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伯江論亞太局勢與中日關係走向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長楊伯江前不久接受中評社記者專訪,就岸田政府外交戰略變化調整、日本對華政策走向、美國對華政策對日本影響、未來中日關係主要影響因素、日本介入台灣問題動機、日台關係走向、日韓關係改善的可能性、QUAD對亞太地區安全架構發展演變的影響、安倍對岸田政府的影響、未來中日關係研判等問題一一作出了詳細解答。
楊伯江: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所長、東海問題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華日本學會常務副會長,中國亞洲太平洋學會副會長,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中國委員會委員。曾任國際關係學院教授、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美國布魯金斯學會訪問學者、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訪問學者、日本國際論壇客座研究員、日本綜合研究開發機構客座研究員。研究方向為日本問題、亞太地區安全、大國關係。
以下是具體問答內容:
日本對國際局勢研判變化大 對華政策是“新時代現實主義外交”典型
中評社記者:4月22日,日本外務省發布了2022年版《外交藍皮書》。此前《產經新聞》曾發文稱這是日本外交史上一份劃時代文件,內容涉及有關國際秩序的基本認識重大變化。您認為,相比上一屆政府,岸田政府在外交戰略上的最大變化體現在哪?
楊伯江:從藍皮書內容來看,日本現政府外交戰略上的最大變化體現在對國際局勢、國際秩序的認知,特別是在威脅部分的表述比較集中。概括而言,日本認為主要有四個方面的威脅:第一,實力對比變化造成的威脅;第二,支撐秩序的規則面臨挑戰所帶來的威脅;第三,支撐規則的價值觀如自由、民主、人權等面臨的威脅;第四,安全領域的威脅復雜化。除了俄烏衝突這類的傳統安全威脅外,安全的範圍在擴大:一是在向產業鏈、供應鏈擴大,二是向科技領域特別是高新科技領域擴大,三是向網絡、太空、極地等場域的擴大。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日本藍皮書中指出,“根據當前事態的進一步發展,世界和日本或將迎來戰後最大的一場危機,” 這是首次出現這樣的表述,較以往的藍皮書講得都重。
中評社記者:岸田政府提出了“新時代現實主義外交”的口號,您也曾指出日本對外意識和思維的加速演變中,有三個意識比較突出:對外危機意識、國際博弈意識、戰略主體意識。您如何看待在這種意識影響下的日本對華政策走向?
楊伯江:日本在冷戰後經歷了三場重大危機,包括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和這次新冠疫情引發的國際公共衛生危機,每隔11年爆發一次。日本的危機感明顯上升是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當時麻生太郎組閣時特別強調“日本面臨危機”。現在岸田提出“新時代現實主義外交”口號,體現了面對危機日本國際戰略該怎麼辦的政策方針和思路,集中說明了對外危機意識、國際博弈意識和戰略主體意識的增強。
其中,岸田政府看重的主要有三點:一是加強和擁有共同價值觀合作夥伴之間的團結,引領國際社會對抗所謂“以實力單方面改變現狀”的嘗試。日本之前也一直在強調“擁有共同價值觀”,但目前對象已不僅是盟國美國或是像澳大利亞、英國這樣的准盟國,而是進一步拓展到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如印度、歐洲、東南亞一些國家。二是鑒於地區安全保障環境“日益嚴峻”和“不確定”,持續強化對日美同盟的借重。尤其是一些重點外交政策目標,要在日美同盟的框架內予以推動實施。三是從根本上強化日本自身防衛力量以及國際戰略行為能力。日本年內要完成三份重要文件的修訂——國家安全保障戰略、防衛計劃大綱以及中期防衛力量整備計劃。
