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妻良母” 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既没有明确的阶级属性，也没有一个确定的内涵。它有时代表一种女性形象，有时又代表一种思想。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不同文化内涵对它有不同的阐述。有时它被当作塑造女性的最高标准，有时又被看作是封建的、腐朽的，是妇女解放的极大阻碍。本文研究的近代日本贤妻良母思想是对女性生活方式的思考。从字面上看“贤妻良母”似乎与儒教对妇女的要求—“妇德”、“节妇”、“三从四德”、“男尊女卑”是一脉相承的。传统观点认为贤妻良母思想是漫长封建社会对妇女的桎梏，代表“男尊女卑”的男权思想。但我们知道一个词汇从诞生起内涵和外延就在不断变化，我们不能将“贤妻良母”这一词用现代人的思维去理解，而应将其放到它产生的时代，特别是分析它在当时时代的意义，才能更客观地认识和把握它。
　　日本“新女性”这一词汇诞生于20世纪初，是针对于因袭封建传统，遵循旧思想、旧伦理观念、旧道德的传统女性而言的，代表着追求个性解放、追求自由和幸福的一批女性新的精神风貌和人生态度。“新女性”与“贤妻良母”是两个既相互关连，又互为矛盾，有时又相当对立的词汇，那么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的“贤妻良母”与 “新女性”为代表的两种思想蕴涵了什么样的含义？有着怎样的关系？对于日本妇女解放思想有着怎样的意义？这些都是本文期望解决的问题。

一、            日本的贤妻良母思想

　　日本的贤妻良母思想是随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生演变的。在贤妻良母思想诞生之前，妇女一直是被忽视、被压迫的一个性别，她的命运是被别人所决定的。明治以前日本社会对妇女的要求是四妇，即：妇德、妇言、妇容、妇工，其中妇德最受重视。如《女大学宝箱》（一般称《女大学》）通篇强调的都是女性作为妻子和儿媳的道德，强调对公婆的顺从、孝顺，对丈夫的服侍。女性存在的意义仅仅限定在妻子和媳妇的角色上，江户时期妇女不过是繁衍后代的工具。母亲对女儿的“妇德、妇言、妇容、妇工”方面的教育尚可担负，但对儿子的教育则完全由父亲来承担。象一些武士家庭，在知识和礼节上对儿子的教育是父亲的重要职责。因此，明治以前传统对女性的要求不是“贤妻良母”，而只是狭义、传统的“贤妻”。明治维新以后为了建设近代化的国家，培养近代意义上的国民，教育受到政府和人民的广泛关注。在对妇女“贤妻” 的传统要求之上，又增加了新的“贤妻”的内容，即“内助之功”和“良母”的要求。不仅要求妇女孝顺公婆、伺候丈夫，还首次将教育孩子、操持家务、管理家政的责任赋予了女性。当时已婚妇女理想是做一名具备一定文化知识的丈夫的贤内助。
　　贤妻良母思想的产生与日本近代的女子教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明治启蒙时期，日本女子教育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历史性转变。日本的启蒙思想家翻译介绍了大量欧美女子教育论方面的文章，不少文章论述女性不但应该是女儿的教育者，还应是儿子的教育者。受西方近代思想的影响，贤妻良母思想呈现出开明的、进步的意义。中村正直在《明六杂志》上发表《造就善良的母亲说》一文，认为“只有绝好的母亲，才有绝好的子女”，也才会有绝好的国家。造就善良的母亲关系到日本的独立、近代化的建设、也关系到近代国民的素质。因此必须男女共同接受教育，共同进步。
　　明确将女子教育的目标确定为“贤妻良母”，从强调母亲的作用来论及女子教育必要性的是开明派知识分子，日本第一代文部大臣森有礼。他认为妇女对孩子来讲是“天生的教员”，女子教育的目的是使其成为“贤妻”和“良母”，把家管理好。他于1887年在视察歧阜县教育状况时的一次演说中说道：“国家的根本在于教育，教育的根本在于女子教育，女子教育的成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
　　1890年颁布的《教育敕语》确立了以儒教理论为中心的教育方针，在对女子教育和要求上，女性的柔顺、温和重新受到推崇。近代的贤妻良母思想开始转向儒教的贤妻良母思想。井上毅文部大臣1895年在《高等女学校章程》中明确规定了培养温良贤淑的女性，之后的菊池大麓文部大臣推进了这一以儒教为基础的贤妻良母主义教育。他在1902年5月召集的高等女学校校长会议上谈道：“在我国，女子的职业……就是结婚，成为贤妻良母。”对女性的要求不重在追求知识和关心社会，而重在以贞淑、忠孝、忍耐、协调来谋求家庭成员之间的和谐与家的安宁。1899年创立的实践女学校和1903年创立的东京高等女学校等都是以贤妻良母主义教育为目标的女子学校。贤妻良母主义教育通过1895年的《高等女学校章程》，1899年的《高等女学校令》在法律上得到确立。如《高等女学校令》不但加强了女子修身教育，还增加了家务、裁缝、手工艺等课程。由此，以贤妻良母思想为基础的近代教育体制在日本被确立了下来。明治政府认为在女子教育上的首要任务是巩固国体观念和国民道德，努力培养女性作为家庭主妇和母亲应具备的人格。这是立足于天皇制家族国家观的贤妻良母主义教育理念。
　　在明治民权运动遭受挫折后，以岩本善治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者主张通过社会改良来提高妇女的地位，他的主张带有浓厚的基督教精神。他所描绘的是一夫一妻、夫妇平等、男女互乐的近代“家庭主义”。他认为夫妻关系应是“男子在外，女子在家，分工经营家庭”。 他的观点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一直影响着近代以来日本人的妇女观。19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者开始对贤妻良母思想进行批判。明治末年，妇女问题作为社会问题开始被广泛地思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的贤妻良母思想又向前发展了。在一战的影响下，人们逐渐认识到综合性战争体制下妇女的作用，女性在家庭以外的作用和价值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对女性家庭外的期待也处于升高趋势。这一观点也逐渐影响到女子教育领域。随着日本女性对贤妻良母思想所规范的女性形象不满的呼声渐高，与时代相符合的新的贤妻良母思想也开始出现。女性开始寻求新的生活方式，开始思考不仅仅发挥家庭的作用，而是从事职业去为国家服务。
　　总之，日本在贤妻良母思想的基础上产生了“男工作，女家庭”这一近代性别角色分工。这一性别分工使得女性通过家务和育儿实现为国家服务。近代贤妻良母思想要求女性发挥贤妻和良母的作用，在家担负育儿和家务责任，并发挥贤内助的作用。强调妇女在家庭中发挥作用，不仅对家庭有着意义，对国家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日本的贤妻良母思想是随着日本近代女子教育体制的确定而深深地植根于日本社会以及日本人的思想意识之中的。

