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政治研究室主任吴怀中在《日本学刊》2017年第2期发表《“特朗普冲击”下的日本战略因应与中日关系》（全文约3.4万字）。　　　　

    吴怀中在文章中指出，二战后，由于美日特殊的同盟关系结构，日本多次遭遇因美国战略调整需求带来的外压和冲击。从纵向演进来看，日本对这种美国“特需”和外压的应对取向，有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利用、从消极应付到积极作为、从局部施策到全面经略的一个过程。特朗普的胜选与上台是国际政治的“黑天鹅事件”，一时间造成的对日影响不亚于“尼克松冲击”。“特朗普冲击”使日本起初在心理上受到冲击、陷于被动，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但特朗普欲调亚太政策也面临诸多制约，日美同盟的基本面并未质变，双方经过磨合与适应，在有惊无险中逐步消化此次冲击并稳固同盟，应是大概率事件。　　

    实际上，大约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中日经济总量逆转也即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首起，日本已逐渐为应对国际格局变化及同盟变调、增强自主自立行为能力而加快进行战略筹谋、预留政策后手。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纵日”“用日”因子，被安倍内阁反手用作“借船出海”、谋日崛起的部分不在其少。全面断言并勾勒美国新政府的对外战略为时尚早，“特朗普冲击”给日本带来的影响起初主要体现在短期导致心理阴影陡增上，这已使得日本谋求自主自强的冲动瞬间值可能比二战后任何历史时期都要强烈。其后，从当前趋势看，中长期内该冲击将逐渐转化并具象为美国对日政策作用力，而且可能是超过之前“亚太再平衡”涉日要求的高倍“量宽”压力。此轮冲击料将被安倍作为进一步促推国家战略转型、争当政治军事大国的机遇窗口——即便它仍面临复杂的国内因素牵制和美方羁绊，日本因此也会在对外政治及安全事务中谋求扩大作用和影响力，中日“遭遇战”“对抗赛”一幕或将更多地出现在地区敏感前沿和国际多边舞台。冲击给日本经济及“安倍经济学”带来压力，并因而可能给中日经贸关系带来一些间接利好因素，例如在贸易相互出口、财金合作需求、多边框架下维护自贸的政策协调等，但在可预见范围内，此种机遇明显掰不过两国政治安全的结构性矛盾局面。

　　如无意外，特朗普和安倍将能执政到2020年前后，这也大致是中国实现全面小康和第一个百年目标的时间节点。日本对“特朗普冲击”的战略因应以及日美同盟走向，将对中日关系及中国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产生复杂影响，如何趋利避害、维稳促好，需要及早研判并妥处。

　　从短期动态来看，特朗普上台给日美同盟关系带来困扰和局部震荡，双方不免博弈与矛盾，但双边同盟的基础及属性未生异变，彼此借重成分日渐增大，相互利用价值仍在上升，两者合谋亚太主导权的趋向不会转改。短期磨合过后，同盟关系当得以稳定和强化，其中军事安全关系的深化恐较之前更为突出。

　　同时，由于安倍在2017年3月初已开启延长执政之门，同盟的变化，尤其是特朗普政府提出的权责要求将使日本面临“军事跃进”与“外交量宽”良机，这无疑更有助于安倍实现其政治抱负，即在加强同盟的同时做大做强自己，使日本加速摆脱战后体制束缚与，加快自主自立步伐。战略性利用同盟是安倍版的日本复兴现实路线，日本“正常化”国家与日美同盟强化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两者在安倍较长的任期内都将得到长足发展，但后者更能代表中长期日本发展的真正动因和矢量方向。

　　（一）同盟前景——可控的“利益矛盾”与可能的“战略拓进”

 　　特朗普的竞选口号很难全部付诸实施，其政策受制于美国较为复杂的制衡体制与民情舆论，也受制于当今世界的秩序尤其是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现实。当前，特朗普的关注点和工作重心是国内问题，对亚洲安全及外交尚在学习和熟悉过程中，但无论是东北亚和中东地区热点问题，还是中美和美俄大国关系，特朗普任性作为的空间都不大。特朗普政府的初期组阁情况，比如其外交安全政策团队核心成员的政治哲学和政策倾向确实令人忧虑，但安全及外交政策上特朗普将部分倚重于国防部长马蒂斯、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蒂勒森，三者总体上主张现实主义路线，扮演相对沉稳的角色。所以，特朗普外交与安全政策似正回调到一定可预期的传统逻辑和运转轨道上来，美国国防部长、国务卿和副总统在2017年早期即密集访日，并非偶然。

