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5周年。从“不正常”走向“正常”，从“正常”走向“和平友好”，在当代中日关系半个世纪的历史中，稳步上升也好，跌宕起伏也罢，舆论体现出两国民众的认知和态度，既映照了两国关系的现实，也形塑着两国关系的未来。“中日关系舆论调查”开始于2005年，至今已进行了19次。调查见证了新世纪以来两国关系的具体进程，本身也成为衡度两国民心、民意的宝贵资料。 

中日舆论的“三同”　　

　　通过对2023年度调查结果的初步梳理，大致可用“三同”与“三异”来形容当今中日舆论的一些主要特征。“三同”的第一“同”是指大部分两国民众都对中日关系的现状并不满意。41.2%的中国受访者和68.4%的日本受访者认为两国关系不好，双方还有三成左右的受访者表示“说不清”，持“满意”态度的民众在两国属于少数派。

　　第二“同”是指大部分两国民众都认为双边关系重要，希望未来两国能保和平、促合作。中日分别有超过六成的受访者（中国60.1%，日本65.1%）认同两国关系的重要性，理由集中于“对方国家是世界经济大国，是本国主要贸易伙伴”“对地区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以及“同为亚洲国家，具有深厚的历史或文化关系”。这表明，作为地缘邻近、文脉相通的邻国，中日两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对此广大民众有着清醒的认识。众所周知，近十年来，领土争端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重要敏感问题。今年的调查结果也显示，两国受访者均选择领土争端作为阻碍两国关系发展的首要因素（中国39.5%，日本43.6%），但即使这样，双方民众最多选择的还是“尽早通过协商，争取和平解决”（中国58%，日本35.8%）。此外，在思考东亚未来前途时，多数两国民众选择“和平”（中国65.7%，日本62.4%）“合作发展”（中国50.5%，日本28%）作为两国“应共同实现的最重要的目标和理念”。近两三年在某些舆论场颇有热度的“自由”“民主”“法治”等价值观并没有得到两国民众，尤其是日本民众的普遍认同，选项比例仅停留在个位数水平。

　　第三“同”是指近半数的两国民众都期待中日关系能切实地迈上新台阶。对于构建契合新时代的中日新型合作关系，49.2%的中国受访者和47.7%的日本受访者认为“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中日民众高度期待两国加强协作，共同应对地区事务与全球性挑战。在地区层面，能明显感到两国民众对区域紧张局势的担心，“为避免东北亚争端及维护持久和平构建信赖关系”（中国38.7%，日本55.6%）“加强危机管控合作，包括缔结防范地区冲突的协议”（中国35.7%,日本29%）成为较集中的选项；在全球层面，两国受访者共同关心“气候变化”“传染病威胁”“世界贫富分化”“核武器扩散”等问题。有关乌克兰危机，两国民众认为中日可以开展合作的领域主要包括“停战努力以及停战后联合国的维和”（中国49.5%，日本25%）“救援难民等人道主义援助”（中国42.1%，日本32.9%）。由上可见，和平与稳定，民生与发展，既是两国民众的共同心愿，也是对未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共同期盼。 

中日舆论的“三异”　　

　　2023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但毋庸讳言，当前中日关系的现状距离真正的“和平友好”尚有差距。今年舆论调查表现出的热点难点，体现出中日在面对新情况、构建新秩序和扮演新角色等三个方面的舆论态势及深层的认知差异。

　　第一“异”体现在中国民众广泛关注的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的海洋排放问题上（以下简称排海问题）。2023年8月24日，日本正式开始排海作业。对于这一新情况，两国舆论呈现出复杂和多维的面向。首先，多数两国民众表示出担忧（中国47.6%，日本33.2%）和不确定感（中国25%，日本29.5%）。其次，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排海审查报告的可信性、日本政府决策行为的适当性以及日本政府相关沟通努力的充分性等问题，两国民众的认识有同有异。以下，暂将认为“IAEA审查可信，基于此的日本政府措施适当”者称为全面赞同排海派，“IAEA审查可信，但日本政府应进一步努力消除国际社会不信任”者为重沟通中立派，“与IAEA审查无关，不能排放”者为原则性反排海派，“因为IAEA审查不可信，不应排放”者为程序性反排海派。对比两国各派势力的分布可以发现，中国民众较多的是原则性反排海派（35.9%），但同时重沟通中立派（33.9%）也为数不少；日本民众最多的是重沟通中立派（47.2%），其次是全面赞同排海派，但数值上有不小差距（25.2%）。这表明，对于排海问题，虽然两国民众立场不同，意见不一，但双方舆论中依然存在着较为广泛的沟通意愿基础。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有关排海问题对双边关系的负面影响，两国舆论差异明显。36.7%的日本民众认为该问题会阻碍两国关系发展，而只有5.8%的中国民众将该问题与中日关系进行了关联。由此可见，现阶段，排海问题已经在两国产生了相当不同的政治社会效应，鉴于该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中日应就此问题开展多层面的交流沟通，回应民众关切。

　　第二“异”集中体现在地区和全球秩序，尤其是如何处理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干扰等挑战上。过去一年，东亚地区秩序的主要不确定因素来自于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两个领域。日本民众的军事威胁感（76%）明显强于中国民众（35%），日本民众将中国视为军事威胁的比例（68%）也高于中国民众将日本视为军事威胁的比例（49.9%）。双方各有五成民众选择台海问题作为军事威胁因素，中国民众反对日本干涉，日本民众担心中国武统。此外，关于地区核扩散风险，中国民众担心日本的比例（36.3%）明显多于日本民众的自我评价（1.8%）。这些情况表明，两国舆论都有将对方国家视为地区安全秩序挑战者的倾向。在地缘经济方面，有近三成的中国民众担心日本采取的经济安保政策会阻碍两国关系发展，日本民众同比数字虽然较低（9%），但有超过六成（63.2%）认为“两国政府应就经济安保的影响展开协商”。

　　中日舆论的第三“异”表现在两国有关自己和对方角色定位的认知差异上。笔者认为，这是关系到未来中日能否践行真正的和平友好，能否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新关系的根本性问题。调查结果显示，关于可为维护国际秩序稳定发挥主导作用的国家或组织，两国民众的认识存在差异。中国民众选择的前五位分别是：中国（30.6%）、美国（12.8%）、美国与中国（11.3%）、日本（11.1%）、二十国集团（5%），日本民众选择的前五位分别是：美国（28.2%）、七国集团（10.9%）、二十国集团（8.9%）、美国与中国（8%）、日本（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