二、            聚集在《青踏》周围的“新女性”

　　19世纪90年代，日本的杂志、报纸开始介绍关于西方妇女解放、妇女权利等文章。人们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以妇女参政权运动为代表的声势浩大的妇女解放运动表示了强烈的关注。“新女性”成为日本报纸、杂志热衷议论的话题。“新女性”这一词汇最早出现于坪内逍遥1910年7月在大阪市教育委员会的一篇题为《近代剧中出现的新女性》的演讲中。 他在讲演中不仅介绍了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等近代戏剧中的女主人公，也介绍了西方女性运动，并预示着日本很快就会迎来女性的觉醒时代。1911年《东京朝日新闻》连载了一篇以《新女性》为题文章。11月坪内逍遥率领的文艺协会于帝国剧场演出了《玩偶之家》，获得巨大的轰动效应。剧中塑造的觉醒后反叛丈夫，离开家庭的娜拉这一“新女性”形象，成为当时人们议论的话题。
　　1911年9月女性刊物《青踏》创刊标志着日本近代妇女运动光辉时代的来临。女作家们在卷首里发出了“原始女性是太阳，是真正的人。而今，女性是月亮，是依赖他人生存，靠他人的光芒闪烁，有着病人般苍白脸色的月亮”的不平呐喊。在《青踏》里充满了对女性经济自立、自我实现和家庭责任难以两全的痛苦，对结婚、家族制度的怀疑和批判。平冢雷鸟在《中央公论》上所写的《新女性》一诗堪称一篇新女性宣言。她这样写道：我们是新女性，是太阳，是一个人，希望拥有属于我们的生活，我们为此而努力着。新女性不仅要摧毁构筑在男性利己心上的旧道德、旧法律，还要以日日更新的太阳之明德，在心灵上建立我们的新宗教、新道德、新法律，去创造新世界”。
　　《青踏》从一创刊就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吸引了世人的注目，聚集在《青踏》周围形成一个整齐的“新女性”阵营。“新女性”这一词汇经常出现在她们的文章和标题中。如《青踏》的《妇女问题》特辑中1月号中伊藤野枝的《新女性之路》、加藤绿的《关于新女性》、长曾我部菊的《新女性的解说》等。《青踏》从创刊到1916年2月号停刊，共出版了六卷52册。在平冢雷鸟的自传中曾这样写道，“用一句话来表达诞生的《青踏》杂志，那就是妇女通过文艺，对封建思想进行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反抗。”
　　日本的“新女性”是围绕在《青踏》周围，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她们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对恋爱、结婚、家庭、性等问题表现出强烈的关注。《青踏》创刊后，不少报纸、杂志纷纷以“新女性”为专集。在这一时期，“新女性”、“新时代的女性”、“觉醒的女性”等词汇频繁出现。《青踏》的会员们不仅在《青踏》杂志上，还在其他刊物的“新女性”专集中发表了许多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新女性”们的思想和行动被广泛宣传，影响逐渐扩大，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平冢曾这样阐述道：“那个运动，我想可以这样认为，一开始是作为抒发自己内心的运动而产生的，是迄今为止一直被窒息被压抑的女性自我的爆发，是凭借《青踏》这一出口喷涌而出的精神上的妇女运动。在那依旧弥漫封建思想、氛围、传统束缚的时代，女性发出了觉醒的呐喊，运动从这里出发有着十二分的意义。”