　　近期来看，日美同盟的运转和走势取决于以下两点:（1）特朗普政府对同盟的政策和态度；（2）日美双方对矛盾与摩擦的处理成效。其中，第一点是战略性结构因素，第二点是战术性技术因素。矛盾集中在“钱财物”且引发关系剧烈震荡的可能性不大，比较之下，战略层面尤其是军事安全领域有可能加速迈向深层发展方向。

　　显然，在当前日本将对美同盟视为基本国策以及同盟制度化程度较高的情况下，日美同盟如果生变，那么变量因素也应在于美国新政府大幅改变原有的政策方向，尤其改变奥巴马政府强化同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现实中，这一幕并没有发生，特朗普在内政事务处理上似乱象迭出，但在外交上表现得相对理性、具有政策连续性。特朗普的对外决策，包括对日及对华政策似正逐渐回落到大众主义、保守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某种均衡点上。特朗普尚未以政府或本人名义发表对外政策文件，但是，其战略顾问们的系统文章、其本人的外交表态、美日军事继续深入合作的现实，在相当程度上代表着“特朗普冲击”不会改变同盟强化这种趋势。同盟是当今美国维持其国际权势、推行对外战略的必需品，美国传统的亚太政策包括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在拉住并依靠同盟这一点上已形成“路径依赖”，特朗普上台也无法脱离此轨。美日双方经过短暂的磨合与适应后，同盟已逐渐恢复常态和回归既有轨道，美国新政府的初步对日方针已渐显轮廓。

　　2016年11月7日，特朗普胜选前夕，其政策顾问彼得·纳瓦罗、亚历山大·格雷在美国《外交政策》网站上发表题为《特朗普“以实力求和平”的亚太观》的文章，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特朗普即将推行的美国亚太政策概貌。该文批评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太过软弱，断言特朗普当选后会“以实力促和平”，着重加强美国军力，特别是重建海军军力；在让盟友负担一定美国驻军费用的同时，保证美国对其盟友和伙伴的安全承诺。纳瓦罗、格雷的文章反映了特朗普本人和共和党高层在未来美国亚太政策方向上的基本共识，这种方向不是推翻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而是要以特朗普的方式继续强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实力和存在。显然，前后两者都非常重视日本的作用，无法离开日本进行政策设计和操作。

　　2017年2月，特朗普在超规格接待安倍访美时声明，美国将加强在亚太的存在，继续充当亚太地区的领袖和稳定基石，美日基于同盟的合作不可或缺，明确承诺将致力于使用包括常规武器和核武器在内的全部军事实力保卫日本，《美日安全条约》适用于钓鱼岛。等于宣示美日同盟关系在其任内继续重要并前景无虞。特朗普政府对其东亚同盟体系的重视还体现在新任国防部长马蒂斯首访即奔赴东亚盟国，马蒂斯在访日时重申《美日安全条约》适用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这意味着，奥巴马政府在推行再平衡战略时给予日方的承诺基本都被承袭下来。特朗普对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调整持有怀疑和批评态度，可能弃其名而不用，但特朗普的批评其实并不是针对再平衡有无必要，而是反对再平衡的方式方法，其欲构建的是再平衡战略的精华版或升级版。事实是，特朗普就任总统后，美国在亚太的同盟承诺与军事活动不仅没有削弱，反而进一步得以加强。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2016年11月15日对媒体表示，尽管美国政府面临换届，但美国将继续维持对印度洋和亚太地区盟友的“坚定承诺”，美国不会离弃亚洲，如有必要会采取军事行动并赢得战争。2017年2月4日，美日在夏威夷外海实施联合反导试验，SM3-BlockⅡA新型拦截导弹试射成功，这款导弹是美日两国宙斯盾驱逐舰通用的。在南海，美军“维护航行自由行动”继续实施。美国航母战斗群、潜艇、战机频繁出没于南海敏感海域，“斯坦尼斯”号核动力航母则于2月开赴南海巡航。日本对此局面采取某种跟进措施应是早晚之事。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在全球层面有一定的战略收缩趋势，但在其认为重要的地缘政治与军事区域，应不会放弃前沿存在和同盟强化，不会放松对盟国的掌控和利用。在整个亚太和东亚地区，日本无疑是其重要同盟国，是支撑其亚太战略实施的关键支点国家。

