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恩格斯的这句名言再次引发人们对文明进程和人类命运的思考。历史灾难与历史进步之间的因果关联是一种可能性而非必然性。如果想在灾难后取得进步，首先要战胜眼前的灾难，同时吸取教训，通过自我改革和更新，提升抵御灾难、防范灾难的能力。面对疫情带来的全球性挑战，要做到上述两点，各国及各文明间的交流互鉴、团结合作尤为重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上的致辞中强调，人类文明史也是一部同疾病和灾难的斗争史。病毒没有国界，疫病不分种族。人类是命运共同体，团结合作是战胜疫情最有力的武器。为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需要加强信息分享，交流有益经验和做法，开展检测方法、临床救治、疫苗药物研发等方面的国际合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分享交流与团结合作，既是对当前克服疫情、加快恢复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号召和科学引领，也贯穿着对人类文明本质特征与发展趋势的深刻思考。对于国际社会加强协调与合作，共同佑护各国人民生命和健康，共同佑护人类的地球家园，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一、疫情复合型危机重创西方国家引人深思 

　　新冠肺炎疫情是自二战结束以来人类面临的最为复杂严重的挑战和灾难，表现为一场涵盖卫生、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等五重维度的复合型危机。卫生危机方面，进入新世纪以来，禽流感、埃博拉、塞卡等疫情不断给全球卫生安全敲响警钟，但最终也未能促使人类采取有效的防控措施，导致此次疫情大规模暴发和蔓延，各国及全球卫生能力的短板暴露无遗。经济危机方面，深层次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自20世纪末即已存在，且多次上演，如网络泡沫危机、次贷金融危机、全球经济衰退，此次疫情中又出现股市、石油价格、贸易和世界生产下降等连锁性动荡。政治危机方面，由于人们对全球经济危机的讨论聚焦于谁将主宰世界新秩序的议题，中美博弈与对立加剧。特朗普政权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特征在疫情暴发前已经明显，疫情暴发后其保护主义、对抗主义的言论和政策不断升级，地缘政治竞争、零和竞争的激烈程度加大，直接影响到大国关系协调与全球公共卫生合作。社会危机方面，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政策导致主要国家削减公共福利事业开支、医疗私有化及健康等其他社会权利商品化趋势加剧。资本制度和商业货币关系主导社会权利的管理，造成基础设施缺乏，医疗预防政策缺失，公民疫病的医治成为普遍问题。生态危机方面，人类的扩张行为造成对病毒生物圈和生物链的持续侵犯。由于人类不能守住自身和病毒区域的边界，在具备了变异力的病毒面前，人类的免疫力不堪一击。 

　　如果将此次疫情比喻为一场全球联考，最出乎人们意料的无疑是西方国家整体表现的欠佳。以美国和欧洲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过去二百余年以优等文明、主导性文明自居，将自身界定为文明的标准，以普世文明的名义在全球扩张。吊诡的是，长期以来传染病多在非西方发展中国家造成惨重的死亡，但此次新冠疫情却在西方发达国家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网站数据，截至2020年7月3日，全球确诊人数排在前十位的国家中，美国排在第一，英国排在第六，西班牙第八，意大利第九。除确诊人数靠前外，在死亡率、防疫措施不力和经济受冲击程度等方面，西方国家同样受到重创。人们不禁要问：西方文明究竟感染了何种病毒？如果人类文明继续前行，西方之路将走向何方？如果变化必不可少，人类文明该以何为标准改革发展？可以说，2020年新冠疫情警示世人对当今人类文明的困境进行反思，并努力开拓一条更新升级的文明之路。 

二、去文明化进程为疫情推波助澜 

　　文明是一个宏大繁复的概念，伴随时空转换其语义学也不断发生变化。时至今日，关于什么是文明，什么是文明进步的问题仍然为众多学者贤人深思详考。美国学者玛格丽特·米德在被问到人类文明起源问题时，以“一个愈合的股骨”作答，将互助共济，保护个体及群体的安全与否作为文明与野蛮的分野。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中国学者庞朴、盛洪等提出“文明无冲突”“文明即合作”“文明即和谐”的性质定义，令人想起德国学者诺贝特·埃利亚斯关于文明化进程的学说。通过对欧洲的经验研究，埃利亚斯给出了文明化进程的三个向度：第一，文明化进程是指社会习惯逐渐养成的过程。对于被认为是不文明行为有了内化的、越来越强的自我约束力和羞愧心、厌恶感。第二，社会内部逐步形成和平主义共识和情感认同，公共暴力行为减少，人人相互关爱的氛围增强。第三，社会性相互依存增加，政治理性化得到发展。 

