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发展,日本社会研究已成为中国日本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内容已经基本涵盖日本社会研究的各个领域,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不断拓展,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学科建设有了较大发展,为中国的日本研究事业做出了贡献。同时,从总体上说,日本社会研究仍然没有壮大起来,在日本研究领域还属于偏弱小的学科,深入、系统的研究成果还不多,理论滞后的问题还未很好地解决。如何推动日本社会研究进一步发展是日本社会研究者面临的共同课题。

　　深入开展比较研究是推动日本社会研究向纵深发展的一条重要路径。“比较”是科学研究的一种方法,英国社会学家迪姆·梅认为：“跨国比较研究是一种越来越普遍的现象”,“没有它,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实践是不可想象的”。就社会科学领域而言,马克斯·韦伯的比较研究广为人知,其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对东西方宗教文化传统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论述了新教伦理与近代理性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关系,对现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丹麦学者埃斯平安德森所著《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通过对西方福利国家的比较,把福利国家分为三种模式,被视为福利国家研究领域的经典著作。进入21世纪后,日本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新动向是对包括日本社会在内的亚洲社会的比较研究。虽然以前在日本的区域研究中不乏以亚洲为对象的研究,但近年在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伴有明确学术兴趣的日本社会与亚洲国家的比较研究多起来。在中国的日本社会研究领域,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一段时间也曾出现一些中日比较研究的学术成果,特别在家庭研究方面还涌现出研究较为深入的著述②。遗憾的是这种趋势没有延续下来,虽然后来有一些中日两国社会方面比较研究的论著,但并没有在已有的基础上向前推进。

　　之所以说比较研究是推动日本社会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因为它在日本研究中有较大的长处。

　　首先,通过比较研究,我们能更深入地认识和理解中日两国社会的共性与特性,进而探究更普遍的社会规律和发展趋势。法国著名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太·杜甘认为,国际比较是打磨认识的最好方法,是认识普遍事物和特殊事物,识别平凡和非凡,在阐明一个国家特征的同时探索普遍性关系、趋势性规律及普遍性变量的理想方式。中日两国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同时两国都拥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各自的民族精神和社会价值观。中日两国虽然现代化开始的时点不同,发展路径和发展阶段各异,但又同属于后发国家,两国的历史渊源和发展历程使相互之间既有同质性又有差异性。同质性指中日之间存在的共同点和相似性,差异性指中日各自的独特性和不同点。研究日本社会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全面、深入地了解和认识日本社会的发展轨迹与发展趋势,从中发现一些有规律的东西。中日两国社会拥有的丰富共性和特性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比较空间和深入探究的可能性。通过比较研究,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日本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规律,揭示它与其他社会的共性和差异,为进一步研究日本社会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同时为理解和探究更广泛的社会普遍性奠定基础。

　　其次,比较研究可以让我们更好地审视中国的发展过程及存在的问题,提供更切合实际的镜鉴。“比较研究的一个主要目的,在于理解和解释不同社会文化经验是怎样经历和遵从社会、经济以及政治变化的。其研究结果,让我们能够通过当前的实践与潜在的后果之间更为广泛的知识对比来规划未来,并且指导我们的行动。”我们研究日本社会的另一个主要目的是,通过研究日本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现象和问题,分析总结其经验教训,为中国的社会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中日两国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不同,但都曾经面临或正在面临环境污染、地区差距、阶层差距、少子老龄化等相同的问题,通过深入的比较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这些社会现象是在怎样的背景和哪个发展阶段发生的,中日两国分别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是否收到政策效果等。我们还可以对一些具体问题和案例进行比较,深入分析其成功或失败的原因和机制,总结其经验和教训。通过比较研究,我们会更好地认识中国社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为中国的社会发展与现代化进程提供有针对性的参考和借鉴,使国家少走弯路,提高解决相关问题的效率。

　　最后,比较研究有利于为日本社会研究提供新的理论框架和解释工具。随着比较研究广泛开展,“在社会科学中,比较分析已成为促进实践视野扩展和理论构建的主要方法”,“可以说,许多选择了比较分析方法的研究者在理解各地独特性的同时,为自己设定了重构现有理论的任务”。我们开展中日社会比较研究也面对重构理论的任务。目前,我们的日本社会研究基本上是简单运用西方或日本学者提出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概念,缺乏理论上的创新。随着中日社会比较研究的进展,客观上会有理论创新的需求,主观上会有理论创新的动力。中日两国社会的同质性和差异性相互交织,为比较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和深入探索的空间。在中日比较研究的视角下,解释日本社会的现有理论和概念可能会显现出局限性或不足。为了更准确地理解与说明两国之间的共同点和不同之处,分析其背景因素,客观上需要我们不断发展与完善现有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这种客观需求会激发我们去质疑、修正和整合现有理论,探寻更加完善和全面的理论阐释,这也是我们主观上理论创新的重要驱动力之一。理论创新也是提高研究水平和学术影响力的重要途径,通过提出新的概念、新的观点和新的分析框架,可以形成更全面的研究视角,引入新的研究方法,更准确地分析与解释日本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推动中国日本社会研究深入发展。

