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快速发展，制造业附加值连续11 年位居世界第一，性能与品质持续提升，不断向价值链上游攀升。

　　在制造业数字化与电动汽车领域，中国制造的发展成就尤为突出：制造业关键工序数控化比例从2012 年的24.6% 提升到2020 年的52.1% ；2021 年上半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超352 万辆，同比增长1.6 倍。

日本制造陷困局

　　在相当长时间里，日本制造都是高品质、高性能的代名词。以丰田、本田、日产为代表的日本汽车企业，以及松下、索尼、东芝等日本家电企业凭借其过硬的产品质量，不仅在全球制造业中享有盛誉，进入中国后也成为家喻户晓的“名牌”，成为中国民营企业的学习对象。

　　然而近年来日本制造“造假”事件频出，涉及日本制造业的多个行业领域，给其“质量神话”蒙上了阴影。

　　在原材料领域，神户制钢2017 年承认篡改部分铜、铝制品的检查数据，将未达标准的产品提供给客户，影响全球600 余家公司。

　　在机械零部件领域，日本曙光制动器公司2021 年对外宣布，其日本工厂生产的刹车及相关零部件产品中，存在超过11 万件的数据篡改行为，涉及丰田、日产等日本大型汽车制造商。同年，日本大型机电制造商三菱电机被发现，其向日本铁路公司提供的空调设备中存在数据篡改行为。

　　在医药领域，2020 年在日本福井县的检查中发现，小林制药公司在其生产的口服抗真菌药品中混入了超过日本标准2.5倍的催眠成分，导致200 余名患者健康受损。2021 年，日本著名仿制药公司日医工被爆出将质检不合格的药品再加工后作为合格药品流入市场。

　　在全球新一轮产业革命变局中，日本电子产业的发展情况不容乐观。

　　在20 世纪70 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冲击之下，日本制造业推动从“重厚长大”向“轻薄短小”转型，以知识密集为特征的电子产业迅速发展起来，成为日本的代表性制造产业。1970~1985 年间，日本电子产业的产值增长5 倍，出口额增加11 倍之多。

　　但进入21 世纪后，日本电子产业呈现整体衰退状态。日本“工业统计表”数据显示，日本电子产业从业人数从2000 年的157 万人下降至2020 年的103.2 万人，出货额也从59.5 万亿日元（1 日元约合0.06 元人民币）下降至39 万亿日元，附加价值则从20.2 万亿日元下降至13.2 万亿日元，下降幅度均超过30%。

　　此外，日本电子产业的贸易顺差也不断缩小，从2007 年的7.6 万亿日元下降至2020 年的1.5 万亿日元，在通信机械、电子计算机等产品类别上甚至出现超过2 万亿日元的贸易赤字。

　　日本电子产业的衰落还体现在其全球市场占有率的迅速下滑。

　　例如，1988 年日本半导体厂商的产品在世界半导体市场中的占有率一度达到50.3%，NEC、东芝、日立、富士通等公司均是当时全球重要的半导体供应商。但此后，日本半导体产品在全球市场中的占有率一路下滑，2019 年下降至10%。如今，世界排名前10 的半导体供应商中，日本仅有东芝上榜，日本半导体企业的存在感日趋稀薄。

　　在液晶电视领域，日本电子企业在20世纪90 年代曾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到了21 世纪逐渐被韩国三星电子和LG 超越，目前三星电子和LG 的液晶电视在全球市场中的份额合计超过50%。

三点原因

　　日本制造业陷入困局，可以归结为三点原因：

　　第一，在经济增长低迷背景下，日本企业更重视短期经济利益的实现，忽视了对质量的承诺。

　　20 世纪90 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陷入长期低迷，经济增速从20 世纪80年代的3%~4% 下降至90 年代后的0~1%。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国内需求持续低迷，企业债务问题凸显。日本企业行为开始出现变化，持续实施缩减债务的行动，愈发注重“开源节流”，如何增加收益成为日本企业关注的重要课题。

　　为此，日本开始推动公司治理改革，增强股东话语权，减少企业“内部人”控制。随着股东权力的增强，企业经营层面临愈发强烈的增强收益的压力。业绩压力之下，企业经营者不得不接受一些超过自身生产能力的订单，从而形成了数据篡改的温床。例如，三菱综合材料对数据篡改的原因的解释是：“面对客户苛刻的品质要求，为了获得企业订单，只要产品的安全性不存在问题，即便产品没有达到要求标准也会选择按时发货。”

