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杀安倍晋三的凶手山上彻也供述，其刺杀行为并非出于政治理念，而是与宗教有关的“家仇”。如果真如凶手所言，就可能是安倍执政时期的政策主张和行为伤害了他的感情和利益，由此不满而泄愤。尽管安倍下台已近两年，且凶手家庭破产与其母沉溺于宗教有关，但有报道显示，作案前处于无业状态的凶手很可能是将其窘困境遇归咎于安倍和他的政策主张。

　　7月10日，也是安倍遇刺身亡两天后，日本第26届国会参议院选举投票结束，自民党大胜。如不出意外，岸田政府将迎来执政的“黄金三年”。此次选举中，日本选民最为关注的就是经济和民生相关议题。

不确定环境下再承压力

　　2020年，新冠疫情突发和蔓延，叠加百年大变局下国际秩序重构、中美博弈加剧等因素，世界经济陷入衰退，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亦下滑4.5%。2021年，伴随疫情反复及全球供应链紊乱持续，日本实际GDP在波动中仅实现了1.7%的增长，显著低于年初预期。

　　2022年第一季度，日本实际GDP环比下滑0.1%，换算成年率为-0.5%，其中民间消费支出仅增长0.1%，民间住宅、企业设备投资成为拖累因素。从全球经济走势看，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今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2022年世界经济实际增长预期为3.6%，美国和中国两大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3.7%和4.4%，日本2.4%，与俄乌冲突爆发前的1月预期值相比均有明显下调，国际市场需求疲弱。

　　日本经济下行，内需与外需动力减弱，主要原因是疫情持续和反复，俄乌冲突爆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紊乱超出预期，供需错配推升了能源、原材料、粮食及运输价格，给经济复苏增添变数。在日本对外贸易格局中，尽管俄罗斯所占比重不到2%，乌克兰仅占0.1%，但鉴于俄乌两国均为全球重要的粮食产地，俄还是能源、化肥、钛、铝的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乌则是生产芯片的重要原料氖气的主要产地，产量超过全球一半，日本对这些产品的需求相当一部分依靠进口。在2020年日本原油、液化天然气、煤炭的进口中，从俄进口量分别占4.1%、8.2%和12.5%。俄乌冲突下日本高调反俄，日俄相互制裁升级，日对俄投资和在俄一些日企的生产运营按下“暂停键”，“芯片荒”加剧，国内大量商品价格上涨。

　　随着不确定性增多，日本经济领域出现一些情况和变化。

　　其一，日元大幅贬值。由于物价上涨、通胀日益严重，美国在2022年3月开启加息周期，日本则维持安倍时期的量化宽松政策，日美利差扩大，日元汇率走低，现1美元能兑139日元，为20多年来的新低。日元贬值有利于促进日本出口，但如果速度过快、幅度过大，则超出企业承受力，扰乱其经营计划，影响经济有序发展。

　　其二，贸易逆差不断扩大。日本能源、粮食等供给主要依赖进口，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导致进口成本增加。2021年8月以来，日本货物贸易收支呈现逆差并有扩大之势，2022年1～5月，日本货物进口额增长了21.6%，而出口额仅增长2.3%，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经济高度国际化背景下日元贬值对出口的促进效应不断减弱。

　　其三，国内物价持续上涨。2021年9月日本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转为正增长，年末时升至0.5%，到2022年5月已连续九个月同比上升，且4月和5月均为2.1%，通缩状况明显改善。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日本的物价上涨并非政府所期待的由居民收入增加带动需求的扩张型通胀，而是由进口成本上升所致，意味着居民实际购买力下降，可能会抑制需求和消费。

　　随着企业生产和国民生活的成本上升，生存压力增大，日本国内不安定因素和社会问题凸现。安倍下台后，在疫情持续、经济低迷的形势下，菅义伟和岸田文雄政府的经济政策基本延续了“安倍经济学”的方向。“安倍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企业投资、股市上涨及经贸发展，但也带来弊患，特别是随着2022年以来通胀风险上升、日元贬值加快，日本底层民众生活艰辛，要求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的声音渐强。

中长期面临诸多挑战

　　当前，新冠疫情仍在全球流行，日本感染人数再次反弹，俄乌战事也还在持续。如何应对新一波疫情、尽快促进经济复苏、稳定物价和增加国民收入，成为岸田政府的首要课题。从中长期看，日本经济仍面临诸多挑战，主要有：

　　其一，人口少子老龄化形势严峻。少子老龄化趋势意味着养老服务需求增大，医疗、社保、育儿等相关支出增加，财政负担加重，也会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消费需求弱化、整体创新力下降、企业传承后继无人等问题。

