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是中日关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年份。回顾45年来中日经贸合作走过的历程，可以说是中日携手发展、合作共赢的45年。在国际风云变幻、中日政治关系极为复杂的情况下，中日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1978—2022年，中日双边贸易额增长了60多倍，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金额累计已超过1200亿美元；从2007年起，中国就一直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则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对象国，也是中国吸引外资的主要来源地。

经贸合作仍然是中日关系的“压舱石”

　　特别是近十年，中日双边贸易额年平均在3000亿美元以上，近三年，即便在新冠疫情和中日政治关系恶化叠加影响的逆境中，双边贸易依然保持年平均4.7%稳定增长；近十年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稳定增长，年平均额在40亿美元，日本在华企业经营收益率高15%，远高于日本在世界投资收益率8%左右的平均水平。中国对日投资起步较晚，但目前也已初具规模，累计投资额已超过50亿美元，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的三年间，年平均投资额6.9亿美元。这充分体现了中日经贸合作的强韧性。

　　45年来中日关系可谓风风雨雨，一波三折，韧性极强的中日经贸合作一直发挥了压舱石和稳定器的作用。经过长期的合作实践，中日两国经济已形成千丝万缕的双赢联系，经济依存性很高，中国拥有超大规模的市场，日本拥有高端的技术，中日两国将长期保持“互补、竞争、共存”的合作状态，这是经济规律使然。当今，美国违反经济规律，联合其盟友为了自身的政治目的对中国进行打压、技术封锁，搞“小院高墙”、“脱钩断链”，逆经济全球化潮流而动，导致中日关系出现了诸多新的重大动向，今后或许变得更加复杂和严峻，但我们坚信，经贸合作还将继续发挥压舱石和稳定器的作用。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中日经贸合作牢固的法律基础

　　45年前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标志着中日两国以法律形式把和平友好关系固定下来，其重要意义在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与《中日联合声明》一道，成为中日两国政治关系的重要基础，同时也为中日经贸合作的提供了法律保障。条约第三条规定：“缔约双方将本着睦邻友好的精神，按照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为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促进两国人民的往来而努力”，明确了发展经济关系是中日双边关系的基础之一，为两国的经贸合作健康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法律基础。

　　45年来中日经贸合作的环境发生了太多变化，但在和平友好条约精神的指引下，中日双方的经贸合作模式也不断升级，从过去的以贸易、投资为主的单一合作逐步延伸至金融、财政、区域、科技、企业、地方等多领域合作，出现了多维度、多渠道、多样化、多层次、全方位的合作局面，合作质量、合作水平不断提高。然而，45年后的今天，在世界格局大变动和日本对外战略调整的背景下，这一条约的信守正面临新的复杂局面，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恪守“条约”精神，开辟中日经贸合作新局面

　　当前中日关系形势严峻复杂，遇到不少新问题、新风险、新挑战，在此背景下，我们更该恪守并发扬《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精神，让其始终能够助力两国经贸关系保持合作共赢，开辟新的局面。目前，在美国的鼓动下，日本政府不遗余力地宣扬脱钩，炮制所谓“去风险化”的新说法，实质上就是要人为削弱、割裂同中国的经济联系，继续搞“去中国化”。实际上，日本与中国经济完全脱钩并不现实。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长期合作与磨合，按照市场规律实现了资源的最佳配置，东亚生产网络和全球生产网络得以形成，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很难想象在短期内有能替代中国在东亚产业链中地位的经济体出现。不可否认，在美西方企图在尖端技术领域对中国“卡脖子”的背景下，存在日本与中国在个别尖端科技领域局部脱钩的可能性。日本政府对23种半导体材料出口实施了限制，在短期内可能对中国产业发展造成一定损失，但也会给日本企业带来巨大损失，其结果是中日双输，美国独赢，但无论是技术转移还是科技成果转化，社会需求是最重要的驱动力，想要搞封锁，不会长久。

　　尽管当前中日经贸合作受到各种不利因素干扰而处于低潮期， 但对中日经贸合作的利好因素也在上升，随着RCEP对菲律宾正式生效，意味着15国参与的RCEP全面生效。在RCEP 框架下，中日经贸合作应对非经济因素带来的风险的能力将有所提高。另外，中国经济正在克服眼前的各种困难，在高质量发展的轨道上继续前行。据世界银行的最新预测，2023年中国经济将实现5.6%的增长，随着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其市场容量会越来越大，也为日本经济走上自律性复苏轨道提供良好机遇。

　　展望未来，中日两国在节能环保、绿色发展、医疗健康、养老照护等领域的合作前景十分广阔。期待日方看清形势，作出理性决策，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共同维护合作共赢的主基调，共同开创两国经贸合作的新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