　　在此基础上，学者们也分析了去文明化进程与文明的悖论性问题。首先，文明有边界，即内外有别。其次，不同文明相遇可能引发冲突。当选择使用武力解决冲突时，本是解决冲突的文明变为不文明。再次，决定冲突胜负的经常不是文明水平的高低，而是实力（武力）的强弱。文明者败，非文明者胜，也就是通常所讲的“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由此可见，中外不同时代学者关于文明性质的基本共识可以概括为和平、和谐、合作三个关键词，朝向这些原则，践行自我约束克制、团结友爱互助、理性相互依存的就是文明化，反之则是去文明化。 

　　疫情在西方国家大规模暴发和蔓延后，除医学界与自然病毒斗争外，人文学界也在努力确定感染社会机体的思想病毒。首先被确定的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新自由主义。以文明和文明化的相关学理为依据，人们可以发现新自由主义及其变异思想确实蕴含着非文明和去文明化进程的负面特性。一是贪婪、毫无克制地逐利，资本压倒“民本”，为了投机放弃生产，为了定期收益放弃创新，经济增长疲软、借债过度、贫富差距惊人，社会团结分崩离析。二是奉行“唯一重要的自由是（资本家）赚钱的自由”逻辑，弃生死安全于不顾，鼓吹“取消隔离”“群体免疫”，特权阶层有条件受到很好的保护，普通民众则被推向“新冠死亡陷阱”。最基本的人权———生命权受到轻视，社会信心严重受挫。三是选举高于人命，冲突代替合作。为了掩盖新自由主义造成的深刻的经济和政治不平等，转移民众对国家治理失败责任的追究，民粹主义政治家采取主动树敌“饱和攻击”的策略，排挤专家，激化党争，利用民众的非理性情绪，将传播病毒的罪责归咎于外国，将全球化作为所有问题的替罪羊。在本应最需要利用全球化的信息和资源优势，国际联手抗疫的时刻，将保护全球健康福祉的考虑让位于谋求一己权力私欲的算计。以色列学者尤瓦尔·赫拉利担忧，如果这场疫情带来的是人类之间更严重的不团结和不信任，那将是病毒的最大胜利。为阻止全球灾难，人类需要重建彼此之间的信任，重新找回失落的文明精神。 

三、被遗忘的亨廷顿的警告和建议 

　　思想观念特别是文明观念具有给人类社会发展导航定向的“总开关”作用。众所周知，占据当今世界第一大国领导者大脑，操控其行动的是文明冲突思维模式。在新冠疫情暴发的半年前，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将中美竞争定性为“文明冲突”，称“是西方文明第一次与非高加索文明的竞争”。 

　　时至今日，人们往往把亨廷顿看作是文明冲突论的始作俑者。但是客观地说，这是对亨氏的片面理解。正如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书名所示，亨廷顿担忧的恰恰是西方文明以普世主义者自居，干涉其他文明的事务，挑起与其他文明的战争。对于正在到来的时代，他的判断是清楚的，就是西方已经没落，不再是世界的中心，未来世界将越来越多元化或者多极化。亨廷顿直白地指出，在这样一个新世界中，如果西方仍然奉行普世主义，对于世界来说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导致核心国家重大文明之间的战争；对于西方来说也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导致西方的失败。涉及世界主要文明核心国家的全球战争很可能不会发生，但不是不可能发生，为了避免这样的大混乱、大失败，首要的就是克制。他警告西方，明智之举不是试图制止权力的转移，而是学会在浅水中航行，忍受痛苦、减少冒险和捍卫自己的文化。 

　　为了防止文明冲突，守护世界和平，亨廷顿给出了三点原则建议。第一是“避免原则”，即核心国家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事务，尊重其他文明的边界，不可僭越，这是在多文明、多极世界中维持和平的首要条件。第二是“共同调解原则”，即核心国家相互谈判，遏制或制止这些文明的国家间或集团间的断层线战争。第三是“共同性原则”，即各文明人民求同存异，寻求和扩大与其他文明共有的价值观、制度和实践。 

