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的主要媒体及其政治影响
摘 要:现代日本社会结构中,传媒占据着一个重要的位置。本文旨在通过对日本媒体结构的变化及其对舆论导向作用分析,考察当代日本社会保守思潮形成的原因。
关键词:战后; 日本媒体; 政治; 保守思潮;
一、主要媒体形式及与日本人的生活
在日本,大众媒体作为一种表达的手段或是一种载体(carrier),被视为除立法、行政、司法之三权之外的“第四种权力机构”。
大众媒体有多种形式,而报刊、电视分别为文字和视频传媒的主要手段,已经成为日本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缺的一个部分,在舆论形成和传播过程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
日本是世界上报刊普及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究其原因,除了因为日本人平均文化水平较高以外,还得益于报刊专卖及送报上门服务制度。据统计,2003年日本有21405家报刊专卖店,平均每家销售3500多份报纸,有45万多人从事该项业务。(1)据日本新闻协会的调查结果,日本民众对报刊栏目的关心度从高到低依次为电视节目预告、事件、体育、天气预报、社会问题、本地新闻等。(2)而据NHK的调查结果,对社会及政治问题最为感兴趣的年龄层次为40岁以上的男性阶层。
在视频信息方面,据日本新闻协会和NHK2004年的调查,人们平均每天用于看报的时间约为40分钟,而用于收看电视的时间则为3.1个小时。电视节目内容也从一开始的以娱乐节目为主转变为新闻报道和娱乐修养并存,从而成为人们获得各类信息的一个重要途径。另外,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越来越多的日本人从电视而不是从报纸直接得到最新的信息。对“最受欢迎的节目”这一提问,1985年调查的观众回答结果为娱乐41.1%、新闻报道40.0%,而1995年的结果则变成娱乐36.9%、新闻报道45.5%。(3)电视业界衡量电视节目优劣,以收视率的高低作为标准,因此各电视台都无一例外地追求着高收视率。
二、战后媒体的转变与保守政治
北冈勋把日本保守政党的保守主义行为分为三个阶段:“自然的保守主义、初始的保守主义及政治的保守主义”(4)。同样,日本大众媒体也伴随着社会潮流经历了从渐进到突变的过程。其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战后初期媒体的民主改革高潮
1945年10月4日,占领军当局强行废除了“战时总动员体制”下的各类法令。同年11月3日的《美国战后对日本第一号文书》则进一步提出“为了建设日本与世界和平,必须镇压鼓吹军国主义、侵略主义的宗教团体,指导日本确立尊重信仰自由和各种基本人权”。上述文件为培养战后日本民主和平势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针对新闻媒体,占领军当局也发表了一系列纲要,废除了旧时代对新闻媒体的制约。其代表性文件有在1945年9月10日及9月19日分别公布的《关于发表言论自由的纲要》、《关于日本新闻报道规则的指导纲要》以及9月24日及27日公布的《关于新闻媒体与政府行政分离的纲要》、《关于保障新闻与言论自由的追加措施的纲要》。以上各项纲要均要求日本媒体在进行报道时需要做到“尊重报道事实”、“在进行报道时不随意掺夹个人的意见”、“对报道对象不得进行刻意渲染”等。为战后日本新闻媒体的重组奠定了基调。
而新闻媒体界,因战争中蛊惑民心而首先引咎辞职的是每日新闻社的领导层。率先从基层掀起与过去的军国主义思想进行诀别行动的是读卖新闻社。斗争最为激烈的则是朝日新闻社。根据统计:“战败当时残余的56家新闻社,1945年9月至12月有44家的社长及主要干部辞职。第二年,其余12家报社也进行了干部的更替。其中,44家是因为迫于内部工会组织的压力”。(5)
