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外交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日本国对外行使主权的一系列活动及与之相关的一切内容，具体包括影响日本外交的各方面因素、因日本外交产生的跨国互动关系等，因而带有国别研究的色彩，其实质就是从国际关系视角针对上述对象进行解释。对包括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在内的母学科而言，日本外交研究是局部的、个别的，其为观察国际形势、构建学科理论提供了独特视角及丰富素材。对个别国家行为体，尤其是全球性大国及与日本存在地缘关系的国家而言，日本外交研究不仅可以被视为其国家实力在科研领域的具体表现形式，也能为相关领域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与智力支持。概而言之，理论研究也好，对策研究也罢，日本外交研究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与现实意义。

　　美国对多国发起贸易战并相继退出伊核协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多个国际协定与组织，斯克里帕尔中毒事件，G7加拿大峰会，第一次美朝首脑会晤，三次朝韩首脑会谈，卡舒吉被害事件，俄乌刻赤海峡冲突，G20阿根廷峰会……2018年，以大国间竞争与合作因素持续高度交织、现存国际体系及国际秩序遭受猛烈冲击、单边保护主义及民族主义不断蔓延、热点纷争与非传统安全问题此起彼伏等现象为主要标志，本就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中的国际形势呈现出愈加明显的不确定性，各行为体都需要认真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此同时，由于在2018年9月举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再度获胜，得以继续长期执政的安倍晋三既可以持续其修宪努力，也能够进一步落实其“战略性外交”“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构想”等外交理念及战略。2018年的日本外交，正是在这样的国内外背景下展开的。

　　一、研究基本情况简述

　　在中国日本学研究的诸多具体领域中，日本外交研究尤其是以国际关系学科为基础进行的研究起步较晚，这主要是因为国际关系学科本身就是学术上的后来者，其进入中国、为中国学者所用的时间则更为有限。不过，研究发展的相对滞后并未影响学界学者的研究热情，在以实际行动为中国应对国际形势复杂变化提供智力支持现实需求的背景下，2018年的中国日本外交研究依旧保持着蓬勃发展的良好趋势。

　　通过中国知网提供的相关文献数据，我们可以对2018年中国的日本外交研究总体情况初步形成较为直观的认知。以“日本外交”为检索词进行主题、关键词及全文搜索，相关成果数量分别为86篇、12篇、276篇;以“中日关系”为检索词进行关键词搜索，相关成果数量为171篇;以“日美同盟”为搜索词进行关键词搜索，相关成果数量为32篇。1在此基础上，本文对相关成果进行了进一步分析。从资源类型分布上看，2018年中国日本外交研究成果主要载体为期刊，约占总成果数量的60%;从期刊来源分布上看，《日本学刊》《日本研究》《日本问题研究》三种以研究日本问题为主的学术期刊是中国日本外交研究成果的主要来源期刊，《当代世界》《世界知识》《东北亚论坛》《和平与发展》等综合性国际关系类期刊也对日本外交诸问题给予了一定关注;从作者机构分布上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学院、吉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科研机构与高校的科研工作者在2018年的中国日本外交研究成果数量上处于领先地位。

　　除上述数据外，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数字同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2018年的中国日本外交研究的基本情况。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共有六个有关日本外交研究的项目获准立项，具体研究内容涉及日本经济外交战略、中日关系、日本印太战略等领域，其中五个为一般项目，一个为青年项目。当然，在2018年中国的日本外交研究成果中也不乏以《中国对日外交战略思想与实践》《日本蓝皮书:日本研究报告 (2018) ———安倍“超长期执政”背景下日本战略走向与中日关系》《东亚地缘政治格局变迁视阈下的中日琉球问题研究 (1854—1894) 》《友邦还是敌国:战后中日关系与世界秩序》《秩序建构与日本的战略应对》《钓鱼岛争端的来龙去脉》《未走完的历史和解之路:战后日本的战争赔偿与对外援助》等2为代表的著作。

