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曾是世界上居民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但在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人口急剧老龄化、可支配收入不增反降、失业率上升等，其居民储蓄率快速下降。未来日本居民储蓄率的走势也将主要取决于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与居民收入增加与否。作为亚洲的发达国家之一，日本储蓄率变动对东亚乃至世界经济都有一定影响，对于同日本20世纪80年代面临相似高储蓄率问题的中国，找到储蓄率和消费增长之间的平衡点，是确保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关键词】日本 居民储蓄率 老龄化 【中图分类号】F833 【文献标识码】A

　　日前，日本内阁府发布2020年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初值显示，剔除物价变动因素后，日本本年度第二季度实际GDP比上季度下降7.8%，按年率计算下降27.8%，降幅创二战后最差纪录。断崖式的经济滑坡必将给日趋下降的日本居民储蓄率带来难以估量的影响。从经济学角度，GDP中的储蓄包括居民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三部分。从日本现实情况看，居民储蓄率变动较大，企业储蓄率较高，政府储蓄为负数且相当严峻。日本曾是世界上居民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最高时曾超过20%，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呈下降趋势，2013财年甚至跌为负增长，2017财年和2018财年虽然分别回升至2.5%和3.2%，但仍属于偏低水平。日本作为亚洲最发达的国家和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其储蓄率变动对东亚经济与世界经济产生的效应及启示，值得关注。

　　工资收入稳定增长、政府对储蓄实施优惠政策、日元升值等，是20世纪90年代之前日本维持高储蓄率的原因

　　战后日本长期保持较高的居民储蓄率（如图1所示），高速增长时期大体在15%以上。彼时，旺盛的设备投资使企业部门一直处于资金不足状态，而居民部门每年将收入的相当部分用于储蓄，这样家庭的剩余资金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充足的资金，亦即居民的剩余资金填充了企业资金的不足。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有多种原因，而长期形成的高储蓄率，对促进经济的繁荣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20世纪90年代之前，日本之所以能维持高储蓄率，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工资收入稳定增长，消费品供给相对不足。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初期，工资增长速度很快，但消费品供给不足。消费水平的上升追不上经济增长速度，使得储蓄率大幅增加。而在经济高速增长中后期，随着洗衣机、彩色电视、电冰箱、空调等耐用消费品供给量的增加，消费额也随之增加，尤其是收入进一步上升，使得高储蓄率得以维持。另外，日本企业有发奖金的习惯，这一点与欧美有所不同。一般来说，每年在夏季和年末发两次奖金，总额约为6个月的工资。在高速增长时期和泡沫经济时期，企业效益都比较好，集中发放的奖金也容易用于储蓄。

　　第二，日本养老金与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不够成熟，居民担忧老年的生活，因此积极储蓄。战后日本三世同堂（父辈、子辈、孙辈）大家族的传统家庭结构逐渐崩溃，而转变为核家族结构（指夫妻或者是夫妻<单亲>与未婚的子女所构成的家庭），过去的养儿防老习惯和结构逐渐终结，养老只能靠自己，因此这成为增加储蓄的动因之一。

　　第三，政府对储蓄实施优惠政策。在1988年之前日本政府为鼓励居民储蓄而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可免除总额900万日元存款的利息税。具体内容如下：对300万日元以内小额普通储蓄存款利息不征税、对邮政储蓄300万日元内的存款利息免税，此外，利用“特别公债非征税制度”等优惠制度，还可免除300万日元以内的存款利息征税。

　　第四，日元升值也是日本居民储蓄率上升原因之一。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日元被迫升值，汇率从200多日元兑1美元剧烈升值为100多日元兑1美元，导致国内资金过剩，催生了泡沫经济的形成。在资产效应的作用下，房地产和资产价格迅速上升，直接导致居民手中的资金大量过剩，也促进了居民储蓄率的上升。

　　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的高储蓄率对日本经济乃至世界经济起过积极作用，但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使日本陷入“高储蓄两难”的困境，带来贸易不平衡，加剧了日本与欧美国家间的贸易摩擦。在日美发生贸易摩擦时，美国就认为居民高储蓄率是日本长期保持经常账户顺差的根源，同时认为政府对储蓄的优惠制度是日本居民高储蓄的主因。无奈之下，日本只得通过扩大公共支出刺激内需，从而埋下了日本财政长期赤字的祸根，也助长了泡沫经济的形成，导致产业空洞化，最终使日本经济产生停滞和衰退。

