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托难”困扰日本社会
日前,一位日本妈妈所写《孩子上不了保育园,日本去死吧》的匿名博客在日本引发巨大反响。这位妈妈讲述了自己让孩子进托儿所的努力泡汤,不得不面临离职危机的尴尬处境。一些有相同遭遇的民众征集签名,组织集会,向政府表达强烈不满。困扰日本多年的“入托难”问题一时成为日本社会关注的焦点,令日本政府始料未及陷入被动局面。
日本“入托难”现状
“入托难”是近些年来日本历届政府都经历过的“老大难”问题,延续到安倍政权也不意外。这次之所以引发民众极度不满,与安倍一边标榜“女性经济学”一边却没有推动解决女性的现实问题不无关联。安倍第二次执政后,曾经无数次地表示过要将等待入托的“待机儿童”人数降为零,要创造让女性能够充分发挥才能的“一亿总活跃”社会,要实现“总和生育率1.8”的目标等,而实现这些离不开充足的保育设施和完善的育儿环境。实际上,日本许多年轻妈妈们依然因孩子无法及时进入托儿所,不得不面对育儿和工作的两难困境。2015年,全日本“待机儿童”已增加至2.3万人,出现了连续5年增加的趋势。由于人口不断向大城市集中,日本的“待机儿童”大多集中在东京、大阪等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2015年仅东京都的“待机儿童”数已达到了7814人。[1]
日本全国大约有3.2万所左右的托儿所,绝大多数是公立,费用较低,但入托条件比较严格。日本的公立托儿所对申请入托的幼儿家庭采取评分排位制度。经济条件较差,父母双方都必须外出工作而的确无人照顾孩子的家庭,往往评分较高,被安排优先入托。而那些评分低、排位靠后的家庭在落选后,则只能继续等待托儿所的某些孩子升幼儿园后空出名额来,甚至有些孩子一直到上小学为止未能进过托儿所、幼儿园。这些儿童被称为“待机儿童”。幼儿不能进公立托儿所时,有些家长只能将孩子送到私立托儿所,但是,私立托儿所每月的费用大概10万日元左右,家长很难承担高额的经济负担。迫于经济压力,母亲只好辞职在家照顾孩子。有些父母为了尽快让孩子进入公立托儿所,甚至使出假离婚等非法手段,来提高积分。可见孩子入托对于父母来说有多么重要。
日本为什么有“入托难”?
首先,走上社会参加工作的女性日益增多。随着日本“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观念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家门,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同时,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导致劳动力人口减少,日本政府也希望女性更多地为经济增长发挥作用。以前的“家庭主妇”要走出家门,解决好照看孩子问题是第一要务。日本家庭结构的变化使老年人与子女的同居率降低,家庭规模缩小,家庭的育儿互助功能也在下降。而且日本与中国不同,父母一般不会替子女们照看孩子,即使照顾也只能是临时性的。在这种情况下,本需要日本社会有足够的保育设施来解决,但现实当中日本现有育儿设施的容纳能力却仍没有跟上社会经济结构和家庭分工模式的变化,造成“入托难”问题。
其次,保育员待遇低,压力大,人手严重短缺导致“入托难”。据统计,日本保育员月均薪资为22万日元,比日本全行业平均月薪低11万日元左右。[2]厚生劳动省2014年做了一项关于保育员的调查,在不想当保育员的理由中,有47.5%的人选择了“工资过低”。日本对保育员的要求也非常严格,每个保育员需要至少照看六个孩子,而托儿所要接收一周岁以下的孩子,有些还在摇篮中的婴儿就被送入托儿所,因此保育员的工作高度紧张,劳动强度大。由于日本企业经常加班,很多父母很晚才能去接孩子,这就延长了保育员的工作时间。工作累工资少等因素导致保育员严重短缺。
目前,日本国内大约有124.6万人持有保育人员资格证书(2014年),但其中真正从事保育工作的人不足半数。每年在大学或专科院校取得保育员资格证的人数约为4万人,[3]但仅有半数的人选择到托儿所、幼儿园就职,而且80%保育员大概平均工作2.8年之后就选择辞职。[4]日本厚生劳动省预测,到2017年底,日本保育人员要有6.9万人的缺口。[5]在日本开办托儿所有严格的标准,如果保育员达不到规定的人数就不被允许开设。所以,保育员的短缺直接带来托儿所不足问题。
第三、日本托儿所的公益性比较强,公立托儿所大部分费用由地方政府来补助,保育员也是地方公务员。随着经济发展低迷,财政紧缺,日本地方政府在增设托儿所方面面临财政困难。如果想在城市增设托儿所,地价太高,很难解决选址问题。有些托儿所改建在居民区的闲置房屋,而这又带来扰民问题,容易遭到居民们的反对。日本现阶段还没有关于保护托儿所等育儿设施的法规,一旦出现争执有的托儿所迫于压力不得不关闭。为了增加托儿所的数量,解决“入托难”问题,日本政府也希望民间企业投资经营托儿所,以此减轻财政负担。但另一方面对民间企业存在抵触情绪,担心盈利性的民间企业只顾收益,影响服务质量,因此对民间企业经营托儿所有较多限制。在公益性和盈利性之间怎样取得平衡也是日本面临的一个难题。