　　开展比较研究对于推动日本社会研究有较大的优势,但要真正做好比较研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深入了解比较研究的对象,是确保研究准确性和有效性的基础。迪姆·梅指出,比较研究的基本问题是研究者充分理解与自身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的能力,特别是概括与解释不同社会和社会语境里的社会关系的能力。开展关于日本社会的比较研究,不仅需要熟悉进行比较的那个领域,还要有能力理解和说明日本的社会制度、文化传统、道德规范、社会结构、行为方式等,在此基础上抽象出社会现象背后的社会关系,说明它们对社会发展和人们行为的影响。也就是要在更为宏观的背景下对日本的具体社会现象进行比较研究,这种能力有助于保证比较研究的准确性和客观性,有利于比较研究的深入开展。如果扩展到多国比较研究,则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

　　在中日之间进行比较研究,我们还应注意问题的另一面,就是对中国的具体领域或问题的熟知和了解。我们常说要带着“中国问题意识”研究日本,告诫自己研究日本要立足本土,要充分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发展历程,要充分考虑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现实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这是我们研究日本问题的基本态度和基本原则,大家都会有这样的自觉。中日比较研究则带着具体的“中国问题”来进行,以中日各自的具体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为研究对象,开展深入的比较分析,得出科学、客观的结论,做出具体的说明,提出具体的建议,为政策制定和实践应用提供有益的参考。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了解日本情况,而且要熟悉和了解中国的特定领域与特定问题。不无武断地说,目前我们在这方面的知识储备还比较欠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比较研究的深入。因此,我们必须更多地关注和理解中国的相关社会问题,更多地进行调查研究,加强与研究国内问题学者的交流合作,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第二,比较研究不是简单的描述性对比,而是要探究社会现象的深层次原因。迪尔凯姆在论及比较社会学与社会学的关系时说:“比较社会学并不是社会学的一个特别分支,只要它不再专注于描述,而专注研究事实,它就是普通社会学了。”迪尔凯姆明确地指出了比较社会学的本质和目的。比较社会学不是社会学的一个独立分支,而是社会学的一种研究方法或研究视角,但如果它仅停留在表面描述,没有研究社会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就失去了其独特的价值。相反,如果比较社会学能够深入研究不同社会现象背后的社会事实和社会结构,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它就成为社会学的一部分。因此,可以说,比较研究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它不是简单的描述性对比,而是探究社会现象深层次原因的过程。通过比较研究,我们可以全面了解社会现象的本质和规律,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科学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比较研究不能仅罗列出中日两国社会现象的异同,而是要超越简单的描述性对比,对中日间异同的深层次社会因素做出分析和说明,只有这样我们的比较研究才具有真正的意义,才能达到比较研究的目的。

　　第三,加强课题立项,开展以我为主的比较研究。以往的一些中日社会比较研究项目基本由日方学者申请日本相关科研资助,邀请中国学者参与其中。虽然项目的开展建立在两国学者的友好协商与合作之上,但由于项目本身由日方学者提出,中国学者在项目的问题选择、框架设计、目标达成等方面处于“辅助”地位,在项目开展过程中也难以展现更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今后,我们需要加强比较研究的自主立项,开展由中国学者主导的比较研究。我们自主进行比较研究的课题立项,可以更好地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求,选择更迫切的领域和问题,选择比较研究的重点和方向,增强研究的针对性和目的性,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政策制定和社会实践,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有力支持。我们自主的课题立项可以掌握比较研究的主导权,能够自主选择和确定比较研究的目标、框架、对象、内容和方法,能够自主、合理地配置人员和经费,可以有效地把控课题进展,提高效率。通过自主课题立项,还可以展示我们推动学术研究发展的主观能动性和责任担当,其研究成果有助于提高中国学者在国际比较研究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当然,我们自主立项的比较研究离不开日本学者和其他国家学者的支持与合作。通过共同开展比较研究,中外学者可以就共同关心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分享彼此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成果,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不仅能够推动学术研究的共同进步,还有助于发现某些领域比较研究的潜力和空间,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

　　总之,比较研究在推动日本社会研究进一步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中日社会可进行比较研究的领域非常广泛,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的创新还会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比较研究的全面展开和研究深度的拓展,势必推动日本社会研究进一步向纵深发展。（注释略）

　　来源：《日本文论》2024年第2辑；作者：王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