三、贤妻良母思想和“新女性”是时代的产物

　　日本的贤妻良母思想产生于日本近代化的过程中国家与家族的新型关系。明治政权确立了日本作为天皇制的国家，要求政府不但要对政治机构进行重新的建构，还要介入国民生活、国民的精神构造乃至价值观等方面。于是在1889年颁布明治宪法之后第二年便颁布了规范国民道德的《教育敕语》。将女性角色规范在妻子和母亲范围内的贤妻良母思想被作为国家对国民的要求扎根下来。
日本“新女性”的产生受西方妇女运动的影响。西方妇女运动始于法国大革命，之后1792年玛丽?沃斯通克拉夫撰写的《女权辩护》和约翰?斯图尔特?穆勒1869年出版的《妇女的屈从地位》这两部书对英国妇女地位进行了分析，对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进行了抨击，在当时具有革命意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倍倍尔的《妇女论》出版于1879年，社会主义者认为要想赢得妇女解放，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英国首先开始了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之后欧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开始了妇女解放运动。因此，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20年代是西方妇女运动的第一个高潮，这一阶段主要是与反封建运动相结合的，追求男女平等，争取以妇女选举权为首的与男人平等的政治权利。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国家妇女基本上争取到了与男性平等的政治权利。然而20世纪初在遥远的东方—日本，个性解放、男女平等，女性权益还属于新思想。
　　日本近代妇女运动是在西方妇女运动的影响下产生的，但它又不仅仅是对西方妇女运动的简单模仿，而是根植于日本近代化的土壤，即明治开国以来的女子教育的发展，以及日本近代产业产生、发展相伴随的妇女就业的兴起。明治时期施行义务教育，男女就学率逐渐接近。1899年《高等女学校令》公布后，女子学校每年都呈增加态势。1900年创立了女子英学塾（现在的津田女子大学）和东京医学校，1901年成立了日本女子大学校、1902年成立了女子美术学校等。这些女子教育机构在提高女性知识水平上起着相当大的作用。“新女性”的代表人物大多是日本女子大学校—当时日本女性最高的教育机构的毕业生。
　　进入20世纪后，日本女性的就业范围比原先扩大了，在明治初年已经涌现了一些诸如女教师、女护士、女助产士等职业，随着时代的发展，女银行职员，女理发师、女照相师、女店员、女记者，以及服务于政府部门、公司的女性职员等职业应运而生。虽然当时的女性在就业数量上还属于很少一部分，报酬和待遇都很低，然而这批走向社会，取得一定经济自立的女性可称得上是“新女性”思想最早的实践者。她们通过从事新的职业，密切了与社会的关系，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产生了新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而这些新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新女性”思想得以萌芽的土壤，也是20世纪初日本妇女运动产生并发展的基础。
　　20世纪初日本的妇女运动也是大正民主运动的一部分。1912年至1925年的大正民主运动和民主思潮主要是围绕护宪运动展开的，要求实现资产阶级立宪民主政治，反对专制主义统治和扩军备战的军国主义统治。以《青踏》社为代表的日本近代的妇女运动是当时时代产物，它的产生也是时代的要求。“新女性”们在这一风云变幻的历史时期，向封建传统秩序和陈旧的女性观发出了挑战。
　　媒体的广泛宣传对“新女性”为代表的妇女解放思想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时妇女杂志纷纷涌现。如1901年的《女子世界》、1902年的《妇女界》、1903年的《妇人之友》、1905年的《女子文坛》、1906年的《妇人世界》、《妇女杂志》、《女子文艺》、1907年的《妇人之花》、《妇人俱乐部》、《世界妇人》、1910年的《妇人画报》等。杂志的内容有都市妇女生活技巧、信息，也有喜爱文学的女性作品。新的生活观念要求妇女活动范围不仅限于家庭，还要在政治上、在社会上寻求并实现自己的价值。这种要求与传统的家制度和天皇制产生产生冲突，孕育了妇女解放的新的思想。