　　多种迹象表明，特朗普政府亚太战略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方向”:中心是制约中国、对华竞争；基本方向一是将资源投放重点聚集于军事领域，以海军为重点扩充军备，树立硬实力优势，二是继续履行对盟友伙伴的安全承诺、加强同盟实力、深化同盟合作。其背后总的指导思想是“以实力促和平”。特朗普所指的实力，既是将更多更先进的军舰、战机、导弹、导弹防御系统部署到亚太地区，也意味着将其盟国尤其是日本作为其在亚太遏制中国和支撑美军重返亚太的主要着力点。短短一个多月的任职期，特朗普政府已在亚太与日本等盟国建立了有效联系和大致共识，两国同盟关系应不会有实质性的变化。

　　日美之间可能产生的矛盾集中在以下两个领域，基本都来自于特朗普对同盟的交易期待和施压恫吓。这正好也说明，在日本做出部分努力和让步后，美方也有可能见好就收，相关问题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博弈或僵持后有望得到“软着陆”式解决。

　　1.关于双边贸易摩擦和谈判　　此问题不外乎三种解决出路:（1）TPP起死回生，美国重回多边自由贸易，日美双方以皆大欢喜收场；（2）2017年4月开始的日美FTA谈判，难免摩擦，但双方互相妥协，尤其是日本做出让步，在争执及博弈一段时间后平息收场；（3）发生20世纪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那样的情况，但这次日本坚决不让，谈判陷入僵局并持久化，拖累双边整体关系的发展。很明显，其中的第二种前景的可能性应该较大。特朗普决定退出TPP后，改为与签署国进行双边贸易谈判，可能会寻求与日本签署对美更有利的FTA，要求日本在汽车及农产品领域大幅让步，双方在贸易政策、汇率问题等领域可能产生对立和摩擦。但目前看来，特朗普上台后在对外政策上显然也开始慎重考虑与盟国的关系，部分照顾日本的利益，他在1月首次国会演讲中未就对日贸易逆差和日元贬值点名批评日本，在2月日美首脑会谈后基本停止了该种批评，改为同意双边谈判。实际上，日方也以积极姿态，例如增加对美投资及创造就业机会、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等对“特朗普要价”做了部分回应。预计在4月举行的日美“高层经济对话”等场合，日本会在寻求延续TPP主要精神和基本规则的基础上，继续寻求对美合作与妥协。

　　2.关于分担更多的安全义务和负担　　2017年1月，特朗普的国会讲话在涉及安保问题时，依旧对同盟国的经费负担提出了要求。虽然此前稻田防卫相已表示“日本负担的已经够多了”，但比起因毫不妥协而导致美军撤走及日美关系僵化的前景，做出适当努力使美方大致认可还是会被认为符合当前日本的利益。比起直接交足“保护费”，日本将可能“以役代赋”——谋求发挥更多作用、承担更大角色来满足特朗普式“美国减负”的要求，具体操作办法有以下几种:（1）购买美国武器，包括考虑“萨德”入日，实现日美韩反导组网等。（2）继续在东海加强军事部署，增加自卫队守岛夺岛能力，以日本自己站上一线而为美军减负。（3）在南海周边地区，助美巡航，或与美一起向东南亚有关国家提供资金及装备援助，助其加强防卫能力。（4）在全球治理和非传统安全领域，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例如在国际维和等事务上多做贡献，减轻美国负担。事实上，在以上领域，日美双方很快找到了较多共识，2月安倍访美对特朗普表示“日本将在同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和责任”，后者同意并回应“美日一起投资继续构筑防务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还就日本承担驻日美军费用表达感谢，而此前马蒂斯访日之际已赞赏此种负担是“值得（别国）学习的榜样”。

　　（二）日本战略走向——加速走向自主自立、政军大国

　　日本的政治制度和文官体系决定其在短期内很难做出剧烈的政策变动，尤其是牵涉到国家预算和中长期战略规划的问题。例如，不大幅修改《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日本就很难在安全防卫领域进行政策转换和跃进。但是，正如分析人士所言，即便特朗普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的增信释疑和安抚措施，其传统盟友或跟班兄弟中真正放下心来的并没有几个，包括日本在内。所以，“特朗普冲击”是在心理上影响日本中长期走向的一个重要节点，无疑会加速日本筹谋自保自立，甚至包括其在远期行为上可能做出世人现在无法预料的举措。二战后，日本因为美国的战略收缩、“越顶外交'以及强军要求，受过多次冲击和惊吓，做出过不同的因应。　

