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深刻改变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中日关系也随之出现了调整和变化。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局势，当前中日经贸关系呈现出了哪些新特点？基于这一特点，中日两国或将迎来哪些新机遇，直面哪些新挑战？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经济室主任、研究员徐梅在接受《人民中国》采访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Q1 中日间的经贸往来在不同时期会呈现出不同特点。您如何看待当前的两国经贸关系？

　　徐梅：总体上看，中日两国在经贸领域呈现出了一种“竞合关系”。一方面，中日两国存在共同需求和共同利益，双方需要务实合作；另一方面，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也引发中日关系在政治、安全及经贸等领域的调适，双方在核心技术、规则标准等方面的竞争将会加剧。

　　Q2 中国经济在疫情下率先复苏，不少日本企业希望借助中国市场实现自身发展。您认为中日两国在哪些领域合作空间较大？

　　徐：中国经济在疫情下表现出了强劲韧性，中日经贸合作势必会对日本外贸发展及疫后日本经济复苏起到助推作用。

2020年11月15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签署。这是中日首次达成关税减让安排，协定生效后将促进中日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

　　当前，各国政府面对的首要课题是有效控制疫情、促进经济全面恢复和增长。我认为，在疫情防控方面，中日两国有很大合作空间。两国应共同推动构建常态化的区域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机制，如加强远程医疗合作，推进疫苖、特效药的研发与生产等。只有共同控制住疫情，才能更好地带动区域间经贸合作与人员往来。

　　中日两国在康养和环保领域也亟待互鉴和合作。十四五期间，中国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面临医保、社保、养老产业供给不足等压力。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较早，积累了丰富经验，也形成了一套较完善的体系。在医疗护理、康养产业、养老产品与养老服务业等方面，中日存在交流与合作的需求。目前，中日两国都已提出了各自的碳中和目标，但达标均面临不小压力。因此，两国在加快节能省能、资源产品循环利用、发展氢能等清洁能源方面也有很大合作机遇。此外，在金融、财政、现代农业、服务业等领域以及第三方市场、区域框架下，中日也都存在合作空间。

　　Q3 近期，中日地方经济合作展现出了新的发展势头。您如何看待两国地方经济合作的前景？

　　徐：去年6月，国家发改委批复了上海、苏州等6座城市建设中日地方发展合作示范区。在国家政策的积极鼓励下，中日地方经济合作也进入了新阶段。目前，示范区城市正在积极推进各项目的落实。比如，为提升示范区对日资企业的吸引力、引进高端人才，苏州将全面启动日系高端服务区建设，成都、青岛等示范区城市已制定对日合作规划，内容涉及文化创意、医疗康养、节能环保、智能制造等领域。

　　由于各地方具有不同特色和优势，中日地方间的合作也更加灵活、务实，未来合作前景广阔。受疫情影响，两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受到了不同程度冲击。在地方，中小企业数量居多，如何增强中小企业融资的可获得性、企业资金链的接续性以及减少失业人员，是中日地方共同面对的课题。我认为，两国地方政府之间、地方企业之间加强交流与合作，不仅有利于中日各自经济的疫后复苏，也有助于中日关系的良性发展。

　　Q4 在开展务实合作的同时，日本的对华经贸政策也表现出了一定的“戒备性”。您如何看待日本在部分领域采取的“去中国化”举措？

　　徐：在中国经济减速、老龄化快速发展、劳动力和环境等成本上升以及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日本制造业出现了局部“去中国化”现象。在安倍政府为应对疫情而出台的经济刺激方案中，涉及协助日本企业将生产迁回国内或推进海外供应链多元化的内容，生产成本相对较低的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及印度，成为了日企从中国转移生产和海外投资的目标对象，日本制造业“去中国化”问题也进一步升温。

　　我认为，对于日本出现的局部“去中国化”现象，我们需要全面、客观地认识。

　　一方面，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很多国家和地区重新思考产业布局问题，以增强自主性，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不可避免会受到影响。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政策落地，日本企业对华期待发生变化，自身也进行了调整，因此出现了局部“去中国化”倾向。

　　另一方面，政府的意向并不代表企业行为，具体到民间企业的落实，主要还取决于企业基于自身利益的综合考量。在出现“去中国化”倾向的同时，也有不少日资企业选择进一步拓展对华业务。比如，日本便利店罗森的在华店铺数已突破了3000家，并且今后计划继续扩大规模。

　　在经济高度国际化的背景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实现全产业链的独立自主，日本是在华企业数量和投资累计规模最多的国家，日资企业在华经营的本土化不断发展，“去中国化”的成本会较高，不符合政府谋求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的宗旨。当前疫情之下，处于地区产业供应链重要环节的中日两国，需要共同维护链条的完整性，以促进地区经济尽快复苏。

　　Q5 未来，大国竞争的制高点是高科技领域。您认为中日在这一领域将呈现怎样的态势？

　　徐：中日两国在科技领域有合作的空间，也存在竞争。随着中日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中国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在核心技术领域，中日间的竞争会大于合作。

　　美国对中国科技打压不断升级，拜登执政后，美国政府积极加强与盟友的关系，以联合牵制中国发展。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友会参与或被卷入其中。近几年，日本也出现了对华技术限制的倾向，2020年4月，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新设经济班，负责海洋资源、5G等安全问题，越来越将经济与国家安全问题挂钩。今年4月日美首脑会晤期间，双方围绕半导体等供应链合作达成协议，计划共同投资45亿美元加强数字领域合作。这些措施虽未明确提出是针对中国，但客观上造成中国成为受限的主要对象。

　　我认为，从长期来看，中日在高科技领域的竞争未必是坏事，它会倒逼中国将压力转化为动力，加大科技研发和创新力度，加快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升自身的产业经济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