四、 日本贤妻良母思想在其产生时的进步意义

1) 日本贤妻良母思想与“新女性”思想的一致之处
　　早期森有礼等提倡的贤妻良母思想提倡夫妻平等、相互尊重，是对蓄妾、卖淫等封建旧制度、旧习惯的批判。贤妻良母思想与“新女性”所倡导的妇女解放思想都是对将女性置于低层的社会制度、思维习惯的反动，这两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女性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发挥了女性潜在的才能。以“新女性”为代表的妇女解放思想是在贤妻良母主义基础上，对女性提出的更高的要求，也表达了女性在更高层次上的对自己生活方式的渴望。当“新女性” 倡导的妇女解放思想超越了“贤妻良母”思想，就表现出与它的矛盾，也暴露出自身的超前性和理想色彩。在法律、政治和经济上妇女的权利被剥夺的时代，女性是难以真正实现自由和自立的，男女平等也远不可及。因此，在家庭的范围内做一个贤妻良母，创造家庭的幸福似乎对女性而言更容易把握和实现，这便是日本尽管在大正时期，特别是《青踏》时代，妇女运动呈现光辉色彩，但有限地追求个人幸福和家庭幸福的贤妻良母仍是近代日本妇女整体的追求目标，也是当时日本社会对女性思考的主流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因。

2）贤妻良母思想提高了日本女性受教育的程度
　　贤妻良母思想是与当时的女子教育联系在一起的。受明治文明开化期西方思潮的涌入和欧化教育的影响，当时所提倡的“贤妻”和“良母”并不是日本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而是西洋式的“贤妻良母”。如1889年创立的私立东京女学馆堪称欧化教育的样板，教师9人中有7人是英国女教师，里面的学习和生活也是对英国中等以上阶层生活的模仿。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民族主义情绪高扬，一些政界、思想界和教育界人事认识到如果不改变占人口总数一半的妇女的现状，日本便无法与西方列强竞争。为了增强国力，日本社会各界开始广泛议论“女学振兴”的必要性。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系列官公立和私立女学校、中等女子学校、高等女子学校、女子师范学校等出现。据《图表 近代日本史》的图表曲线表示，女子就学率从1895年的40%左右上升到1905年的90%左右 。由此可见，以贤妻良母主义为教育方针的日本女子教育，对提高日本女子素质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母亲素质的提高对于子女的早期教育和整个国民素质的提高有着积极的作用。

3）贤妻良母思想提高了日本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
　　日本贤妻良母思想这一教育目标在振兴女子教育、促进女子教育普及的同时，强调了妇女作为妻子和母亲的义务和行为规范，提高了妇女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地位。在日本漫长的封建社会，传统的家族制度的特征之一是父权家长制。“男主外，女主内”只是规范了妇女的活动空间，但妇女并没有做到“主内”， 男性家长既“主外”又“主内”，在家庭中承担家政、孩子的教育等职责。而身份、阶层处于最底层，又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女性，无法也不可能承担对男孩子的教育。19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后，父权家长制的家族制度逐渐被一种新的家庭模式—真正意义上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所动摇和替代。例如，19世纪90年代以后在面向男性杂志及综合类杂志上，关于经营、管理家庭方面的文章减少，国家建设、世界经济、外交、战争等文章增多，而越来越多面向女性的杂志陆续创刊，使得家庭、孩子等方面的话题成了针对女性的话题，这就意味着在家庭中，女性承担起了家庭的主要角色。贤妻良母思想反映出女性在家庭中地位的提高，女性由毫无权利变为真正的“女主内”，由完全的从属关系，发展到表面上的对等关系，与漫长的封建时代妇女在家中毫无地位相比堪称了不起的进步。