日本解决“入托难”的具体措施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以少子化问题为契机,对育儿和保育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加大了育儿的社会支援力度。1994年日本制定了“天使计划”,提出要“构筑快乐育儿的社会”,1995年制定了《育儿·护理休业法》,对育儿员工提供支持,使他们能家庭和工作两者兼顾。同年制定了《紧急保育对策5年计划》,要求在该计划实施后5年时间里增加托儿所接收幼儿的人数。然而,因没有硬性规定地方政府有完成该计划的义务,其目标完成率较低。1999年日本制定了《新天使计划》,增加了多种形式的育儿服务设施。该计划以扩充托儿所功能的有关政策为核心,在改善生活育儿支援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实质性进展。2001年制定了“待机儿童零作战”计划, 2005年制定《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虽然日本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但是出生率一路下滑。2013年的生育率仅为1.43,这比2005年的最低值1.26略有回升,但仍不足以扭转少子老龄化的大势。2015年日本14岁以下人口仅有约1500万人,少子化趋势仍很严峻,而“入托难”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这主要是与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向社会,育儿问题未得到解决有密切关联。
安倍再度出任首相后,2013年4月发表了“加速消解待机儿童计划”,提出用5年时间提供可以保育40万儿童的保育设施和保育员,但计划进展十分缓慢,“入托难”问题没能得到缓解。此次匿名博客让安倍政权陷入被动局面。夏季参议院选举在即,在野党抓住把柄不断追究此事。3月24日,日本民主党、共产党、维新党、社民党、生活党等在野5党向众议院提出了给每一位保育员每月增加5万日元工资的法案。在野党希望该法案能成为凸显与执政党姿态不同的机会。而要改善保育员的待遇,每年需要2840亿日元,因此在经济低迷的状态下能否实现也是一个难题。[6]
作为解决“待机儿童”问题的措施之一,日本政府急忙推出了扩大小规模托儿所定员人数的方案。根据相关法律,日本小规模托儿所只能接收6-19名幼儿,面对此次“入托难”风波,政府准备放宽限制,将其定员增加到20人以上,并限定在“待机儿童”较多的地区。[7]日本政府和自民党本来打算在5月制定日本“一亿总活跃计划”时推出这一政策,但迫于夏季参议院选举临近,提前公布,显然是应急之举,以期选举时加分。实际上,目前还找不到改善情况的良策。
总之,安倍政权虽然推行让“女性活跃”、“女性进入社会”的政策,但是由于日本经济低迷,财政紧张,一直难以对育儿设施方面投入充足的资金。无法解决儿童入托的问题,女性也就无法真正回归社会,这将进一步影响结婚率、生育率,少子老龄化问题将越来越严重。为了拉选票、打选战,安倍政权这些年没少向民众开“空头支票”,只是许诺容易兑现难。如果“入托难”问题得不到明显改善,安倍领导的自民党在今年夏天的参议院选举中要想多拿女性的选票肯定不容易,女性对安倍内阁的支持率也可能大幅下降。
[1]「日」福祉保健局:「都内の保育サービスの状況について」、http://www.metro.tokyo.jp/INET/CHOUSA/2015/07/60p7n200.htm
[2]「日」「産経ニュース」2016年3月14日,http://www.sankei.com/life/news/160312/lif1603120036-n4.html
[3]「日」池本美香:「保育士不足を考える 」J R Iレビュー 2015 年第9卷,第5页。https://www.jri.co.jp/MediaLibrary/file/report/jrireview/pdf/8162.pdf#search='%E6%97%A5%E6%9C%AC%E4%BF%9D%E8%82%B2%E5%A3%AB%E3%81%AE%E6%95%B0%EF%BC%92%EF%BC%90%EF%BC%91%EF%BC%95%E5%B9%B4'
[4]「日」福岡の保育所(社会福祉法人):「人口減少下の保育所経営課題」http://hoikuen.hikariland.com/category/keiei/genshou/
[5]「日」「毎日新聞」2015年10月31日、http://mainichi.jp/articles/20151031/ddm/001/010/159000c
[6]「日」時事ドットコム、「保育士給与増額法案を提出」http://www.jiji.com/jc/zc?k=201603/2016032400823&g=p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