”都在实质性推进着修宪进程，也在根本上改变了战后日本一直奉行的“专守防卫”的安保政策。而受历史与现实因素的影响，日本在和平、民主的理念中仍裹挟着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等右翼反动思想。右翼势力仍将顽固秉持错误的历史观，宣扬极端排外主义，热衷介入钓鱼岛、竹岛（韩国称独岛）等领土主权争端。其极端言行对日本内政外交仍构成潜在的严重负面影响，使日本未来的走向充满不确定性。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