五、贤妻良母思想与“新女性”思想之间的联系与对立

　　探究近代妇女解放思想的渊源是不能脱离贤妻良母思想的。某种意义上来讲，贤妻良母思想的积极成分是“新女性”所倡导的妇女解放思想的一部分。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贤妻良母思想刚产生时反映了一种妇女解放的声音，有一种理想成分在里面，与“新女性”的理想成分是一致的。
　　贤妻良母思想与女子教育联系在一起，“新女性”是以贤妻良母思想为主旨的女子教育振兴的产物，是汲取贤妻良母主义教育的营养成长起来，又反叛贤妻良母主义教育的一代反传统的女性。象《青踏》会员平冢雷鸟、中野初等大都毕业于日本女子大学校、女子高等师范、女子英学塾等学校。城市职业女性多数也是中、高等教育的毕业生。贤妻良母思想以及以此为主旨的日本近代女子教育体制是“新女性”产生的土壤。
　　然而，当“新女性”一诞生，便与贤妻良母主义和以此为基础的教育体制产生矛盾。《青踏》创刊后遭到包括启蒙教育家津田梅子在内的一些人士的批判和攻击。1913年4月22日的《大阪每日新闻》也呼吁：“针对近来妇女产生违背我国以往贤妻良母主义的不健康思想倾向，文部省应该予以取缔。”在1913年的《青踏》第三卷第四号上，平冢雷鸟在《给世界的妇女们》一文中写道：“为何对世上大多数妇女来说-----结婚是唯一的生存之路，要全体女性都去做贤妻，做良母，这成为女性生活的全部，难道对此不应产生根本的疑问吗？”表达了对贤妻良母思想的批判。贤妻良母思想和其教育体制与《青踏》、“新女性”表现出了鲜明的对立。贤妻良母思想寻求的是在家庭妇女的地位和职能，但对于寻求妻子、母亲角色以外的生存方式的女性来说，贤妻良母思想无疑是一种桎梏和压抑。

