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4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人们观看屏幕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法国总统马克龙出席七国集团峰会合影仪式的画面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离世后，多国政要纷纷发声。其中，印度和巴西方面的反应颇引人注目。安倍遇刺当天，印度总理莫迪在社交平台推特上连发7条消息，回顾他与安倍多年的交情，并宣布印度于7月9日举行为期一天的全国哀悼；巴西总统博索纳罗除了表示“愤怒和悲痛”，还下令全国哀悼三天，并在社交媒体上呼吁严惩凶手。

　　印度和巴西近年来与日本的双边关系都十分密切，莫迪、博索纳罗也分别与安倍保持着良好的个人关系。以印度和巴西为代表，可以看出日本多年来在全球范围内拓展对外关系的种种内在逻辑。

积极主动建构多支点对外关系网

　　在积极主动的政策驱动之下，日本与印度建立了多领域的合作关系。据印度驻日大使馆官网对日印关系发展情况的介绍，日本在电力、交通、环境和社会等领域提供的政府开发援助（ODA）促进了印度的经济发展。同时，两国在减灾、医疗保健、教育、科技等多个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项目。

　　防务方面，两国通过联合军演、装备技术合作等方式加强了安全交流，促成了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出台。

　　经济合作方面，日本被印度视为本国经济转型的重要伙伴。两国经济结构有着较强的互补性，日本重视印度庞大的市场及人口潜力，印度则需要日本的资金与技术。以“互惠互利”的交流合作为基础，安倍执政时期日本与印度关系持续升温，一度被称为“蜜月关系”。

　　日本与巴西同样有着全方位的合作。根据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的统计，巴西与日本的经济联系十分紧密，合作项目遍布多个领域，尤其是在农业及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日本通过ODA强化同巴西的双边经济关系，一方面帮助巴西解决其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各方面问题，另一方面也使日本能够保障自身资源及粮食供给的安全。两国还签订了日本－巴西合作伙伴项目，由巴西合作署和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的代表组成计划委员会以共同讨论项目计划，旨在促进两国与拉丁美洲、非洲的葡萄牙语国家在气候变化、传染病与粮食安全等领域的合作。

　　除了在经济等多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利益基础”之外，日本与巴西还因有着百年的“历史渊源”而关系更趋紧密。在拉美国家中，巴西拥有最多的日本移民。

　　19世纪末，为了减轻国内人口过剩的压力，同时增加外汇，日本开始了向巴西大规模移民的进程。后期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不断发展，约17万日本人为逃避战火，背井离乡远赴巴西。二战结束后，日本于1953年重新启动了向巴西的移民计划，一直到1973年才宣告正式结束。

　　日本政府组织下的移民聚族而居，形成了有组织性的移民社区，其对巴西经济、社会与文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在巴西的烤肉店中，经常能看到日本寿司、刺身等。

　　至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巴西长期的经济危机以及日本对巴西日裔实行“开放的”移民政策等，移民开始出现“回流”，且人数众多。如此数量的跨国人员流动，使两国人民近乎自然而然地建立起了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交流合作的桥梁，巴西日裔这一移民族群也成为维系和巩固两国关系的重要纽带。

三位一体推进外交布局

　　实际上，日本的动作不仅仅是积极主动建构多支点对外关系网。第二次执政之后，安倍推行“战略外交”，以“俯瞰地球仪的外交”和“积极和平主义”为主要内容，以“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为主要抓手，以“全球视野”来推进其具有战略自主性与针对性的外交。据日本官方公布的外访记录，安倍在第二次执政之后共出访近80次，外交活动覆盖全球主要地区的大部分国家，展现了积极活跃的外交姿态。

　　日本为何不遗余力推进对外关系网络的建设？可从四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从经济上看，作为推行“贸易立国”战略的海洋国家，维护海外利益尤其是确保所谓“自由开放”的世界市场，是日本政府制定外交政策时的重要考量。更广的对外关系网能够带来更多的市场资源和贸易往来，同时能够形成更富弹性的产业链及供应链。

　　安倍政府牵头推进并签署了没有美国参与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旨在拓展日本在该地区的利益，促进对外贸易、投资及经济增长。这一目标的达成，离不开外交的保驾护航。

　　第二，开展具有自主性的外交体现了安倍摆脱“战败束缚”的政治夙愿。二战结束后，日本虽通过“吉田主义”，即“轻军备”与“经济中心”的战略选择，实现了战后经济的恢复、发展和腾飞，创造了日本经济发展的奇迹。但作为“经济大国”的日本，在国际政治和安全领域始终无法摆脱“战败束缚”以及对美国的过度“依赖”。

　　安倍着重强调其开展外交活动的战略性并呈现积极主动的姿态，正是力图打破国际社会对日本的固有印象，冲破其因领土争端、历史问题等与周边国家普遍陷入的外交僵局，以提升日本的国际地位，使日本成为国际政治中举足轻重的大国。

　　第三，着重强化与以印度、巴西为代表的重要“支点”国家的关系，含有提升区域影响力以及推动地区秩序建构的目的。在国际秩序急剧变化的关键时期，日本试图通过所谓“印太战略（构想）”，使得东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新的政治格局的演进有利于自身的发展，并希冀在新秩序中拥有更高的国际地位和更大的影响力。

　　第四，安倍政府在推动战略实施的过程中，不仅仅是基于提升地区影响力，还有参与地缘战略竞争的意图。安倍有选择性地开展“俯瞰地球仪的外交”的同时，强化了地缘政治因素及外交的“价值观属性”，试图构建以日本为核心的“心心相印的合作关系”乃至“准同盟”，以遏制与其价值观不同的国家的影响力。日美同盟以及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是这一设想的支柱和骨架。这一结构明显与美国对外战略的目标相契合。

　　这一极富野心的外交战略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日本的战略利益需要？重点还是要看日本外交在各个领域的进展与效果。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上台后，提出以“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为基础开展日本外交。岸田认为，日本外交的核心内容是致力于实现所谓“自由与开放的印太”，以日美同盟为基石，进一步提升日美澳印的合作，与东南亚、欧洲等所谓志同道合的国家携手应对国际变局。

　　可以看出，岸田政府基本延续了安倍政府的外交路线，未来将继续基于“兵（安全）、食（经济）、信（价值）”三位一体的国家利益观推进日本外交。其中，日本如何进一步深化同其眼中重要合作伙伴的关系，值得持续关注与研究。

　　（张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室主任、中日关系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刘艳婷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