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冲突以来，日本的高调和躁动表现异常抢眼，且矛头所指大部分意在中国。尤其是在拜登访日及“四方安全对话”峰会以来这段时间，日本的制华战略在外交、经贸、军事三大领域更是阶段性地集中释放。这种态势无疑使两国关系对抗面增加，改善余地被挤压，并使2017年以来的改善势头有被深度打断的可能。日本的对华政策乃至国家战略走向，来到了重要的十字路口。

　　日本对外战略的躁动与失衡

　　日本近期急推对华经济安全政策，包括通过“经济安保法”、赋能“印太”地缘经济竞争等系列动向，直至积极参与“印太经济框架”（IPEF）。这是中日关系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发生的一大变化。这意味着日本宁愿自身遭损也要迟滞中国发展，从重视绝对收益、包容中国发展的“接触战略”，切换到计较相对收益及双方实力对比变化的“恶性制衡”路线。中日经济关系之变，从长远看，如果处理不当，对两国关系的危害性或不亚于军事对抗。不过，由于各种矛盾因素的存在，IPEF中短期内大概率是烂尾工程或滞销产品。

　　而且，日本在对华经济安全上如何操作，仍取决于其对外大战略，尤其处理中美日三角关系的立场和做法。东北亚地缘情势正发生深刻变化，大国博弈加剧，在历史重要关头的理性认知和决策正确与否将关系到各方国运。各国都在慎重全面权衡国家利益，既谋求掌握战略主动，又要尽可能避免盲动冒进。就此而言，日本的战略姿态之变确实令人担忧，很明显的变化有二。

　　一是日本从过去单纯的“美主日从”转变为羁绊、引导、撺掇美国共同对付中国。从台海到“印太”，日本不断拱火、挑事以拴留美国，其中不乏通过“用美”以达自身目标的投机与躁动。二是日本进一步强化作为西方一员的政治站位，整体战略指向西倾并与美国及其主要盟友伙伴走得更近，中美日三角更加失衡。也因此，中日围绕主要地区以及支点国家的外交博弈，随着中美竞争加剧而持续增强。

　　这主要源于面对中国崛起，日本认为美国及日美同盟是其终极安全的强大保障。鉴于“特朗普冲击”的教训，日本积极影响并主动促推美方政策调整，以使日美同盟成为对华制衡的硬核基础设施。日本对“双后”（后新冠疫情、后俄乌冲突）时代的国际格局及秩序前景高度关注并异常敏感，认为美国收缩、同盟失效将是灾难性的战略局面。除了拥护美国霸权体系及秩序，日本政治精英演示的只是一幅战略想象能力“贫乏物语”。

　　为避免这种局面，日本要让美国留在东亚并持续介入地区事务，使之不愿也不能脱身，保持“延伸威慑”。这是日本大战略的重中之重，也是应对中国崛起的最大战略要义。令人关注的是，日本图谋利用台湾作为战略棋子，诱压美国及日美同盟介入台海，以拖住并确保美国对整个离岸岛链的看管和威慑。

　　安全路线与对华关系之忧

　　俄乌冲突以来，日本明显在渲染炒作并意图“西祸东用”。日本保守派乐见并利用这场危机去推动战略议程。俄乌冲突时期也正值日本重新制定重大安全文件之际，显著的安全变革由此正得以加速酝酿和进行。拜登访日期间，日美就“延伸威慑”、军事一体化及日本军力发展等进行磋商，表明美国正进一步纵容日本进行军事松绑。

　　其中，尤其令人关注并担心的，是日本以军事发展路线转变为集中体现的国家战略蜕变及其对华影响。经过多年民意诱导与舆论操作，当今日本保守政治集团为军事转型与发展聚集和动员的国内支持与社会能量今非昔比，日本对其战后以来和平发展路线的逆向反弹与报复操作呈现井喷式爆发。未来10年，反映在国防方针、军事战略、武器装备、防卫预算等方面，日本将大概率以邻国极不乐见的方式实现某种军事崛起。

　　当前日本的军事发展及其能量——高新军力建设、新型战力生成、军事部署调整等，基本都是针对中国而来。日本当然要转用部分军事资产应对“北方威胁”，但综合而言，对俄是阶段性的战术重视，对华是长期性的战略重视。从日本在2004年版防卫大纲中提出将防卫重心逐渐南移，到2022年执政的自民党建议新版防卫大纲将中国定义为“重大威胁”，中日关系的30年“后冷战时代”或正宣告落幕，一个“不祥时代”的号角俨然在日本保守右翼政治势力中越吹越响。

　　在此过程中，以安倍为代表的日本保守右翼政治势力很早就相信，中日有着类似一战前后英德之间难以调和的结构矛盾。再加上日本的民族性情与思维方式，是面对大变局和混沌形势时往往犹疑逡巡，但一旦认定方向和目标就会一路迈进，靠内部机制很难进行纠偏和调整。就此而言，21世纪的最初20载，在后世眼中不是没有可能被解释为中日关系滑向悲剧的“危机20年”。

　　岸田及宏池会须有历史担当

　　到目前为止，岸田外交是对前任的总体继承与部分发扬。岸田似已放弃规避风险的决策风格以及在对外关系上谨慎的平衡考量，转而追随日本政坛对华示强示硬的总体风潮。这反映的是其外交政策愿景的真正演变，还是部分顺应或迎合“政治正确”，对此各界看法不一。但无论如何，其结果是导致当前日本不断“出招打牌”制华，也是导致中日关系难有改善迹象并低水平震荡的主要原因。

　　日本国内政治的两个因素刺激并放大了这种局面与风险。首先是日本政党政治的软弱和宿弊。受反华“政治正确”挟持，岸田及宏池会在国内政治上需要不断笼络和迎合保守右翼势力。从纵向历史看，日本的政党政治在重要历史关头曾不止一次缺失政治责任，没能经受住历史大考。其次是某些主要政治人物的节操缺失与责任躲避。没有人比安倍更能体现这一点：台上台下“画风”迥异，担任首相时尚明务实和平衡之理，卸任后就对华示硬裹乱，通过激化紧张局势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

　　日本的行事做法已在大幅消耗中方对日本能否遵守政治承诺、保持政策连续性以及是否值得诚挚交往的信心和耐心。针对日本对华的公然敌意以及露骨干涉内政等行径，中国学界和民间已经涌现进行坚决反制和回击的声音。如果日方再这样下去，试问中日关系和东亚大局还有得好吗？

　　从现实主义角度看，日本的对外战略智慧，正如其顶级战略学者高坂正尧、五百旗头真等所言，应是“对美同盟+对华协调”两条腿走路。但显然，当今日本在推动日中协调方面显示的多是懈怠和傲慢。今年是两国邦交正常化50周年，岸田将面临一系列重大决策，这些决定将为日本未来与中国的关系定下基调。我们宁愿相信，与前任政府及其领导人相比，岸田外交团队应该具有传统宏池会的底色和特性；如经7月参议院选举坐稳政权，岸田应当在对外战略及对华外交上体现大局观和平衡意识，崇尚经济民生与务实合作，以中日复交50周年为契机展现政治勇气与担当，拿出实际行动，致力于发展其自诩的对华“建设性的稳定关系”。

　　2022年这个重要年份将见证岸田是否会主导就日本对华战略进行更系统的反思与决策，以及对本国乃至地区前途命运肩负起应有的历史责任。（作者是中国社科院日本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