　　第二，日本人口老龄化导致制造业后继人才不足，不利于创新发展。

　　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测算结果，日本劳动年龄（15~64 岁）人口将从2015 年的772 万人下降至2030 年的683 万人，下降幅度达11.5%。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下降，从事制造业的人员将会愈发减少，导致日本制造业面临培育后续技术人才的困难，企业多年积累的技术或出现无人继承的窘境。

　　第三，日本企业的生产经营方式没有跟上时代变化，导致竞争力丧失。

　　以电子产业为例。在高速增长时期，日本形成了独特的生产经营方式，作为产品最终制造商的大企业注重与承包企业之间的技术交流合作，形成了紧密的合作关系，降低了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从而能够很好地适应模拟信号时代电子产品的研发与加工组装需求，因而创造了很多高性能、高品质的电器产品。

　　但随着全球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发生，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商业化，推动生产方式进入智能化发展阶段。除了在生产过程中引入工业机器人、数控机床等智能制造装备外，在工业设计领域，三维CAD 技术也得到了广泛应用，实现了从设计到制造的全面数字化。通过高效的数字化传输，降低了企业间的沟通成本，电子产业的生产方式随之出现“模块化”转型，跨国公司得以借助技术进步在全球范围内开展设计与生产活动。

　　在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冲击下，传统的封闭式设计被颠覆，日本式生产经营方式所带来的上下游企业间紧密合作的优势被取代。例如，以鸿海为代表的代工厂商迅速崛起，重构了全球家电产业的上下游结构。

　　但日本电子企业仍然固守既有的设计与生产方式，没有跟上全球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浪潮，造成国际竞争力下降。例如，20世纪90 年代以来，半导体产业领域的设计和制造分工已经成为世界潮流，但是日本半导体制造商却以不适合公司情况为由，拒绝实施设计与制造分工的方式，最终在全球半导体厂商的设备投资和技术研发竞赛中落败。

积极求变

　　日本制造业企业也在积极求变。

　　首先，实施公司治理改革，加强产品质量把控。为防止“造假”事件再次发生，日企不断加强企业经营业务监督管理，强化产品生产和质量管理体制，增强管理人员职业操守，改变“利润至上”的企业风土。

　　以神户制钢为例，数据篡改事件发生后，公司实施了治理体制机制改革：一是在董事会下设“外部品质监督委员会”，吸收外部专家，为防止数据篡改事件的发生提供建议；二是完善产品质量监督管理体系，设置“风险管理委员会”，统合分散在监察部、经营企划部中的产品质量监督管理职能，实现对产品质量监督的“一元化”管理，推动部门间人才交流计划，防止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人员固化；三是实施彻底的产品生产品质管理，设立“品质管辖部”，制定“产品品质管理手册”，加强对工作人员的产品质量管理教育，推动产品试验与检查过程的数字化与可视化。

　　其次，积极推动制造业转型，确保核心竞争优势，向产业链上游发展。由于21 世纪以来全球价值链重构，日本企业既有的生产方式不再符合客户需求变化，为此，日本企业致力于剥离和重组长期亏损的业务，将资金和人力资源集中于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链上的相关领域，持续推动企业经营业务转型。

　　再次，日本政府制定“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施法”，推动企业制定“事业再构筑计划”，通过选择与集中的方式，促进企业盘活其经营资源，提高生产效率。

　　以日本松下电器为例，在新一轮产业变革冲击中，与索尼、夏普等日本代表性电子企业一样，其家电和消费电子产品销量日趋下滑，经营陷入困境，2012 年度出现7722 亿日元的巨额亏损。为走出困境，松下电器实施大规模改革，剥离等离子电视、半导体等亏损业务，利用其技术优势致力于发展车载电池和高端家电业务，着力拓展在数字科技、节能环保、健康养老等领域的新市场。

　　通过一系列改革，松下电器的营业收入在2019 年达到8 万亿日元，企业利润也恢复至2841 亿日元。

　　最后，日本政府重新审视产业政策，在促进企业创新的同时，实施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

　　在全球经济格局转变和日本宏观经济持续低迷的背景下，为提升日本制造业竞争力，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再次出现转变，调整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实施的新自由主义的“结构改革”政策，加大政府对制造业的投入力度，以促进制造业发展，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

　　例如，2021 年6 月，日本政府推出“半导体数字产业战略”，指出需要采取产官学合作措施，推进先进半导体制造技术研发，确保日本国内半导体供应稳定。在这一政策推动下，索尼公司与台积电宣布合作在日本熊本县建设半导体新工厂，以应对全球市场的强劲需求，该项目的总投资额约为8000 亿日元，预计日本政府将提供4000亿日元的补贴。（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