但是,上述源自基层的民主进步运动并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冷战时代的到来,美国为了防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日本的影响,将新闻改革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1946年9月19日的《关于新闻报道的基本要领》(Press code)恢复了对新闻报道实行发行前的检查。与战争期间那种狂热的军国主义宣传相比,战后初期日本的新闻媒体以及民众内心的自由民主以及反战情绪体现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上。例如,NHK主办的“红白歌会合战”,当时曾因为“合战”一词与有嫌煽动军国主义而被改名为“红白音乐比赛”,宣扬复仇思想的“忠臣藏”被禁止上演等。(6)
(二)“1955年体制”下保守势力的抬头与媒体模式多样化
步入冷战后,出于战略的需要,美国放松了对旧官僚、财阀、军人的压制,刻意培植他们重新返回了政治舞台。
新闻媒体的保守政治势力,与渗透于原官僚体制政治力量的根源虽然同出一辙,但其经历及表现形式则略有不同。总体上来说,媒体界残存的旧势力并不像行政部门那么多,从而使其政治右倾化的步伐相对缓慢。战后初期,新闻媒体界出于对侵略战争的反省,对于战前媒体内部反动势力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清除。同时战后民众通过媒体参与政治积极性的增长,也抑制并放缓了旧势力的复辟步伐。“1955年体制”下的日本同时也正好是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媒体的传播手段呈现出了多样化。
1. 电视与政治结下不解之缘。
1955年11月自民党成立大会的电视实况转播,使电视在面世之初就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可以说,电视是作为政治家们的一种新的宣传工具登上历史舞台的。
而电视走进日本平民百姓家庭生活也同样具有政治背景。1959年4月10日,当时的皇太子迎娶平民家庭之女作太子妃,并进行实况转播。电视机的普及率在短期内得到了空前的提高(接近25%)。皇室与平民通婚,并且借助电视转播的手段进行转播,不仅让老百姓通过视频直接看到了绚丽多彩的结婚大典,而且还拉近了皇室与国民之间的距离,其政治效果不言而喻。因此它被称为“走出战败的阴影,为建设战后新日本而进行的皇室与国民之间和解的仪式”(7)。
此后,电视与政治的关系愈加紧密。1957年NHK在连续报道《日本的真面目》,将自卫队的存在是否合乎宪法及高速发展所带来的环境破坏等社会问题列入节目内容。此后,日本电视台在1962年推出了以追踪报道为特征的《真实剧场》节目,TBS也在同年制作了《新闻组合》的专题。与以往新闻报道只是由播音员照本宣科截然不同的是,上述节目均以主持人独特的风格,揭露和批评了社会的丑陋现象,受到了民众的欢迎,给当时的日本社会及媒体带来一股清新之风。
保守势力自然不甘落后于抢夺电视节目这一“新生阵地”。石原慎太郎就是当时典型的电视“明星型”政客。佐藤荣作在其最后的记者会上,一方面对各大报纸大加斥责、称其报道失实,另一方面又要求媒体为他准备电视转播,声称要通过电视“与民众直接对话”。而中曾根康弘在推行其“战后总决算”理念时同样也不忘利用电视这一宣传武器。
2. 报纸杂志逐渐趋向保守
在“1955年体制”下,尽管电视节目使媒体与民众接触的手段日益多样,但是文字类媒体依然还是媒体的主流。除了杂志的迅速发展以外,以《读卖新闻》等为代表的五大报以其巨大的发行量,引导和反映着民众舆论。
但是,伴随政治右倾化的发展,报刊的报道自由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1959年4月,在宫内厅发表皇太子订婚消息后仅仅四天之内,各大报纸竟重复报道数十次之多。并且,各大新闻社为取得采访权,放弃了自由报道原则,与政府签订了包含诸如“服从政府方面的报道限制”等多达11条款内容的协议。无怪,此次婚礼报道其后被称为“宫内厅的大本营发表”(8)。