日本對華政策正是體現“新時代現實主義外交”的典型。具體而言,有兩個層次的意涵:首先,“現實主義”意味著在對華外交中要強調主體意識、戰略意識以及手段的多元化。當然,從國內政治、黨內政治角度來看,特意加上“現實主義”也是岸田為了淡化作為“宏池會”傳人的自由派標簽,以此尋求黨內最大公約數。其次,“新時代”包含著非常豐富而復雜的形勢研判內容,比如面對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如果陷入一個完全敵對的日中關係,那對日本而言是不可想象的。而且,中日合作經過邦交正常化50年的持續發展,已經形成了非常深入、相互滲透的利益紐帶。尤其是在疫情之下,合作為雙方所必需,徹底脫鈎是不符合雙方利益的一種選項。可以說,“新時代”一方面決定了中日之間的矛盾點、對抗性會增加,但同時也決定了雙方不能陷入“有對抗、無對話,有競爭、無合作”的狀態。日本對華政策的兩面性也體現在此次藍皮書中,比如日中關係“不僅對雙方來說十分重要,對地區及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繁榮也很重要”。日本在“主張應該主張的”、要求中方“採取負責任的行動”的同時,需要與中國攜手解決共同的課題,通過雙方努力構建“建設性的、穩定的日中關係”。
中日競爭呈現系統性、戰略性特徵 影響未來中日關係有三大主要因素
中評社記者:您認為現階段中日關係有哪些特徵?影響當前及未來一段時間中日關係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楊伯江:從邦交正常化以來的50年來看,中日關係大概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一是恢復“正常”與合作發展期,大致是從邦交正常化到1992年;二是合作升級與“政冷經熱”期,大致是從1992年到2010年;三是矛盾擴散與戰略競爭期,從2010年到現在。
在當前階段,伴隨著中日以經濟總量逆轉為象徵的實力對比變化,以及美國全球戰略重點調回亞太等一些外部環境的重大變化,中日間的結構性矛盾凸顯,兩國之間的競爭呈現系統性、戰略性特徵。中日關係在經濟合作領域取得了進一步的發展,包括雙邊,更包括地區多邊,繼上一個十年簽署“清邁協定”後,共同推動簽署了RCEP;另一方面,在政治安全領域的矛盾也開始超出雙邊,涉及到一些深層次問題,如戰後秩序的法理依據、地區秩序的重構方向、聯合國機構改革等關涉國際架構和國際規則的問題。總體而言,兩個方面都有所上升,對抗和對話同時存在,競爭與合作同步發展。從挑戰的一面看,矛盾摩擦點增加,對抗競爭在走向深水區。
中日關係的發展演變是在一個全球化時代背景下多種因素交叉作用的結果,往往表面上看是圍繞某一項具體利益、矛盾的妥協、互動,而背後是國內因素乃至世界地區局勢的深層推動。影響當前及未來一段時間的中日關係主要因素大致可以概括為三個角度:第一,中日關係的特質,包括歷史、文化、地緣因素、固有矛盾等。中日關係不是中美關係,不是中韓關係,更不是中俄關係,要有所區分,對症下藥。有區分才有政策。
第二,中日兩國自身變量的影響,即兩國的國內形勢以及對外戰略政策。回溯50年的中日關係,在每個發展階段,都可以看到兩國國內與關係的變化相對應的政治、經濟、社會情況的變化。
第三,外部環境影響,包括世界格局和時代因素,當然其中對中日關係產生最直接影響的是美國戰略政策。無論是1952年吉田茂內閣選擇台灣當局簽訂所謂“和約”進行戰後處理,還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或是上世紀中期以後日本對華政策的重要變化,特別是戰略與安全領域,背後的美國因素非常明顯。包括從奧巴馬政府第一任期“重返亞太”、第二任期搞“亞太再平衡”,到特朗普政府推行“印太”戰略,都直接影響了日本的對華政策。安倍最早提出了“印太”概念,但祗有推銷給特朗普、讓美國搞起來,日本才能借勢而為,取得功效。
日本介入台灣問題動機復雜多元 動力大於美國
中評社記者:台灣問題是中日矛盾的一大聚焦點,岸田文雄談到台灣是“下一個問題”,日前安倍晉三也多次就台海問題發表看法。您曾指出,日本介入台灣問題不僅僅是追隨美國這麼簡單,您認為其主要動機是什麼?您如何看待近幾年來日台關係的變化以及未來日台關係走向?