　　人口急剧老龄化、可支配收入不增反降、失业率上升等，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居民储蓄率下降的原因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居民储蓄率一直呈明显下降趋势，2013财年甚至降为负值（如图1所示）。当然这一年属于特殊情况，由于2014年提高消费税，消费者扎堆消费，导致储蓄率急剧下降，其余年份依然维持较低的正增长。日本居民储蓄率下降是因为支撑日本居民高储蓄率的以下基本条件都发生了变化。

　　一是急剧老龄化以及社保制度发生变化。从长期来看，人口急剧老龄化是居民储蓄率下降的最主要原因。1970年日本65岁以上老人占人口的比例为7.1%，而2018年上升至28.5%。同期，日本的居民储蓄率从20%下降至2.5%。老龄人口迅速增加意味着无职业家庭的急速增多。统计数据显示，相当多的无职业家庭的储蓄率为负数。2000年以后无职业家庭储蓄率的负数幅度越来越大，全国的居民储蓄率降为个位数。另外，无职业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养老金，2000年以后日本养老金处于慢性减少状态，而社会保险费用和保健医疗支出却不断增加。如2000年实施“看护保险制度”后，增加了新的保险费用，随之医疗保险、看护保险的个人负担部分有所增加，这种制度变化也导致老人储蓄被支取部分进一步增加。

　　领取养老金年龄的变化对居民储蓄率的下降产生影响。为了减轻财政负担，厚生养老金的给付起始年龄已经开始延后。日本将领取养老金的定额部分（相当于年金制度中的基础年金部分）的年龄由原来的60岁延至65岁，且直到2013年才完成实现65岁领取厚生养老金（定额部分）的改革。这一期间养老金的领取很不稳定，老年人不得不通过支取储蓄来维持生计。因此也在客观上降低了居民储蓄率。

　　二是居民收入特别是可支配收入不增反降。一般来说，居民储蓄率与收入成正比。收入越高，才能有更多的余力储蓄。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和20世纪70年代的工资收入每年都是两位数的增长。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以来，日本的工资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仅为0.08%。另据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居民储蓄率与可支配收入的关系更大。储蓄决定消费，消费与储蓄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除去应缴税金和社保费用的可支配收入，再减去消费支出，就等于储蓄额。在可支配收入减少与税收、社会保险费支出增加的双重作用下，拉低了居民储蓄率。另外，如前所述，从2000年起实施的“看护保险制度”，增加了社会保险支出，也相应减少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2013年以来，日本内阁出台“安倍经济学”政策，主张通过增加工资和就业来振兴经济、克服通缩或物价下跌。诚然，“安倍经济学”实施以来，日元大幅度贬值，大企业出口顺畅，企业的日元结算利润剧增，降低了生产成本，企业收益迅速上升。但是，企业并未将所获利益还原于社会，用于增加工资的部分很少，而是更多地用于企业留存。据日本劳动厚生省的统计，2015—2017年间职工人均月现金收入与上年相比几乎为零增长，而有些年份实际工资甚至为负增长。收入不增加，居民紧衣缩食维持，勉强维系正常生计，根本谈不上增加储蓄。

　　三是失业率上升，就业结构发生变化。居民储蓄率与就业形势、就业结构也有很大关系。一般来说，就业稳定，收入便可稳定增加，储蓄率也会相应提高。从长期统计来看，日本的失业率相较于欧美发达国家比较低。1990年之前日本的失业率一直保持在2.8%以下，而且就业结构也比较合理，再加上居民收入稳定并呈上升趋势，因此居民储蓄率也一直保持较高水平。