　　需要说明的是，受到研究成果不对外公开、研究成果并不必然包含“日本外交”“中日关系”“日美同盟”字段等诸多因素的限制，上述统计绝不能穷尽2018年所有的中国日本外交研究的成果。本文在特定条件下管中窥豹，尝试在掌握2018年中国日本外交研究基本情况方面有所获益。

　　二、研究热点问题分析

　　长期以来，中日关系都是中国日本外交研究的核心议题，2018年亦不外如是。对于2018年中日关系的基本动态，外交部部长王毅曾经进行过如下概述:“今年适值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我们对日方希望改善两国关系的意愿做出积极回应，双方开展一系列高层往来，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正轨。我们希望日方切实践行中日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共识，使两国关系由竞争转为协调，实现新的发展。”3以此为背景，2018年中日关系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具体问题。

　　首先，围绕《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及其缔结40周年展开的研究。如:高洪《中日两国的历史跨越与未来关系准则———从缔约历程思考其现实意义》 (《日本学刊》2018年第4期) ，刘江永《〈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与中日关系的法律基础》 (《东北亚论坛》2018年第5期) ，刘建平《中国对日外交的“国际法转向”探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再认识》 (《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10期) 等。上述论文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对《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加以研究，再次明确了其在新形势下发展中日关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其次，针对中日两国关系重回正轨这一新动向进行的分析。相关成果有的着眼于总结相关历史经验，如:朱锋《中日相互认知的现状、问题与对策———兼议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 (《日本学刊》2018年第1期) ，王京滨《日本媒体报道与中日关系恶化》 (《当代亚太》2018年第2期) 等;有的着重分析其原因，如:吕耀东《从日本内政看其对华政策调整》 (《和平与发展》2018年第3期) ，张勇《秩序变革期日本外交的重构与对华政策调整》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 等;还有的则对中日关系未来发展加以探讨，如:黄大慧《中日关系与命运共同体构建》 (《东亚评论》2018年第2期) ，胡令远、洪伟民《峰回路转与行稳致远之际———安倍访华评估与中日关系的走势》 (《当代世界》2018年第12期) 等。这些成果基本明确了近来中日关系发生较大变化的各方面原因，在总结相关历史经验的同时，为未来思考中日关系、日本对华战略等问题提供了有益参考。

　　除中日关系外，2018年中国的日本外交研究还对以下热点问题进行了探讨。 (1) 关于日美同盟关系研究。作为战后日本外交的“基轴”，2018年的日美关系继续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国际战略环境造成的冲击仍在持续与发酵之中，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日美同盟可能对中日关系发展、地区形势走向等带来影响。相关成果包括袁征《美日同盟与中日关系》 (《和平与发展》2018年第3期) ，严双伍、郝春静《日美同盟关系中日本的“向心力”与“离心力”》 (《东北亚论坛》2018年第2期) 等。 (2) 关于“印太战略”研究。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17年底亚太之行中的高调宣示，“印太战略”这一被视为带有遏制中国色彩的地区战略愈发受到关注。由于日本在该战略中与美国、印度、澳大利亚一道被定位成核心国家，故中国的日本外交研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日本“印太战略”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学术探讨。例如，廉德瑰《海洋政治视角下的日本印太战略分析》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年第15期) 就从海权视角出发，认为“印太战略”同时满足了日本完善独自对外战略、强化日美同盟、遏制中国发展的战略诉求。王竞超在《日本印太战略的兴起与制约因素》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8年第4期) 一文中，则对日本“印太战略”的兴起、具体实施路径、内外环境、制约因素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由于日本同美、印、澳等国在经济合作、对华立场等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所以日本“印太战略”前景难测，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三、主要研究成果及特点评述