六、从“贤妻良母”到“新女性”的思考

　　从“贤妻良母”到“新女性”代表了日本近代妇女解放思想从萌芽到产生。男性思想家是“新女性”为代表的妇女解放思想的倡导者。19世纪末倡导妇女解放的思想启蒙家几乎都是男性，他们首先接受了西方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先进思想，意识到日本旧有的男尊女卑观念以及家制度的弊端是妨碍日本走向近代化的障碍。他们是从国家和民族的立场出发，主张妇女解放的，首次将国家的发展以及民族的昌盛与女性联系在了一起。象森有礼的《妻妾论》、福泽谕吉所倡导的男女平等论等都在改变日本人的旧有思想观念，建立与西洋同步的新思想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明治时期以贤妻良母思想为基础的教育体制的确立，显示了明治政府、官僚以及民间启蒙思想家对妇女问题的关心。
　　以“新女性”为代表的妇女解放思想的出现标志着真正意义上日本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到来。贤妻良母思想孕育了日本妇女主体意识的觉醒。有着进步思想的日本女性站在妇女解放的立场上对女性自身的思考，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妇女解放思想。当时有不少关于妇女解放思想的文章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引起了中国一大批知识分子的强烈关心。例如，与谢野晶子批判旧婚姻道德虚伪性的《贞操论》于1918年被周作人翻译介绍到中国。文章中与谢野晶子对封建主义要求女子单方面恪守贞操提出了否定和质疑。日本妇女解放思想的观点在中国社会引起巨大共鸣和探讨。
　　贤妻良母思想在父权家长制的基础之上，首次承认了与妇女与丈夫、孩子相关连的存在价值，也就是作为妻子和母亲的价值，是“新女性”思想萌芽的土壤，有着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它又有着时代的局限性。它将女性封闭在“好妻子”、“好母亲”这一性别分工之中，把妇女的活动场所限定在了家庭，忽视了妇女作为一个社会人所担负的责任和存在价值。日本历史上对贤妻良母思想上的局限性虽有所批判，但却是不彻底的。因此，贤妻良母思想不仅在女子教育的领域发挥了很大作用，而且深深扎根于日本社会和日本人的思想意识之中，在战争期间和战后的日本经济建设中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战前贤妻良母思想被作为国家对女性生活方式的要求。战争期间，贤妻良母思想被天皇制法西斯军国主义扭曲到了极点。日本当局认识到没有女性的支持是不可能将战争进行下去的，于是将母性与国家主义、军国主义联系起来，树立了许多 “靖国之母”、“军国之母”、“模范妻子” 的典型。当局所推崇的模范母亲和妻子就是在后方积极从事对战争体制“支持和奉献”的女性：在港口、车站送士兵出征；给出兵国外的士兵寄慰问品、慰问信；迎接前线阵亡士兵的骨灰；到医院看望伤病士兵；将卖废品的钱作为国防金捐献；甚至为了补充侵略战场上消耗的人口，响应国家的号召去多生孩子，为“皇国”培养、教育孩子。随着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越来越深地陷入罪恶的泥潭，日本女性也完全失去了自我，成为了国家的一部生育机器和战争机器上的一根链条。
　　战后日本妇女获得了参政权，社会地位有了很大提高，升学率和就业率也有了大幅度提升，然而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贤妻良母思想所代表的“男主外，女主内”的男女性别分工意识依然在日本国民意识中占据主流，大量专职家庭主妇的产生和存在就是最好的证明。专职家庭主妇阶层产生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期，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形成了日本女性就业M型曲线，即毕业后就职，工作一段时间后，因结婚、生子而辞职在家做几年专职家庭主妇，当最小的孩子上学后，再重新就职或从事临时性的工作。日本从战后到七、八十年代，专职家庭主妇承担了家务劳动和养育孩子的责任，通过支持丈夫的工作，间接参与了日本经济建设和发展。男性在工作岗位做“企业战士”，妇女在家庭做专职家庭主妇，这一男女性别分工的模式长时期存在于日本社会，为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发挥了最大功效。由于日本在税收和交纳保险等政策上，企业在思想观念、雇用、工资待遇、晋升、工作安排等方面均存在着男女不平等的现象，这些不平等为妇女结婚生子后仍然做职业妇女设置了障碍。
　　今天“贤妻良母”和“新女性”这两个词汇似乎与这个时代有一定的距离感。历史的进步使得这两个词汇都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从女性学的视点来看，“贤妻良母”与“新女性”两种思想其实是对女性生活方式的思考，它涉及了妇女解放思想的实质问题，即女性是以家庭为主，还是以社会为主？ 贤妻良母思想是对女性全部角色的要求，还是对家庭角色的要求？长期以来，关注女性的妇女解放思想家们一直都在思考和探索这个问题。日本战后，在围绕专职家庭主妇的是非问题上曾出现一场主妇论争。一种观点认为：女性通过从事职业可以实现自我的价值。女性只有走向社会才能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权利，才能实现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另一种观点认为：主妇管理家务，养育孩子是一种社会责任。专职家庭主妇有存在的必要性，因为家务劳动本身也具有经济价值，家庭劳动对社会的发展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当今日本女性已经不满足于在“家庭”或“事业”这两个角色中进行选择，而是期望能够兼顾事业与家庭。既拥有美满的家庭，又有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立足社会，发挥自身的价值。90年代以后在日本经济持续低迷的经济形势下，日本女性就业率却令人不可思议地出现上升趋势，日本妇女在就业方式和工作方式上呈现多样化特征，如“妇女创业”、“在家工作”、“自由打工者”等。这些新的就业方式和工作方式有效解决了职业与家庭之间的矛盾，还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在怀孕期和育儿期选择继续工作。
　　日本的女性学研究者和致力于实现男女平等的政治家们在为构筑女性理想的生活环境，寻找一条以男女平等为目标的妇女解放之路而始终不懈努力着。相信只要这个社会男女不平等现象存在一天，对女性生活方式的思考就不会停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贤妻良母”与“新女性”的话题和研究并未过时。

（ 因为电脑原因，有些字体没有。《青踏》的踏字应该是“革”右边加“沓”。平冢雷鸟的“冢”左边应加“土”字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