　　其二，财政重建目标迟迟难以兑现。日本政府债务余额与GDP之比显著高于美英法德等国，且财政支出有增无减。除了少子老龄化形势下社保费用增加外，天灾疫灾、科技振兴、国防安全等相关财政支出扩大。2022财年，日本财政预算案再创新高，规模达107.6万亿日元。而在2021财年，日本税收减少6.1万亿日元，政府不得不增发国债，基础财政收支赤字从上一年度的9.6万亿日元增至20.4万亿日元，为2014年度以来最高值，2022年财年有所下降，但仍高于疫情前水平。在2022财年日本财政预算案中，国债费用增至24.3万亿日元，同比增长2.4%。日本促进经济增长与重建财政的计划陷入两难境地，2025财年重建财政的目标恐再延迟。

　　其三，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空间有限。安倍二度执政后推行的量化宽松政策给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为企业和实体经济提供了良好的融资环境。随着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中美出现贸易摩擦、新冠疫情暴发和扩散，日本经济下行风险增大，日本央行继续维持宽松的货币金融政策，如降低金融机构贷款门槛、取消年购债规模限制、扩大公司债额度、延长企业融资优惠政策等。在财政方面，日本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以现金和优惠券形式向未成年人发放补助金，以确保用于育儿等特定消费领域，减轻物价上涨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些措施有助于促进企业投资和家庭消费，但也使日本政府运用金融、财政手段刺激经济的余地明显缩小。

　　此外，外部市场不确定性和风险增大。随着新冠疫情反复，全球物流运行不畅，缺芯、缺工现象持续，产业链供应链紧张问题并未得到有效缓解，世界经济循环受阻。同时，百年大变局下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震荡调整，地缘政治风险增多，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高位波动，全球通胀加剧，金融债务风险积聚。突发事件和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都有可能引发世界经济下行，自然也会抑制日本经济增长前景。

复苏依然迟缓

　　随着安倍离世、岸田政权进一步巩固，日本内政外交、经济社会政策会越来越多地显现出“岸田色彩”，具备一定的独立性。岸田文雄已透露，9月底前将改组内阁和进行党内高层人事调整。在可预见的未来，岸田将会继续推行其倡导的“新资本主义”，着力促进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良性循环。为顺应世界经济发展大势，提升日本的影响力和自主性，岸田政府将会进一步推动经济数字化、低碳化转型，同时在近几年签署生效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日美贸易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基础上，全方位扩展和深化对外经贸关系，促进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发展，以便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增强经济发展的确定性和持续性。

　　为刺激经济景气，岸田政府在2021年11月决定实施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创下历次经济刺激计划财政支出的新高，这些资金主要用于防止新冠疫情扩大、开拓未来“新资本主义”、促进经济社会复苏及强化疫苗研发等应对类似危机的能力。但民间机构和市场人士对其可能带来的经济效果并不乐观。2022年4月，日本内阁会议又通过一项经济救助计划，规模为13.2万亿日元，主要用于稳定食品供应、抑制油价、支援中小企业和困难家庭等。

　　然而，在疫情大面积蔓延、俄乌战事持续、日本经济下行、政府债务负担沉重、物价上涨的情势下，岸田政府经济刺激计划的资金来源受到质疑，刺激需求和消费、促进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是其必需面对的课题。而当前推动货币政策正常化处于进退两难之中，如果收紧货币政策，虽有利于抑制物价上涨和日元贬值，但会加重政府债务负担，不利于经济复苏；如果继续维持宽松货币政策，虽有助于减轻政府债务负担，促进经济复苏，但又会放任物价上涨和日元贬值。宽松货币政策带给经济的负面影响需要时间消化。

　　随着2022年6月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升破9%，美国进一步加息在即，日元贬值或将继续，世界经济衰退风险增大。面对经济下行与物价上涨同步的局面，美国、日本等国的企业运营成本提高，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减弱。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近期表示，世界经济有可能进一步恶化，IMF将进一步下调增长预期。日本央行4月底发布的《经济与物价形势展望报告》预测，2022年度日本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为1.9%，比1月预测值上调0.8个百分点，接近政府设定的2%通胀目标，而日本实际GDP将增长2.9%，比此前预期下调了0.9个百分点，日本经济复苏之路迟缓。

　　政权基础得到巩固的岸田政府能否引领日本经济走出困境、实现增长与收入分配的良性循环，存在较大疑问。

　　（作者均为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