　　从总体上看，2018年，日本外交研究领域的中国学者在密切关注日本外交战略调整及具体外交实践活动的基础之上，运用动态描述、事态分析、政策解析、对策研究和理论探索等研究方法对其内涵、特点及走向等问题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相关成果不仅基本涵盖了日本外交研究领域的主要议题，还在时效性、理论性和实证性等方面呈现出持续增强的良好态势。

　　(一) 关于“日本外交战略”及具体涉外战略研究的代表性观点

　　2018年，以安倍继续其“超长期执政”为背景，日本持续推动摆脱战后体制，以“正常国家”为主体诉求，实质谋求全面大国化，成为政治乃至军事大国的战略进程。中国学者在对这一趋势保持关注的同时，运用国际关系理论及方法论对其内涵、特点等进行了分析。

　　首先，关于日本国际战略或对外战略的学术观点。吕耀东撰写的《日本对外战略:国家利益视域下的战略机制和政策取向》 (《日本学刊》2018年第5期) 一文，以国家利益概念为切入点对日本对外战略加以分析，指出日本的首要核心利益是涉及领土问题及恢复国家对外职能的国家“安全利益”，其所进行的一系列对外战略调整均以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的，势必会成为影响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不确定因素。石源华在《日本国际战略出现对中美平衡新趋向》 (《世界知识》2018年第19期) 一文中明确指出，日本国际战略已出现由“联美反中”转向对中美平衡的新趋向，这不仅有助于中日关系的改善，也将有利于东北亚地区合作共赢局面的形成。

　　其次，关于日本外交战略的学术观点。《中日两国外交战略与特点再分析———以2013—2017年两国领导人出访为中心》 (《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9期) 的作者鲁义、李庭宇，运用数据统计方法对2013—2017年间中日两国领导人出访活动进行了量化研究，希望以此探寻两国外交战略的特点。通过分析，文章认为，从首访国家上看，日本带有巩固传统地盘、进而遏制中国的意图;从目的上看，日本既希望通过宣传其政策和主张达到扩大影响力的效果，又试图利用外交成果缓解国内矛盾;从侧重点上看，日本更为偏重东南亚地区、中东地区及印度。此外，文章还指出，中日两国外交在大国及具有地区影响力国家两个群体上重合度较高。

　　再者，关于日本具体涉外战略的学术观点。《日本安倍内阁的对外援助战略评析》 (《当代世界》2018年第11期) 的作者周永生关注的是日本对外援助战略。作者先就日本对外援助战略进行了历史阶段划分，将其分为起步、扩大、高潮及低潮四个阶段。随后，在对第二次安倍内阁的对外援助战略进行分析后给予了中肯的评价。在作者看来，过重的附加政治使命增加了日本对外援助的负担，日本现有经济实力对其对外援助理念而言心有余而力不足，从“援助”到“开发合作”的变化与时俱进，军事援助中存在与其回避军事及冲突理念相矛盾的内容。作者最后指出，日本对外援助战略形成与规范机制良好、书面材料详细、经济援助体制较为完备、政府援助与民间投资相结合等优点值得借鉴。

　　(二) 对于具体双边、多边关系发展及前景的探讨与研究

　　2018年，针对日本具体双边、多边关系的研究仍然在中国日本外交研究中占据主流。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的日本外交研究素来就有重视相关研究的传统，更是由于同其他行为体发展双边、多边关系是国家行为体外交战略甚至国家战略在外交实践活动中的主要表现形式，对其进行研究有利于发掘日本国家战略及外交战略的最新动向及其所包含的思想理念变化。在诸多研究成果中，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