    20世纪50年代初期，即冷战时期朝鲜战争爆发，美国要求日本较大规模扩军、加强军备。吉田茂首相消极对待并“抵制”美国要求，进行了“最低限度”的建军和扩军。

　　20世纪60年代后期70年代初，美国战略收缩，尼克松政府（主义）要求全球盟友分担义务责任。日本部分响应，尝试政策跃进，但最终仍采取“基础防卫力量构想”，只应对“限定小规模侵略”，安全保障仍然靠美。

    20世纪80年代，美苏“新冷战”，里根政府要求并支持日本作为西方一员积极发挥抗苏的军事作用。而以中曾根内阁为代表，日本政府做出了一定积极的回应——提出“千里海防论”“不沉航空母舰论”，但受国内环境制约，主要仍限于政治姿态和政策宣示，并没有发挥多少实际的军事作用，增加军费及自主防卫也是半途而废。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美国要拴住日本、再定义并强化日美同盟，将同盟作为“亚太安全基石”，让日本在亚太发挥一定的安全作用。日本配合美国，染指“周边事态”，但也只是负责美国的“后方支援”，不能与美国一道行使集体自卫权，介入国际安全事务也不能发生“武力一体化”。

　　21世纪初，“9·11”事件后，美国小布什政府要求盟友和“志愿联合”提供全球反恐帮助。小泉政府态度积极（如罕见地以一个月时间通过“反恐法”），借机将自卫队开往中东印度洋；尽管如此，日本还是声称自己有负责后勤支援，没有踏入战争之地、没有与美国等发生“武力一体化”（联合作战）等。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尤其是进入第二个十年后），奥巴马政府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要求日本等盟友发挥作用，分担更大责任（部分是为应对中国崛起）。日本民主党政府由消极转向积极，直到野田内阁开始主动配合美方。安倍二次上台后，全方位积极主动利用此机，在其执政的四年多（2012年以来），日本利用此难得机遇，大力推动法制改革、政策突破、军力建设、部署调整，打造军事崛起格局，为日本“政治大国化”“国防正常化”创造条件。

　　2017年特朗普政府，让盟国分担更多的安全费用和防务责任。日本计划在同盟中发挥更大作用、实质性地深化日美军事合作的同时，进一步切实推动外交自主化、防卫自立化，增加防卫预算，提前修订《防卫计划大纲》，不排除在武器装备上取得某些突破，在“后安保法”和“后集体自卫权”时代，更加主动积极介入地区热点问题与国际安全事务等。

　　此次“特朗普冲击”应算是其中很大的一次——因为安倍政府领导下的日本正跟中国处于抗衡争锋并倍感吃力之时，而过去受到“冲击”时日本并没有面临如此全方位的地缘政治困境。

　　大约从2010年前后起，日本在战略上的自主自立动向开始且行且浓。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快速强势崛起，美国奥巴马政府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要求日本等盟友发挥作用，分担更大责任。对此，日本是先有自己的国家战略考量，再有利用美国达成自己目标的隐性设计，即在自己的国家战略与对外政策中，设法让美国为己所用。这一现象在以前的日美同盟互动模式中很少发生。并且，从微观来看，这种主动利用并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一个渐次调整和递进的过程。例如，在民主党执政时期（2009年9月至2012年12月），鸠山首相对美方的要求采取了消极、观望甚至是抵制的态度，菅直人内阁在困窘中回调了鸠山的对美政策。2010年中日“撞船”事件、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等事件促日开始向美靠拢，日美同盟借机升温。野田内阁对美的要求则是积极顺应、有所作为，特别在防卫大臣森本敏和首相助理长岛昭久等保守派国防族势力集团的推动下，通过2012年日美“2+2”会议，主动开展对美协商，推动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时隔六年修订《防卫计划大纲》，大幅放宽武器出口限制。

　　奥巴马上台后虽然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但其实在2009年就说过“美国不当世界警察”，其亚太政策举措，包括对华总体“囿和”姿态、对中日争端的立场和态度，在日本保守派和鹰派眼里并不到位、给力，使人安心。日本的政治与战略主流层都注意到了多极化的世界秩序变化以及“美降中升”的亚太地缘格局变动，也都注意到随着中国发展、美国可能的战略收缩，导致中美搞战略交易、“越顶外交”而可能使日本“受害”的可能性。整个奥巴马时代给日美关系带来的变化之一是，日本几乎开始相信美国并非万能，自己必须采取行动来增加保卫国家利益的资本和选项。因而，日本政治精英层都开始强调日本要有主体性——要让日美同盟为日本国家利益所用、把同盟纳入到日本国家战略所需及发展规划中。长岛在其著作中提出了著名的“充分利用美国”战略思路，代表了包括自民党保守派和鹰派在内的某些共性同盟认知。