尽管如此,“1955年体制”下的日本,当时媒体的主流还是坚持了“不偏不党”的原则。正如《朝日新闻》的主笔森恭三与丸山真男对谈中所说的那样:“我们也想说一说在本次选举中想要支持的政党。可是,作为报纸本身或是想要向读者推荐的政党,暂时还没有,所以我们只能是针对各个政党的政策进行点评。”(9)
但是,“1955年体制”下的日本社会,政治结构方面是自民党一党独大、反安保运动、各政党势力(包括自民党内部)的重新组合等演变成了种种社会矛盾。同时,伴随经济的飞速成长,“一亿中产阶级”状况的出现,促使日本社会本身就很薄弱的民主主义向保守的纵深方向发生转换。特别是中曾根康弘在1982年提出对战后政治“总决算”的理念以后,延续40年的“保守本流”的基础发生了动摇。正如姜尚中所说:“与追求富裕生活相结合的总保守化的潮流,到了70年代末形成了‘一亿中产阶级’的意识,众多知识分子发表了中间大众论的观点。像丸山真男那样战后奉行实证的知识分子,逐渐从正面舞台消失,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力也逐渐失去。”(10)
(三)“1955年体制”后保守势力回流
1993年,执政38年之久的自民党下台,“1955年体制”崩溃。今村庸一认为:“1993年的政权交替,失去了解释政治并创造政治的母体,使政治失去了其中轴,其结果就是使政治只成为了一种应对的方法”。(11)毋庸置疑,媒体在这次政治巨变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最为著名的就是“椿事件”。1993年10月,在民间广播联合会节目调查会议上,时任报道局长椿氏承认,在选举过程中曾经做出了“支持发布有利于非自民党政权诞生的报道”的指示。此后,在众议院政治改革调查特别委员会上,椿又做证言道:“细川政权诞生的原动力是电视节目,以它为阵地,久米宏和田原总踊郎竭力拼搏,细川政权又被称为‘久米、田原联合政权’让我深感荣幸”(12)。
“55年体制”后,日本经济陷入了长期萧条。失业率的提高及贫富差距的加大不仅使民众对未来失去了信心,而且还使狭隘民族主义得到了市场。在这种背景下,一部分新生代政治人物随之活跃起来。他们打着政治改革的旗号,声称要将日本改造为“普通国家”,并称“国家的本质就是利己主义”(13),主张日本应在制定国际安全、政治、经济等领域发挥积极作用。继而他们又用各种手段加强了对媒体的操纵,使它与政治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对此有识之士曾经发出过警告:“我们不能将其(小泽所谓的改革)仅仅作为一种认识的错误而加以轻心;从根本上而言,他的言论是对战后日本立足于对过去的反省而制定的宪法的两大原则———国际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挑战”。(14)
三、“沉默的螺旋”与今后媒体走向
“1955年体制”崩溃后,媒体与政治的关系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首先表现在政党支持基础层面上,出生于20世纪60-70年代被称为新中间层的选民逐渐崭露头角。他们先是多数支持革新政党,在细川政权因卷入“金钱丑闻”而被迫辞职、续而革新政党萎靡不振之时,又在实质上转向支持保守势力,打破了自民党内传统派阀的平衡关系。媒体与政治的关系,则显示为一改以往偏重于考虑政治因素以及社会影响,转向为注重迎合大众、偏向于对事物表面现象进行报道并加以炒作。
1994年6月27日,长野县松本市发生了一起毒气伤亡事件,当时有7人死亡,多人受伤,事后警方取样化验是“沙林”毒气泄漏所致;当公司职员河野义行作为第一通报者在遭到警方的怀疑后,立即受到了媒体的轮番攻击。各大新闻社在未掌握事实根据的情况下,都以河野为犯罪嫌疑人为前提大书特书。特别是各大电视台更是在夜晚新闻的黄金时段,几乎就差直指名姓地将他作为犯罪嫌疑人了。河野最终因众口铄金被一致公认为第一嫌疑人而蒙受冤屈。事过10年,林直哉在与当时的新闻记者和受害者河野的座谈会上一言道明了发生这种情况的根源“当事件发生后,如果找不到谁是犯人,大家都会感到不安,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产生的对河野先生的怀疑和迫害,其实是报道和舆论同时制造出来的。”