　　关于中日关系，杨伯江《弘扬条约精神，推动中日关系重返正常发展轨道》 (《东北亚论坛》2018年第5期) 指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署改变了百年来中日关系的历史走向，影响了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格局，创造了有利于中国改革开放、实现经济社会大发展的外部条件，因而具有重大意义与价值。在“条约精神”的规范、引领下，中日双方不仅需要对以台湾问题为代表的突出、敏感问题进行进一步管控，还需要在顺应全球化时代潮流、把握关系发展大方向的基础之上拓展双边发展空间、抓住深化合作新机遇。站在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时间节点，在思想上应当充分认识到中日和平合作既符合两国利益，又符合地区与世界利益;“条约精神”历久弥新，对于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而言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与规范作用;中日合作的战略基础在新形势下并未遭到削弱，反而有所增强。在行动上应当尽量做到坚持和平相处，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妥善处理分歧;抓住机遇深化合作，不断强化两国间现实利益纽带;从时代与文明高度对中日关系进行思考与规划。

　　关于日美同盟关系，孟晓旭在《日本强化日美同盟与东北亚安全形势》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年第9期) 一文中认为，基于对东北亚安全环境呈持续恶化态势的总体判断，日本决心以日美同盟为主要依托实施其在该地区的安全战略。从具体路径上看，日本既重视对自身体制进行持续性调整，又不断对日美安全合作领域加以扩展;既积极落实“日本主防，美国主攻”的战略分工，又凭借日美同盟与区域内国家展开对抗。日本的上述举措无论对于东北亚安全合作的深入，还是东北亚安全互信的构建，抑或是东北亚安全形势的稳定而言均会产生不利影响;长此以往，其甚至可能改变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结构。

　　至于多边层面的“印太战略”，葛建华在《试析日本的“印太战略”》 (《日本学刊》2018年第1期) 一文中首先回顾了日本提出“印太战略”的历史过程，认为日本“印太”地缘概念是在美国相关概念、政策的驱动下逐步发展成为系统性外交战略构想的。在从“印太”概念到清晰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这一过程中，不仅日本的地区领导力构建工作初见成效，其以此对中国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影响力加以制衡的企图也日趋明朗。然后，作者主要对日本构建“印太战略”的动因进行了分析。日本之所以要构建“印太战略”，其根本动因在于国家内部层次的政治右倾化及右翼势力助推;外部层次动因则主要包括中国的迅速崛起、美国“印太战略”的推进以及印度的相关战略构想。进而，作者着重分析了日本“印太战略”的主要内容及特征。关于前者，除了主要由三边合作模式构建而成的“民主安全菱形”和民主价值观推动下的“海洋民主国家联盟”之外，还包括旨在争取该地区“中等强国”和“摇摆国家”的“亚非增长走廊计划”;至于后者，借力美国、以海制陆、安保合作、东海南海联动足以对其进行概括。最后，作者将眼光投向日本“印太战略”的前景与困境。在作者看来，“民主安全菱形”的稳步推进、“海洋民主国家联盟”的顺势而为、“亚非增长走廊计划”的由空转实可以被视为日本“印太战略”的前景。而由于其本质上是为安倍政府修宪、改变战后体制等目的服务，且存在违背世界发展大势、与经贸现实脱节等问题，日本“印太战略”在实施过程中必将面临重重困难。

　　当然，2018年中国的日本外交研究成果中针对具体双边、多边关系的论述并不仅限于上述国家和地区，从更为宏观的视角看，其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 关于日本同世界主要大国间关系。除中日、美日关系外，还包括日俄关系，如林晓光《近年日俄关系走向研究:以首脑外交为中心》 (《晋阳学刊》2018年第2期) 等;日印关系，如张继业《日印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及对中国的影响》 (《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11期) 、孙文竹《日印战略合作:特点、动因与应对》 (《和平与发展》2018年第6期) 等。 (2) 关于日本同周边国家间关系。相关成果主要涉及日韩、日朝、日越等日本同周边国家间双边关系，例如姜龙范的《日韩建交后的“慰安妇问题”:政府、民意与美国因素》 (《日本学刊》2018年第6期) ，谢晓光、樊婷婷的《“积极和平主义”政策影响下的朝日关系及其走向》 (《日本研究》2018年第3期) ，常思纯的《安倍政府对越安全合作:路径、动因及影响》 (《日本问题研究》2018年第4期) 等。 (3) 关于日本地区性、全球性外交战略及政策。相关成果包括:张永蓬《日本对非洲外交:从实用主义平衡到战略重视》 (《西亚非洲》2018年第5期) ，张光新、张晶《地缘政治视阈下日本的北极战略》 (《东北亚学刊》2018年第2期) ，程蕴《安倍内阁的中东外交:战略、地区秩序与困局》 (《日本学刊》2018年第3期) ，陈洪桥《安倍主义与日本全球治理战略的调整》 (《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 等。上述成果基本涵盖了日本开展具体双边、多边外交的各个国家与地区，为全面把握2018年日本外交动向，进而洞悉其外交战略内涵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 基于新视角的日本外交研究

