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强化国际战略传播的意图和实践
作者：吴限 来源：《世界知识》2024年第19期 时间：2024-10-12
近一段时期，日本频频炒作中国军舰动向，渲染中国“军事威胁”，制造地区紧张局势。就在8月17日，日本海上自卫队如临大敌般地宣称，在宫古岛东北120公里的海域发现两艘中国海军军舰穿过冲绳岛和宫古岛之间的宫古海峡驶向太平洋，美西方媒体随之也跟进鼓噪要加强军事合作，共同应对中国。实际上，在国际舆论场上渲染“中国威胁论”借以推进自身军事大国化，一直是日本国际战略传播的重要内容之一。
2024年8月24日，在日本核污染水排海满一年之际，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视察福岛一家鱼类市场。
谋求一体、统一的国际战略传播
“战略传播”（strategic communications）概念兴起于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企业界，原指大型跨国公司所进行的涉及企业发展目标和企业形象的营销推广活动。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将这一概念应用到国家安全、意识形态领域，以应对非传统安全、重塑强国形象和掌控国际舆论，并为此进行战略性构建和布局。
国际传播被纳入到国家安全战略框架下表明，传播已不是简单的信息传递过程。通过传播，国家可以凭借良好的形象和信誉传达政策立场、推广制度规范从而影响他国和国际社会的认知评价、行为和决策，也可以进行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渗透，煽动负面舆论，从而为自己塑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达到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之目的。
日本实施国际战略传播主要缘于弥补自身因经济长期低迷而造成的硬实力不足短板，以及欲提升战略自主性的需要。其确立的契机一方面是为应对由“3·11”大地震、福岛核危机导致的国家形象受损，另一方面，不断升级的领土主权争端使日本认为更要通过战略传播来强化其立场主张，以赢得主动。
在首相官邸主导下，日本确立了国际战略传播的基本策略，即向大众媒体和对方国家的意见领袖进行游说，开展从青少年到政界要人的人物交流、文化交流以及推广日语教育和国际广播等，以期直接推动对方国民对日本政策和社会等的理解和好感。另外，在日本看来，非政府组织、大学、财团、企业、地方自治团体、个人等在国际社会的不同领域日益发挥着主体性和能动性作用，日本要想提高国际影响力和存在感，就必须与各种非国家主体灵活交往，形成国际性议程。
这一认知理念直接推动日本的国际传播由传统官方单一模式向以官方为主导、半官方和民间等多元行为体协同参与的传播模式转变。
按照上述策略，为强化对领土主权的国际宣传，日本首次设立“领土担当大臣”，并于2013年2月在内阁官房内设立“领土主权对策企划调整室”。之后，日本政府又从两方面予以推进。一是于2013年4月将此前民主党政权设立的“国际宣传联络会议”升级为“国际宣传强化联络会议”。该会议以首相官邸为中枢制定统一的、战略性的有关国际传播的重要且跨部门的课题，进行政府一体、有效的国际传播活动。二是出台战后首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将国际战略传播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部分正式确定下来。而在2022年出台的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国际战略传播又借助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使有关人力信息、公开信息、电波信息、图像信息等多维情报能力得到进一步强化。
强化系统、高效的国际战略传播
当前，首相官邸常设的“国际宣传强化联络会议”和“对外宣传战略规划小组”为国际战略传播的领导机构。前者作为跨部门联动中枢，主导外宣项目统筹推进，后者则负责外宣项目规划，重在强化与海外不同层次人群建立联系，促进这些人群的对日理解和亲日倾向。
在首相官邸主导之下，内阁官房和外务省分别建立了一套包括内阁宣传官、外务报道官和国际文化交流审议官在内的重要战略传播机构。
第一是内阁官房系统战略传播机构。内阁宣传官是根据内阁法设置在内阁官房内的重要宣传机构，它掌管内阁宣传室、国际宣传室、首相官邸报道室和内阁府政府宣传室等四大宣传部门。这四个部门分工明确又配合密切，内阁宣传室负责推进内阁重要政策的宣传，与各省厅合作，利用官邸主页和社交媒体向国内外发布信息，尤其在发生自然灾害等紧急事态时，及时用英语发布有关政府措施等信息，以寻求国际社会理解，抑制不良风评；国际宣传室主要负责将如新冠疫情对策、新资本主义、数字田园城市等重要政策，尽可能通过杂志、网站等平台向国际社会进行说明；首相官邸报道室负责向外界发布信息，包括官邸报道应对等；内阁府政府宣传室主要通过电视广告、报纸、网络和社会性网络服务（SNS）等媒体介质发布信息。
第二是外务省系统构建的战略传播机构。外务报道官是外务省系统构建的战略传播机构，也是日本国际战略传播的主导机构。它主要依托作为外宣战略据点的驻外使领馆和独立行政法人（国际交流基金、国际协力机构）等负责宣传和解释日本外交政策主张、推动海外公共宣传、人文交流、国际组织合作、文化援助等。2012年，日本外务省成立了由外务大臣担任部长的“公共外交战略本部”，负责外宣的战略规划和指导。国际文化交流审议官则主要通过文化及人才交流、世界文化遗产的保存与修复，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与文化有关的资金协助等，推进文化的国际合作。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机构除了标榜促进国际人才和文化交流之外，还暗自承担着对外文化输出和意识形态渗透的任务。近几年我国频发的“毒教材”事件和一些所谓公知、大V等媚日、美化日本侵略战争等言行，与日本长期对华文化渗透不无关系。
日本国际战略传播通过将国际传播与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深度融合，意图以首相官邸为中枢，各职能部门协同，多元传播主体参与的一体化模式来强化情报搜集、快速反应、危机公关和舆论引导能力，从而构建有效的传播体系和话语体系。
有鉴于此，我国也应建立一套自己的传播体系，通过深刻把握信息传播技术迭代的特征规律和发展方向，密切关注西方国家国际战略传播的最新进展和动向，建立一套契合新时代发展需要、有中国特色又兼具国际性的国际战略传播体系，推动构建自主知识话语体系，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掌握信息化时代的舆论主动权，为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和发展稳定营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中日社会文化研究中心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