楊伯江:動機首先來源於日本的切身利益,“追隨美國”不是第一位的。美日對台灣問題“指手畫腳”,是因為台灣對他們來說都具有重要性,但重要的角度、程度有所不同。對美國而言,台灣是“第一島鏈”戰略的一個重要支點,非常重要,但沒到“生死攸關”的地步。而在日本看來,則是事關自身安全與生存的一個關鍵節點。日本認為無論是從海上通道、經濟安全,還是從地政環境乃至本土安全來看,台灣海峽都事關生死。日本在明治時代就曾有“利益線”、“主權線”之說,作為它對外侵略擴張的理念和理論基礎,這種地緣戰略思維是一直存在的。日本在台灣問題上做不到像美國那樣“超脫”,但它的問題在於,它試圖通過與美國的雙邊安全安排來影響台灣問題,包括“必要時”直接介入,這是明顯違背有關國際法的。
至於日台關係的變化與走向,值得關注的是日本在經濟產業和技術層面對台灣的滲透,比如說對半導體製造業相關投入的增加。在戰略上,日本不僅把日台關係放到傳統的對華政策的視角下,而且開始放到更具有綜合性的海洋戰略、地緣戰略中加以考量和定位,即所謂“三海聯動”甚至是“三海加兩洋”式的思維,和“印太”構想產生關聯。
美國對華政策對日本影響最直接 但也在走向相對化
中評社記者:拜登上台以後,美日同盟重回強化軌道,對華步調趨於一致。您如何看待日本在美國東亞安全和防衛戰略調整中所扮演的角色?
楊伯江:無疑日本將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不僅美國是這麼認為,日本的自我認知也是如此,這一點通過上述對日本外交藍皮書內容的梳理也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無論是從美國的期許還是從日本的自我認知和戰略需要來看,已經在扮演重要角色的日本還將會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後,美國國務卿希拉里訪問日本發表講話,強調不希望國際舞台上的日本就此沉寂下去,美國戰略學界也掀起了一場討論。當時有的文章標題就是《why does Japan still matter?》(為什麼日本對美國仍然至關重要?),核心觀點就是日本對於美國推行亞太特別是東亞地區戰略扮演著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而且日本自己的角色意識也越來越強。
中評社記者:在中美博弈大背景下,您認為美日同盟的加強對未來中日關係有何影響?您認為美國對華政策對日本的影響有多大?
楊伯江:美國對華政策對日本的影響是非常大的,這不僅是因為美國的國際地位,也是因為美國在戰後日本社會、政治、外交等各個領域幾乎是全方位的特殊影響力。這跟戰後日美關係的起點有關,日本保守政權是靠美國扶植起來的。這一點上日韓存在相似性。冷戰後,日本自民黨政權推動安全戰略轉型時,往往是先取得美國的首肯,甚至是先簽訂日美雙邊相關文件、然後再來倒逼日本國內進行相應的法律調整。這樣的例子非常多,比如1997年日美修訂防衛合作指針,擴大協同作戰範圍至“周邊”,兩年之後日本國會就通過了周邊事態法。前幾年安倍內閣突破政治禁區、有條件地行使集體自衛權,用的也是這種套路。
從“存量”的角度看,美國對華政策對日本的影響無疑是最大的,但從趨勢看,美國的對日影響力也在走向相對化,不再是“絕對的存在”。這種相對化在加速發展,背景是日本主體意識、自主意識的上升。冷戰時期日本惟美國馬首是瞻,政策為同盟服務往往很直接、更露骨。但近年來,在日本眼里同盟的工具屬性越來越強,即把美國戰略和政策視作實現自身目標、維護本國利益的一種戰略性工具,可以說是“國益”為體、同盟為用。
日美同盟的加強對中日關係構成長期干擾因素。日本身處中美兩國之間、孤懸西北太平洋一隅。種種因素導致日本,特別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其外交政策基本是“雙軌”——以日美同盟為“基軸”,同時視對華關係為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在台灣問題上,1951年日美簽訂安保條約時將“遠東條款”納入其中,1960年簽訂新約時繼續保留了這一條(從第一條變成第六條)。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就台灣問題作出了承諾,但此後並沒有停止以日美雙邊安全安排干預台灣問題的操作,而且是越來越強。
韓日關係短期內可能出現“脈衝式”改善 但持續多久令人擔憂
中評社記者: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前不久與新上任的韓國總統舉行電話會談,雙方一致同意將為改善日韓關係共同攜手努力。您認為,日韓關係改善的可能性有多大?