(15)为何在日本这个战后一直自我标榜为“和平民主、新闻自由”的国家会发生这样的奇怪现象?——其根源还是在其新闻体制。如果说日本战前媒体的结构特征为“政府垄断”。而现在则是“记者俱乐部主导”——各项重大新闻,基本上都是由各媒体派驻该俱乐部的记者负责组稿,上述俱乐部的主办单位则可以变相地为主流媒体指定报道方针、统一口径,敢于违背这一“潜规则”的媒体,则会被取消参加该俱乐部的资格。同时现行的大部分媒体集团经营的模式又促使某一特定话题容易被炒作。而不同集团之间也会因为争取读者的眼球,故意对报道对象及内容加以夸张。荻原滋在对1997年11月25日至12月1日的NHK和NTV、TBS等14家民间电视台及《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等三大报社的报道内容进行统计的结果表明,电视节目的内容重复率最高平均值为56%,而报社的内容重复率竟然超过了80%。(16)
而作为受众一方,又往往会陷于“沉默的螺旋”而不能自拔。“沉默的螺旋理论”(spiral of silence)(17)是一项从政治学的角度观察舆论形成过程的理论。安野智子在《沉默的螺旋理论的展开》一文中对它的特征做了归纳,即“(1)将持不同观点的人孤立起来,社会使他(她)感受到威胁;(2)人经常会抱有被孤立的恐怖(fear of isolation);(3)害怕被孤立的恐怖感会驱使人们主动去感知意见氛围(climate of opinion)”;(4)这种感知影响着人们在公众场合的行动,特别是有关于意见的表明或是保持沉默;(5)上述4项相互关联而导致舆论的形成、维持和变化(18)。
对于日本这样一个拥有注重团体精神的传统和凡事先观望周围反应之风气的社会,这种“沉默的螺旋理论”似乎生来就有其生长的土壤,新闻炒作天生就具备生存的空间和发展的市场,无怪日本的各大媒体都乐于此道并且找尽机会,屡试不爽。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沉默的螺旋”的怪圈子里,正义的声音往往会被周围的杂音所淹没而变得无声无息,如果这些报道内容都只是局限于日本国内的茶余饭后的花边新闻,他人自然无权干涉。但如果是针对别国或是涉及到国际关系的时候,问题就不是那么单纯了。
注释
1尹良富:《日本报业集团研究》,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年5版,第371页。
2《新闻协会报》,2000年2月1号统计数据。
3原寿雄:《新闻业的思想》,岩波书店,1997年,第24页。
4北冈勋:《日本保守主义》,御茶水书房,1992年,第6页。
5御手洗辰雄:《新闻太平记》,鳟书房,1952年。
6编辑委员会编:《验证証新闻报道》1995年5月,《验证“新闻报道”---战后50年和宪法》。
7今村庸一:《电视报道的里程》、《媒体研究》No.63,2003年,第44页。
8松浦总三:《天皇与媒体》,青木书店,1980年,第2章。
9《新闻研究》1966年1月号、日本新闻协会。
10姜尚中:《姜尚中的政治学入门》,集英社,2006年,第五章。
11今村庸一:《电视报道的里程》,载《媒体研究》,2003年第63期。
12《20世纪广播史》(下),日本广播协会,2001年,第353页。
13小泽一郎:《日本改造计划》,讲谈社,1993年,第102页。
14浅井基文:《新保守主义》,柏书房,1993年,第203页。)(15《从报道中学到了什么》,2004年,岩波书店,No.636,第16页。)(16参见[日]荻原滋:《电视与报纸传播新闻的重复与分化》,《媒体研究》No.57,2000年,第100页。)(17“spiral of silence”理论:当人们认为自己是少数派、或是有可能会成为少数派时,为了避免被孤立而保持沉默,而自认为是多数派的人则会更加抬高说话的分贝。其结果就是,少数派就会变得更加少数。该理论由Elisabeth Noelle-Neumann氏提出。)(18安野智子:《沈的螺旋理论的展开》、《媒体研究》No.60,2002年,第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