　　但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失业人口增加，失业率不断攀升，到2002年上升至5.4%，此后有所下降，但在2012年依然保持在5.1%。失业率上升，就业人数减少，收入就会减少，储蓄率自然会下降。2013年以后就业人数有所增加，失业率持续下降，2016年降至3.1%，2018年更降至2.5%。一般来说，就业人员增加应当拉动居民储蓄率的提高，但这一时期储蓄率却没有上升。究其原因就在于日本的就业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即非正规就业（临时工）比例不断上升。据日本总务省《劳动力调查》的统计，日本的非正规就业比例从1990年的20%上升至2018年的40%。正规就业人员（正社员）和小时工、临时工等非正规就业人员的工资水平与待遇是完全不同的。仅从工资上看，非正式就业人员只有正规就业人员的六成左右，而且用人企业还不负责给临时工缴纳各种社会保险。雇佣非正规就业人员对企业来说，大大降低了用工成本而且增强了企业用工的灵活性，企业总体利润上升，但社会工资总额并未增长，因此也不可能拉动居民储蓄率的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在就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劳动人口职业身份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日本长期实行终身雇佣制度，高中或者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公司就职从一而终。其好处在于员工就业稳定，企业根据员工的工龄与能力提供优厚的工资、福利待遇，可以培养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心，这也成为日本企业创造“质量神话”的重要保证。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展，这种传统的雇佣制度正在逐渐瓦解，再加上年轻人择业取向的多样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时常跳槽的“自由职业者”大幅增加，人数最多时曾高达460万人，目前也在150万人左右。这部分人员工作与收入很不稳定，勉强维持糊口，基本是“月光族”，根本无能力储蓄，也可能根本就不想储蓄。更为严重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既不就学也不就业”的“啃老族”逐渐增加，这些人根本没有收入，何谈存款？

　　四是在超低利率背景下储蓄优惠制度名存实亡。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为了刺激经济复苏，不断采取降息政策。从1999年开始实行史无前例的零利率政策，此后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基本都是零利率或负利率。而与百姓生活关联更紧密的活期存款利息仅为0.001%，除非有天文数字的存款，对于一般储户来说，如此低的利息几乎毫无意义，储蓄优惠政策形同虚设。

　　在家庭借款当中，如房贷的利息约为2%，而定期存款和活期存款利息仅为0.1%—0.001%不等，两者相差悬殊。2018年日本居民金融资产上升到1800万亿日元，但存款利息并未提高，而房贷等贷款利息依然居高不下。消费者存款利息过低，借款利息过高，导致居民不仅无力存款，而且也丧失了储蓄的积极性。

　　未来日本居民储蓄率的走势主要取决于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与居民收入的增加

　　日本是全球人口老龄化速度较快的国家，更多老年人动用储蓄来消费，难免拉低储蓄率。据日本厚生劳动省推测，预计到2042年，65岁以上人口将会迎来3920万人的高峰期，由于总人口不断减少，老龄化率将会在2055年达到40.5%。以上数据表明，日本人口老龄化程度还将进一步深化。

　　居民收入是否增加受很多因素影响，但主要还是取决于经济发展。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一直处于慢性衰退状态，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仅为1%左右，“安倍经济学”2013年实施以来，经济有所恢复，但制约日本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并未得到解决。旧“三支箭”（金融政策、财政政策、结构性改革政策）已经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几乎用至穷尽，新“三支箭”（“强劲的经济”“育儿支援”及“社会保障”）效果平平。2019年第四季度的日本实际GDP增长率下降为-7.1%。更为严重的是，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日本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为了应对疫情，日本政府陆续出台紧急经济刺激政策，累计投资总额高达233.9多万亿日元，相当于GDP的40%，但并未挡住日本经济下滑的速度，2020年第一季度日本实际GDP增长率为-2.5%，第二季度更降为-27.8%，连续三个季度的负增长意味着日本经济已进入技术性衰退。

　　疫情过后，日本经济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恢复。但从中长期来看，随着超老龄化社会不断深化，社会保障基金缺口会越来越大，财政状况也将进一步恶化，劳动力短缺等问题会日益严重。未来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还会有发展，可以维持日本经济的低速增长，但彻底扭转困境的可能性不大。今后日本经济慢性衰退的局面恐怕难以改观。经济发展预期不佳，居民收入增长无望，这意味着未来日本居民储蓄率仍将持续走低，甚至可能进入“储蓄为零的经济”。