楊伯江:韓日關係短期內出現“脈衝式”改善的可能性較大,但關係改善的勢頭能持續多久、能走多遠令人擔心。即便不是“曇花一現”,但一有風吹草動,恐怕就會矛盾再燃。韓日關係的改善需要長期不懈的努力,而惡化往往只需要一根火柴。
影響日韓關係的邏輯不是單一的,至少有兩個層面是最重要的。一是國際戰略層面。除了美國的推動和韓國希望改善對日關係、加入CPTPP之外,對日本來說也有改善日韓關係的需要。目前日本和周邊關係處於冷戰後最差的時期,尤其是俄烏衝突爆發後,日俄關係徹底陷入僵局,對華關係也出現更多挑戰,對朝關係一直處於“冰凍”狀態。從在美國的地區戰略中發揮更大作用的角度看,日本也需要緩和對韓國的關係。
二是國內政治層面。雖然美國一直想撮合日韓兩國改善關係,但關鍵還要看當事國之間能否實現良性化互動。外交是國內政治的延伸,日韓之間積怨深重,情況並不樂觀。韓國經過民主化運動,發展至今實際已經形成為一個撕裂的社會,國內政治對立會直接投射到外交政策上。這次總統選舉高度膠著,在俄烏衝突爆發、選情相對有利的情況下,尹錫悅僅以0.73%的優勢險勝,也預示著今後執政之路不會平坦。加上尹總統作為“行政素人”、半路出家的保守派,能否有力領導龐大的國家行政系統,甚至是保守派內部能否保持團結一致,恐怕都存在變數。事實上,冷戰後韓國政治史上也出現過保守派政權要加強對日合作,結果導致支持率下降而不得不緊急叫停的情況。
美日韓形成“三邊同盟”可能性不大
中評社記者:拜登政府非常希望重建美日韓合作,以抵禦來自朝鮮和中國的壓力。您認為美日韓三邊同盟關係是否有可能突破?
楊伯江:其實,從奧巴馬時期開始,美國民主黨政府就一直非常希望能夠促成此事。今後,作為韓日改善關係的成果,兩國也可能喚醒2019年貿易糾紛爆發後被擱置的軍事情報互換協定。
不過,美日韓要正式簽約、成為三邊同盟的可能性並不大,更大的可能性是三個雙邊關係分別改善並加強合作,不僅是韓日關係,也包括韓美關係。韓美同盟本身也面臨修復、改善的課題。
說美日韓三邊同盟的可能性不大,除來自日韓雙邊關係的阻礙因素外,還受到三邊關係內在結構變化的影響,以及對綜合戰略影響的評估。日韓的自主性在加強,美國的要求未必能得到完全響應。目前韓日都在努力強化與美國的關係、心向北約,彼此之間不是相向而行,而是處於競爭關係。最重要的,從韓國來看,如果以三邊形式與日本結盟,除了國內可以預期的消極反應之外,對外戰略上又能帶來哪些收益,會不會反而自我限制了戰略空間?可能的收益,與對韓中關係、韓俄關係、半島南北關係的衝擊和破壞相比,究竟是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這些,韓國政府不可能不仔細權衡。
QUAD對亞太地區安全起到明顯破壞作用
中評社記者:美日印澳四國機制自成立以來,不斷渲染“中國威脅論”。您認為,其未來發展將對地區安全架構的發展演變帶來哪些影響?您如何看待日本在該機制中的角色?