　　重读亨氏三原则，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其与上述其他学者关于文明和文明化进程认识的高度吻合，“避免原则”“共同调解原则”“共同性原则”不正是与和平、和谐、合作等三个文明关键词一一对应吗？可悲的是，如果以师生关系来比喻，那些将“文明冲突”挂在嘴头的学生是不折不扣的差学生，这些位居发达国家高位的差学生不仅没有听懂老师讲课的重点，而且只记住了前半，完全忘记了后半，把老师叮嘱的需要重点防范的概念当作了指导行动的准则，在错误的道路、去文明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四、再文明化实践构建新型全球文明 

　　虽然当前西方尤其是美国文明中出现一些鲜明的非文明、去文明表征，但是我们仍然愿意相信这仅是一个阶段性现象。美国学者卡罗尔·奎格利曾用七个阶段概括文明兴衰的过程。规律是客观的，但是在规律面前人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能够能动地改造规律。文明由人构建，只要人开始反思，开始行动，文明就具有了自我改革和进步的可能，这也正是文明间交流互鉴的重要作用之一。在一个包含不同文明的世界中，每一种文明不但要学习与其他文明共处，而且要彼此镜鉴、相互激发、取长补短，如此不仅各文明可以找到自身变革和进步的支点，人类社会总体的文明水平也将得到提升。 

　　近日，关于危机与变革关系的讨论不绝于耳。危机并不总是会带来重大的变革，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客观和主观两个因素之间的互动和协同。当前变革所需要的客观因素即系统危机与主观因素即心理危机均已具备，以此衡量说人类进入了历史加速发展时期，进入了关键变化时期应不为过。正如比尔·盖茨所言，“发生的一切事情背后自有深意。”新冠疫情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也是一个“伟大的纠正者”。纠正的要义在于反思与守正。在旧规则正在瓦解，新规则正在孕育的时刻，人们需要审视人类文明的危机，回到文明和文明化进程的原点，启动再文明化进程。 

　　再文明化是在现有文明基础上的更高水平的发展，目标是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甚至还包括人与人造世界（网络、人工智能）等多个方面的和谐关系，并取得物质手段和道德标准双项指标的平衡。此外，人们还须牢记的是，历史考官打分所依据的是木桶短板理论，所盯住的是最贫困的人群、最脆弱的生态。为此人类要做的事情很多，比如改变资源集中于金融、军事的失衡错配，比如敬畏生命、敬畏自然，比如尊重科学、尊重理性。但仅这些还不够，为了更好地回应当今时代的考验，人类必须在团结合作上更加进取。 

　　加强人类的团结合作是由日益迫近、难度不断攀升的全球问题所决定的。人类面对的问题，不仅仅有各文明间的竞争、传统的地缘政治，更困难但至关重要的还包括环境、粮食、全球疫病、发展、国际犯罪和失败国家等领域出现的问题。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其中的一些问题已经越来越被一种具有高风险性的现代深层力量所控制。病原体、人工智能系统、计算机病毒及可能被意外释放的核辐射，其分布是全球性的，后果也是全球性的，因此会成为所有人都要面临的问题。全球人类相互协作、创新行动的必要性迫在眉睫。 

　　可以说，人类创建新型全球文明最广阔的场域正是此类全球问题。在应对高难度的跨国跨域威胁时，仅仅以主权国家单位和狭义的国家利益为考量显然不够。各国、各文明面对相同的挑战，即能否调整战略适应新世界。在新世界里，虽然不会有普世的文明，但有的是普遍的问题；虽然文明各异，但人类有固守的共同道德底线；虽然全球问题难度不断增加，但人类可以相互协商、集思广益、努力解决。 

　　现有的全球文明暴露了短板，补齐短板是当下疫情中及疫情后必须启动的再文明化工作；现有的全球文明生发了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同样也是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中必做的功课。美国学者彼得·卡赞斯坦将文明视为社会建构的实体，是一种动态的、松散聚合的、多维的和异质共存的实践共同体，这个实践共同体既是一个知识领域，拥有相似的思维模式，也是人类共同体，其间人类共同创建学习的社会结构以及共有实践。文明实践共同体以和平变革为可靠预期，以自我约束的方式处理内部和外部的冲突。回到最初的思考，想从新冠疫情这一“巨大的历史灾难”中获得“历史进步的补偿”，我们要做的事情实际上很简单，就是努力做一个实践文明的人———不要问文明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文明做什么。 

　　来源：《东北亚学刊》2020年第4期；作者：金莹，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