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互信、经济合作与人文交流是国家间稳定关系的主要构成，也是一国构建对外政策的重要支柱。当前，国际关系日趋打破传统界限，参与主体从政府官方拓展至民间社会性的非官方组织乃至个人，关键议题从政治、军事等“高政治”领域下沉至社会、文化等“低政治”领域。在此背景下，承载官民往来、驱动观念交流、促进情感认同的人文交流日益在对外政策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周边各国中，日本与中国地缘相邻、文缘相通、文化相近，交流渊源深厚。中日两千年关系当中，人员往来、文化交流贯穿始终，作用显著。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人文交流更是发挥了以“民交”促“国交”的重要作用，不仅积累了丰硕成果，亦在相当长时期内支撑了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邦交正常化初期，中日两国政府主导推动人文交流项目，促成两国民众交流热潮，构成了“蜜月期”中日关系的重要部分。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与深化，中日两国各层级对话、交流机制的拓展与完善，为进一步扩大中日人文交流规模、推动交流形式多样化创造了有利条件。直至新冠疫情发生前的2019年，中日人员往来达到创历史纪录的近1300万人次，根据日方统计，两国缔结友好城市超过390对。同年，按照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中日高级别人文交流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在东京召开，围绕文化、旅游、教育、体育、媒体、影视、地方、青少年、妇女等领域达成了8项重要共识，从而为中日人文交流开辟了新的局面。但是，经历疫情冲击和国际战略格局剧变，中日关系面临的形势更为复杂、挑战更为严峻，两国人文交流亦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民众感情趋向负面、人员往来“逆差”扩大、交流内容亟待改善等既存问题进一步凸显。

　　除了疫情因素，由于两国政治关系波折、战略互信欠缺，中日人文交流所面临的阻力与障碍有增加之势。日本政府积极配合美国对华竞争战略、加强对华综合制衡力度，导致中日关系正处于相对低谷期。也要看到，在中日关系保持基本稳定前提下，人文交流仍是维系两国沟通渠道、增进协调共识的关键。2022年和2023年分别为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尽管面临困难，但中国政府及民间，以及日本友好人士仍积极组织纪念活动，推动人文交流开展。近年“北京-东京论坛”的“中日关系舆论调查”显示，超过60%的中日受访者认同民间人文交流对于改善中日关系的重要作用。2023年11月中旬，中日领导人在旧金山举行会见，重新确认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同意适时举办新一轮中日经济高层对话、中日高级别人文交流磋商机制会议。2024年4月，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和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在日本共同举办中日高级别人文交流论坛。同年5月下旬，中日韩领导人会谈时隔四年再度举办，三国同意拉紧人文交流纽带，以举办中日韩文化交流年为契机，推动三国人民实现从“居相邻”到“心相通”。在此背景下，人文交流迎来了新的复苏机遇，再度肩负起稳定发展中日关系、推动区域合作的重要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友好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基础力量，是实现合作共赢的基本前提。”针对中日关系，总书记还在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上指出：“中日友好的根基在民间，中日关系前途掌握在两国人民手里。”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加强人文交流，筑牢对外友好关系基础，是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外交思想、人民外交路线的重要环节。对外人文交流应以促进中外民心相通、理念相容、情感相融为目标，以服务国家改革开放和促进对外关系发展为根本。需要积极发挥人文交流对中日关系的建设性作用，充实双边关系内涵，拓展友好合作空间，为东亚区域合作发展创造条件，树立典范，注入动力。日本政府应端正对华认知，放弃冷战思维与遏华逻辑，理性而善意地看待中国的现实发展，不再刻意制造两国“认知鸿沟”，编织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论”“中日敌对论”。同时，我们期望中日两国更多有识之士能携手相向、共同努力，坚定维护和平、友好、合作的大方向，积极探索加强两国人文交流的办法与渠道，扭转两国关系走低、国民感情恶化、交流障碍增加等趋势，不仅为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创造长期可持续基础，也为本地区文明交流互鉴，人文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做出应有贡献。

　　作者：卢昊，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