　　居民储蓄率下降将给日本经济带来哪些负面影响

　　首先，导致企业部门所需资金财源减少，使经济活力下降。居民储蓄率下降甚至出现“储蓄为零的经济”，意味着一年所赚取的收入全部用于消费。从家庭角度看，就等于所有收入全部用于日常生活，资产无丝毫增加；从宏观经济角度看，一年所产生的财富全部用于消费，而工厂的设备投资、医院、学校等经济存量均无法增加。居民储蓄率的下降意味着家庭部门剩余资金的减少，这样企业就难以从银行筹措到充足的资金进行设备投资，而工厂不能及时进行设备更新必将影响企业创新和扩大再生产，进而降低经济发展质量。

　　其次，增加财政危机风险。日本政府的财政状况十分严峻，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合计的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超过240%，目前之所以尚未出现财政危机，主要是因为日本政府所欠债务的90%为国内债，因此尽管债台高筑也未引起财政危机。国内债的财源主要来自居民的个人金融资产，其中居民储蓄占相当大的比重，而居民储蓄率的下降不仅直接导致储蓄余额的下降，也会导致个人金融资产的下降，其结果必然增加日本爆发财政危机的风险。

　　最后，影响经常收支平衡。宏观经济学理论认为，国内储蓄与企业投资差额、政府财政收支之和等于经常收支。日本的经常账户长期保持顺差，成为支撑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由于政府长期处于严重负债状态，国内居民储蓄率也越来越低，目前只能依靠企业的盈余来维持经常账户的顺差。

　　另外，也有日本学者担心，居民储蓄率的下降最终结果可能导致日元贬值和通货膨胀。当然现在日本还处于通缩状态，距离通胀还十分遥远。但仅就当前的形势看，非正规就业人员居高不下，再加上“自由职业者”和“啃老族”的增加，导致居民储蓄率的慢性下降和消费持续疲软，不仅将使遭受新冠肺炎疫情打击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同时也积累了社会不安定的隐患。

　　日本储蓄率变动将会对东亚及世界经济产生的影响与启示

　　日本是发达国家，但身居亚洲，在社会文化、家庭观念、人口结构等方面与其他东亚经济体十分相似。2010年后，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其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依然举足轻重，因此日本储蓄率变动对东亚经济和世界经济也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日本居民储蓄率由升转降变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对东亚经济以及世界经济的影响也将是缓慢的和渐进的，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产生过大影响。主要原因在于，其一，日本居民储蓄率虽然下降，但企业储蓄充足，因此不会影响其对东亚地区乃至全球的投资；其二，日元为重要的避险货币，不至于因居民储蓄率的变动而导致日元汇率发生剧烈震荡；其三，日本的优势不在于金融业而在于制造业，特别是位于产业链上游的尖端制造业更具优势。2018年末日本海外净资产高达341万亿日元，多为优良资产，基础牢固，只要居民储蓄率不低至足以影响日本经济正常运行的程度，就不会对世界投资市场产生太大震动。

　　包括中国、日本在内的东亚国家信奉“儒教”，崇尚节俭、自律，有偏好储蓄的习惯。但是，目前日本与东亚大多数国家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后居民储蓄率呈下降趋势，2000年后更是降为个位数。与日本担心储蓄率持续下降所不同的是，中国和其他大多数东亚国家面临的问题则是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这与日本20世纪80年代面临的问题十分相似，由于高储蓄率导致经常账户长期顺差，进而引起贸易摩擦。东亚国家解决储蓄失衡问题，需从增长模式、产业结构等多方入手。当然，还应当汲取日本的教训，根据本国或本地区的实际，力争实现居民储蓄率与经常账户顺差以及外汇储备的平衡关系。

　　笔者认为，东亚地区高储蓄的流向似乎更值得关注。目前，储蓄主要流向发达经济体，这是非常不合理的。为使储蓄合理流动，提高全球资金配置效率，应当将储蓄盈余引向更需要资金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从当前来看，应当更多引向全球的抗疫活动和复工复产活动。

　　总体来看，日本储蓄率的变动对中国经济影响不大。中国经济正处于中高速发展阶段，社会保障制度尚有待进一步完善，全社会的永久收入储蓄动机和生命周期储蓄动机依然存在，储蓄率虽然有所下降但仍居高位。我国与日本的不同之处在于，企业负债率较高，如果居民储蓄率再急剧下降，金融风险显而易见。为此，我们应当未雨绸缪，积极扩大内需，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做好相关预案，努力使储蓄率保持在一定水平，以确保中国经济实现长期稳定的高质量发展。（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