楊伯江:QUAD對於亞太安全環境及安全秩序的構建和進化,很明顯起到破壞作用。亞太地區的未來出路,在於構建地區統一、域內國家平等參與、反映各方合理訴求、利益相互不可分割的政治安全秩序,但我們看到QUAD的作用方向明顯是相反的,它是在推動地區朝分裂、對立甚至是集團對抗的方向發展。
日本在QUAD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而且它的作用可能會越來越重要。但是,從日本和地區根本長遠利益來看,QUAD並非合理的選項,日本需要和更多域內國家開展戰略性、建設性對話,包括中日之間要進行深層次戰略對話。戰後日本在美國的主導和支持下,通過簽訂舊金山和約完成了戰後處理,被輕易寬恕了。但是,無論是在廣泛的政治意義還是在嚴格的法律意義上,日本與亞洲鄰國之間的“戰後處理”都並沒有完結。日本如果沿襲“舊金山式思維”、將自己作為對立的一方,那麼它的路就會越走越窄。
安倍用“曲線方式”影響政府政策 最終導致“進二退一”效果
中評社記者:有觀點認為,岸田內閣依然難以擺脫自民黨內其他大派閥勢力特別是安倍晉三的影響。目前岸田已執政半年多,就您的觀察來看,您認為安倍對岸田政府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楊伯江:除了在黨內政治上的影響之外,還有政策方面的影響。安倍正試圖用一種“曲線方式”(間接方式)來影響岸田政府的外交政策。之所以採取“曲線方式”,是因為安倍現在已沒有名分來直接“耳提面命”。安倍前段時間發表文章,討論其外祖父、二戰甲級戰犯嫌疑犯岸信介的政治理念與政策思想,實際就是間接指責岸田現行對華政策過於軟弱,不夠強硬。安倍還為抨擊岸田政策的網絡文章點贊,在美國報紙上發表文章,呼籲美國“保衛台灣”,等等。這些都是在給岸田上“眼藥”,旁敲側擊地對岸田政府外交政策施加影響。
這些做法還是有一定效果的。安倍的言論代表自民黨右翼保守勢力的聲音,比較極端,岸田不可能跟著他的拍子走;但另一方面,恰恰因為安倍代表著一方勢力,岸田又必須予以重視,要有所回應。這樣,就導致日本外交安全政策“進二退一”的效果,安倍往前走兩步,岸田再往後拉一步,但最終結果還是進了一步。譬如前不久安倍發出與美國“核共享”言論,岸田馬上表態稱“無核三原則”沒有變化,但同時對構建“對敵基地攻擊能力”的表態就更積極了。
中日合作競爭都在走向深水區 應從三個方向加以改善
中評社記者:今年即將迎來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您對下一步的中日關係走向有何研判?您認為可以從哪些方面來努力改善中日關係?
楊伯江:對於下一步的走向,無論是合作方面還是競爭方面,中日關係都將走向深水區。以50年時間跨度來看,今天的中日合作不光是量的增加,其廣度和深度都是過去所無法相比的。比如,在地區視域下的合作、在第三方市場的合作, 中日共同參與簽署了《清邁倡議》,共同推動簽署了RCEP等,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果。中日合作已經不再是過去簡單的貿易、投資、技術層面的合作,而是拓展到了社會治理、區域治理以及貨幣金融等一些深層領域。但另一方面,中日之間的對立和競爭也明顯增多,開始涉及到一些深層次的問題,而不僅僅是歷史教科書、參拜靖國神社那樣一個個具體案例。
至於如何改善中日關係,簡單概括起來有三點很重要:第一,不忘初心,堅守底線。堅守的這個底線就是和平與合作。在1972年之前,中日關係經歷了擴張與反擴張、侵略與反侵略的百年歷史。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後,到1972年兩國邦交正常化,中日之間走過了沒有官方關係、在政治上相互隔絕對立的23年。所以說,50年前的邦交正常化改變了中日關係的歷史軌跡和發展方向,使之進入到一個和平共存、互利合作的新階段,這是中日兩國共同的福祉,是對地區和世界和平發展的重大貢獻。
第二,不斷深化相互利益捆綁,讓經濟合作持續成為中日關係穩定的“壓艙石”。經濟領域的相互依存一直是中日和平合作的重點基礎領域,經濟合作一直是中日關係的“推進器”“壓艙石”。從合作潛力來看,儘管在“一帶一路”等多元化發展戰略下,中國對日經濟依存度在量上有所下降,但在半導體等一些高科技領域,仍然有很大的合作空間。對日本來說更是如此,在增長越來越依靠外需拉動的趨勢下,所謂對華全面“脫鈎”純屬無稽之談。正如著名經濟學家、管理學家大前研一所說的,“21世紀日本最好的國家戰略,就是以中國為客戶”。
第三,進行真正深層次的對話,觸及歷史以及地區秩序、國際秩序構建層面的對話。中日關係源遠流長,豐富而復雜,兩千年的歷史大致凝聚著三幅“面孔”:友好往來、刀兵相向和對立隔絕。即便在戰後,也還有過二十多年沒有正常官方關係的時期。中日之間積累了太多的“話題”,而很多深層次的話題是彼此早晚都要面對的。因此,除了務實合作、日常合作之外,恐怕還要開展一些建設性、戰略性對話,來共同思考一下亞洲的未來、亞太的未來,甚至是東方文明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