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岸田文雄内阁及自民党新领导层的核心架构做一个政治光谱分析，就不难看出其构成是比较“杂色”的。既体现出岸田对党内大佬和大派系的尊重，也反映出他积累自己的力量，准备迎接以宏池会派系为核心的“保守本流”时隔28年重掌政权的“岸田时代”的深谋远虑。为此，我们把以修宪主张为主的国家战略目标高下作为纵轴，把对日美同盟、中日关系等外交根本问题的分野作为横轴，围绕这个十字线，逐一标定自民党领导成员与岸田政府阁僚所处位置，区分他们之间不同的政治属性，以探究其对外政策的倾向。

高市早苗在参加自民党总裁选举时曾得到安倍晋三的大力支持。正是安倍和高市等右翼政客推动众议院在中国农历正月初一通过了一项涉华决议。 

“党内四役”和内阁人事安排   

　　先看政党方面，主要是自民党“党内四役”的安排情况。

　　自民党干事长一职因原定的安倍心腹甘利明（曾任安倍内阁经济再生担当大臣、选举对策委员长等职）在众议院选举落选，岸田借机换上竹下派的茂木敏充（曾任安倍内阁外务大臣等职），这样既选任了安倍内阁重臣，但又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安倍对党内要职的把控度。

　　政调会长一职任用了安倍曾经鼎力相助的“安倍派”的高市早苗，显示出选举过后“论功行赏”的平衡感，以及保全安倍颜面的良苦用心。但实际上却如同日本政治评论界分析的那样，也在内阁人事安排上设置了对高市早苗的柔性包围网，为防止她“政治暴走”布了局。

　　总务会长一职安排了同为“安倍派”的福田达夫（福田康夫之子），貌似用了安倍的人马，但也暗含着福田家族的政治背景与当前对华态度，这一点或许会在未来党内对华关系研判中有所显现。

　　选举对策委员长一职，鉴于将在2022年7月举行的参议院半数选举是对岸田政权的“大考”，因而任用了“有邻会”（从宏池会分出来的“新加藤派”）的远藤利明，显然是可以信赖的“自己人”。

　　再来看看内阁人事方面，重点看几个最关键的职位。

　　对外务大臣一职，岸田顶住安倍和麻生的压力，任用了自己派系的二把手、前日中议员友好联盟会长林芳正。林芳正随即辞去该会会长职务，这也是为获得极端保守势力认可、免受右翼攻击的无奈之举。

　　财务大臣兼金融担当大臣一职由麻生太郎的小舅子铃木俊一担任，但铃木俊一出自铃木善幸家族，本质上属于宏池会派系。

　　经济安保担当大臣一职关乎日本对华政策，担任该职的小林鹰之属于二阶派，该派在对华政策上的主张无疑带着二阶俊博（曾任自民党干事长）的对华协调色彩。

　　同样引人关注的还有中谷元（曾任防卫大臣），被任命为针对中国的“人权事务特别顾问”。不过，中谷元曾是加藤弘一（曾任自民党干事长、政调会长、总务会长等职，主张日中保持友好）的秘书、宏池会的重要成员，他与中国的交锋是其职责所要求的，同那些骨子里反华、反共、仇视中国的清和会人物仍有很大区别。“清和政策研究会”（清和会）在自民党里历来被称为“保守傍流”，即保守党的一条支流。有研究者根据新世纪以来自民党一直由清和会掌权，就将清和会视为保守主流。不过，在自民党内的称谓上，宏池会才是保守“本流”，清和会则是保守“支流”。毋宁说，中谷元这类政治人物与中国进行争斗是政策选择的结果，即为了日本国家利益同中国斗争或竞争；而清和会一派对中国则是“你死我活”的根本对抗。由此可以看清，在岸田政府中虽同为持对华强硬立场的人物，中谷元与岸信夫（防卫大臣）、松野博一（官房长官）之间的温差。

2021年11月8日，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视察海上自卫队军舰“出云”号，并向媒体声称为应对当前安保环境，“必须实现F-35B（在海上自卫队战舰上）起降”。 

宏池会与清和会壁垒分明

  　简要回顾战后日本政治史，观察其暗线分野：宏池会与清和会（政策研究会）在政治、外交上的不同点清晰可见。

　　宏池会一脉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吉田茂（二战后的第一任首相），其后上世纪60年代的池田勇人、70年代的大平正芳、80年代的铃木善幸、90年代的宫泽喜等首相都属于这条线，之后是加藤弘一、谷垣祯一（曾任自民党总裁）、岸田文雄。

　　清和会一脉则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的首相岸信介、70年代的首相福田赳夫、活跃于70～80年代政坛的安倍晋太郎、21世纪初期的森喜朗、现任众议院议长细田博之、卸任不久的长期首相安倍晋三这条线。

　　回到十字线坐标里，尽管也有个别人的例外，但总体上，近些年宏池会在修宪问题上相对温和，以“加宪”为基本主张，即保留和平宪法第九条中前两款，在此基础上增加“能够使自卫队行动符合宪法规定”的新条款，并强调尊重国民政治主张。清和会则比较强硬，其中不乏从根本上推翻和平宪法、回归战前神国政体、重新武装日本的主张，甚至拥核的极端言论（如森喜朗、高市及安倍本人等）。

　　在对华政策上，两者间也是壁垒分明的。宏池会重视经济界意见，也因此看中与中国的积极联系和中国市场对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清和会则更关注与中国的政治安全对抗与经济安全博弈。此前，安倍鼓动高市早苗等人发动“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提案”，要求岸田政府接受并以“阁议”即政府提案方式提交国会审议，结果遭到林芳正外相和岸田首相本人的明确拒绝，而身为“首相人权问题辅佐官”的中谷元却不肯表态支持安倍和高市攻击中国人权的建议，就此也印证了两条路线在对华主张上的“温差”。 

　　当然，无论宏池会还是清和会都是自民党内重要派系，两者间的政治共识与利益一致性是不容忽略的。岸田政权对安倍的长期政权、对“安规菅随”的菅义伟短命政权的继承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毋宁说，岸田治下的日本对华战略并未完全定型，目前仍处在一种充满不确定性的变动期。此间，自民党内两大势力间的控制与反控制，中美及其他大国集团的外交动向与战略博弈会对日本对华政策调整产生影响。对中国自身而言，保持战略定力与耐心、坚守核心底线与发挥必要的灵活性尤为重要。同时也应看清，作为提倡和平主义的宏池会的鸽派政治家，岸田文雄虽具有较强的独立把握政治平衡的能力和丰富的外交经验，但目前仍无力摆脱党内大派阀对其执政的影响，更难脱离日本新世纪以来日趋走强的右倾路线和保守政治风土。

　　就在本文截稿之时，中国农历正月初一、北京冬奥会前夕，日本众议院又通过了诋毁中国人权问题的“涉华决议案”，足见反华势力的嚣张气焰与弥漫在日本社会上的政治阴霾何等严重，这无疑将挑战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活动，也考验着走在政治钢丝上的岸田政府的对华政策。让我们在坚持原则、保持警惕的斗争中拭目以待吧。（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