　　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在层次上出现了从体系向单元回落的现象，且这种单元层次理论的复兴并非20世纪50、60年代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复，而是在吸收体系理论的基础上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再造。4近来，与之相类似的研究现象同样出现在中国的日本外交研究领域，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国内因素，即单元层次因素对国家行为体外交战略及政策的影响。

　　2018年，以刊登在《日本学刊》《国际政治研究》上的几篇成果为代表，学界对日本国际政治研究给予了较多关注，这不仅可以为中国相关研究提供启发和借鉴，也可以成为观察日本外交战略及政策的独特视角。《日本学刊》率先于2018年第2期刊登了张帆的《战后日本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思想的原点———日本型现实主义析论》一文。文章认为，战后日本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思想不能与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一概而论。这种思想不仅在战后日本国际政治思想诸流派中占据主导地位，其还通过代表性人物深度参与日本外交决策制定的方式对战后日本外交产生了影响。日本型现实主义萌芽于战后初期日本围绕“全面媾和”与“单独媾和”、非武装与再军备、永久中立与《日美安全条约》等问题展开的外交论争，崛起于20世纪60年代高坂正尧等超越前述外交论争提出的“新现实主义”逻辑。文章对日本型现实主义的内涵进行了总结。在宏观理论层面，其主张权力的多样性以及基于均势的渐进式和平路线。在微观外交政策层面，其将日本外交基本方针设定为对“吉田路线”进行反思后的“海洋国家”论，认为“中等国家”日本应该在安保领域发表非核武装宣言;呼吁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文章强调，超越范式的权力观、内向型的问题意识是日本型现实主义的两大特点，具有进一步发展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可能。以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著《日本国际政治学》四卷本中译版的出版为契机，《国际政治研究》在2018年第5期刊登了一系列有关日本国际政治研究的文章5，文章以前述出版物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历史研究、对比研究、实证研究、区域国别研究、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等视角对日本国际政治研究进行了分析，推进了日本外交研究在该领域的进程。

　　此外，还有一些学术成果注重其研究视角或方法的独特性。如:殷燕军《日本“右倾化”问题及其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东北亚学刊》2018年第6期) ，陆伟《日本的自我身份建构与冷战后战略文化的嬗变》 (《日本学刊》2018年第5期) ，吴怀中《智库在日本安保政策形成中的影响———兼论“另类日本型”安保智库的作用》 (《日本问题研究》2018年第5期) ，束必铨《日本官邸外交决策机制演变特征及其局限性》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8年第4期) 等。类似成果虽然并不多见，但其在对日本外交战略、政策发展趋向加以准确把握的同时尝试进行创新性探索，值得予以关注。