　　2012年安倍二次上台后，面对国际格局变动、日中博弈加剧，更加难以做到彻底相信美国、把自己的国运全部托付给日美同盟，在长线战略上（而不是中短期）对同盟可能松动的前景已有所考虑，也开始做准备、留后手，例如主动利用此机，全方位推动“战略性外交”和“积极和平主义”等。日本在政治“大国化”、军事“正常化”的进程中，也即在其国家战略设计中，主动利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在安倍执政的四年多时间内，日本利用此难得机遇，大力推动法制改革、政策突破、军力建设、部署调整，打造军事崛起格局，为日本“政治大国化”、“国防正常化”铺路，进而为“夺回强大日本”、为日本充当国际社会“主要玩家”创造条件。表面上看，美国是棋手，日本是同盟关系中的一枚棋子，实际上日本并不甘于当棋子，还努力争当棋手，一直在设法调动美国，争取自己的战略利益最大化。

　　所以，日本对美国政治变动和战略调整可能导致的对日冲击，已有所预料并开始着手应对准备。安倍政府一直在推进外交自主和防卫自立的备案工作，只不过这肯定是一个长线操作，非朝夕所能完成，而特朗普出乎意料的上台以及其特立过激的言论，短期内确实让安倍政府受到了冲击和惊吓，显得有些措手不及。安倍政府的应对处方，也即日本主流政治精英和战略派的基本共识是，适当改变国家发展方向和战略，加速从内政外交及国防上“摆脱战后”、谋求自主化并预留后手。除了历史修正主义行为不太被认同外，安倍主导制定的国家安全战略（大战略）、推进的战略性外交与积极和平主义——包括修宪强军以及成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允许军职人员参政等的机制体制改革以及放弃“武器出口三原则”、修订《政府开发援助（ODA）大纲》以放宽军事用途领域、开启太空网络政策空间的军用化等，基本上是主流派的公约数主张。当然，作为直接应对日美同盟可能遭受的变化，日本也积极推动时隔18年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解禁“集体自卫权”、通过“新安保法”等，这既是为了以积极行动配合美国重返从而拉住稳住同盟，更是为了增强自主安保和防卫能力的自觉举措。

　　特朗普上台后，日本无疑将加速谋求战略自主，摆脱战后体制并成为“正常国家”。途径有两条:（1）借“特朗普东风”，加速“国家正常化”以及对外“出海”发挥更大作用。预计美国新政府将继续支持日本修宪强军，支持日本在亚太及全球事务中扮演更为活跃的角色，这也将是特朗普亚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倍政府不会错失良机，将抓紧利用美方的松绑机遇，加快修宪进程及摆脱战后体制束缚，同时以“在同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和义务”“根据2015年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继续实施并扩大防卫合作”为名，以凭借维护海洋秩序、反导、反恐等抓手，主动承担或代理美国部分业务，积极介入海洋等地区和国际安全事务。（2）打独自算盘、开独立分店，推进升级版的“战略性外交”和“积极和平主义”，以日本特色大国外交及强军路线尽可能谋取战略自主和自立。安倍政府在外交和安全上已显诸多自主倾向。例如，首先，在外交上，其推动的日俄外交，屡次招惹美方不快，但仍一直在照常运转甚至加速动作；对欧盟和北约加速开展“洲际外交”，抬升政治地位和战略影响；在东南亚对菲、越等国的拉拢和稳定工作，一度比美国还要显得急切和投入；推动印太战略和对印“准结盟”明显地具有地区大国自主联合、抱团取暖的迹象。其次，在安全防卫领域，安倍政府持续增加防卫预算，谋划提前修订《防卫计划大纲》，并意图在武器装备等硬实力建设上积攒更多资本——包括利用周边危机事件，推动“矛”“盾”兼收——既获得“攻击敌基地能力”，又取得“萨德”入日可能。在后安保法时代，日本更加积极介入国际安全事务，谋取全球影响和地位，围绕南苏丹维和行动，2016年12月日本甚至一度在联合国抵制美国制裁南苏丹的禁运方案，引发美方公开批评，这也大致能反映出安倍政府的某种自主志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