　　四、薄弱环节及未来发展趋向

　　毫无疑问，本文所涉及的研究成果或恐只是2018年度日本外交研究众多成果的冰山一角。虽然国际形势持续激烈动荡、大国间关系日趋复杂，日本外交继续转型、其逻辑与行为变化多端，但中国学界学者经过一年来的不懈努力，日本外交研究在总体上依旧保持稳步前进的态势。一方面，学界学者能够紧跟日本外交新动向，结合一年来复杂多变的国际及地区形势，尝试从不同层面对日本外交进行解读与分析，力争对其进行更为准确的认知;另一方面，学界学者能够尽可能地将日本外交的显学特质与宏观理论进行结合，提高学科研究成果的理论性。这都是中国日本外交学科研究能够在国际关系国别研究中处于领先水平的重要保障。但应该指出的是，2018年中国的日本外交研究仍然存在以下值得重视的薄弱环节。首先，中日关系研究占比仍然明显高于其他研究议题。诚然，这一现象的出现离不开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40周年、中日关系重回正轨等现实因素的影响，但与此同时，亦不能将日本外交研究与中日关系研究等同视之。因为这不仅不利于增强日本外交研究在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等大学科范畴内进行学科深化、拓展的创新力度，也无益于对中日关系形成准确、科学的认识。从学科发展长远计，日本外交研究对于各议题权重的设置理应更加科学、合理。其次，研究层次有待进一步深化。综观2018年中国的日本外交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对具体外交状况进行概述性、评述性研究的成果居多，而从历史、文化等视角进行的综合性、深层次研究成果则相对较少。这种就事论事式的研究既不利于研究成果的全面性、科学性，也容易造成学界浮躁风气的滋长。最后，研究创新水平亟须提高。随着国际形势的深入发展，国际关系学科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相关研究议题的复杂程度也随之加大，单一研究层次或单一学科理论在研究过程中的作用已然受到限制，运用社会学、心理学、军事学等学科理论进行综合性跨学科研究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然而，受到研究人员知识结构相对单一等因素的影响，2018年中国的日本外交研究成果中运用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理论对具体日本外交战略及政策进行理论性探讨、分析的成果鲜有出现，以日本外交为基础进行的理论生成与构建则更是罕见。这种局面在不利于日本外交研究发展的同时，亦不利于就相关议题掌握国际话语权。对此，在未来的研究工作中，学界学者应该更加重视对既有经验主义知识与概念、理论知识的结合，努力做到融会内外、贯通古今，破除教条，实事求是，力求将日本外交研究整体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从而开创日本外交研究的新局面。

　　注释

　　1 具体检索条件为:文献分类——社会科学Ⅰ辑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资源库——期刊、博士、硕士、国内会议、国际会议、报纸、学术辑刊;发表年度——2018年。

　　2 参见杨伯江主编:《中国对日外交战略思想与实践》,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杨伯江主编《日本蓝皮书:日本研究报告 (2018) ——安倍“超长期执政”背景下日本战略走向与中日关系》,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刘少东:《东亚地缘政治格局变迁视阈下的中日琉球问题研究 (1854—1894) 》, 北京:时事出版社, 2018年;李永晶:《友邦还是敌国:战后中日关系与世界秩序》,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年;徐万胜、张光新、栗硕等:《秩序建构与日本的战略应对》, 北京:时事出版社, 2018年;黄大慧等:《钓鱼岛争端的来龙去脉》, 北京: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 2018年;徐显芬:《未走完的历史和解之路:战后日本的战争赔偿与对外援助》,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8年。

　　3 王毅:《在2018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开幕式上的演讲》,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 2018年12月11日, https://www.fmprc.gov.cn/web/wjbz_673089/zyjh_673099/t1620761.shtml[2018-12-29]。

　　4 参见李巍、王勇:《国际关系研究层次的回落》, 《国际政治科学》2006年第3期。

　　5 主要包括王新生:《历史研究与国际政治学》, 《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第5期;张小明:《理解中日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的异同》, 《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第5期;于铁军:《日本特色的地区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第5期;初晓波:《日本地区研究的论争与发展》, 《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第5期;宋伟:《日本为何缺乏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以日本型现实主义为例》, 《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第5期;刘星:《日本国际政治学的研究特色与经验借鉴》, 《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