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甚为重视和关注2024年美国大选动向，盖因日美同盟这一特殊关系和美国政治的日趋极化对日本的内政外交有着强大影响与规范作用。日本自认为与拜登政府相处融洽，日美同盟由此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之一。这得益于拜登实施高度重视盟友的基本路线，以及在对华方向上双方“投资、结盟、竞争”战略的同频共振。日本似乎并不担心民主党胜选及继续执政。当前，日本国内认为特朗普再次上台的可能性正在增大，在感到焦虑的同时，也持有基本的乐观与信心。同时，日本各界也在提前努力、预先布局，以管理美国政治变动及权力交接对其带来的影响。

一、日本高度重视美国大选并仍担心“特朗普冲击” 

　　拜登宣布退选，日本对特朗普重返白宫的预期大为增强，其认为特朗普具有鲜明个人特色的行事风格可能会对日美关系带来风险。不少日方观点认为，特朗普如重掌政权，其在第二任期如何处理对日关系仍悬而未决，因为美国的对外政策很大一部分可能最终取决于特朗普个人的一时兴起，而日方（甚至全世界）没有人确切知道特朗普会怎么做。 

　　事实上，日本朝野上下已在认真考虑特朗普卷土重来的可能性。进入2024年以来，日本主流媒体持续关注美国大选局势，并已注意到拜登政府的支持率持续低迷、在多项民意调查中低于前总统特朗普等形势，逐步认定特朗普已从“万一胜选”上升至“可能胜选”的地步。6月27日在首次候选人辩论中拜登的“灾难性”表现，7月15日特朗普遇刺，7月21日拜登宣布退出总统选举，使得日本各方进一步研判特朗普或将胜选，并提速应对特朗普回归的前景。 

　　总体上，对于特朗普重返白宫，日本首先显现出一定程度焦虑，担心因此导致围绕国际经贸、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等问题的动荡及紧张。

　　一是战略与安全问题。日本担心特朗普的回归可能带来一系列战略和安全风险。 特朗普习惯于“单打独斗”，很可能改变拜登政府在亚太团结日本、韩国等盟友围堵中国的战略部署，同时缓和美俄、美朝关系。日本还担心特朗普基于商人交易心理，不按“常规”出牌并与中国达成某种贸易或安全协议，削弱对台支持力度，从而对日本现行战略造成打击。其中，日本尤其关注的，一是特朗普处理俄乌冲突的方式，特别是以对俄让步妥协、减少或停止对乌援助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这将导致美国全球军事介入的不确定性大为增加、“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面临崩溃。日本的逻辑是，“挺乌抗俄”即为阻止中国试图在东亚“以武力改变现状”。二是与此相关，日本担心特朗普再次上台后，会基于“短视利益”，进一步缩减美国在全球的军事存在并从西太平洋战略后撤。美国的战略收缩态势将深刻影响日美同盟运作，而这被认为与日本的“印太”外部战略环境、中美日三角关系乃至台湾海峡局势紧密关联。

　　二是财政及同盟权责分担。2024年2月，特朗普在竞选演讲中表示如果当选，美国将不再保护未能履行财政义务的北约盟国。特朗普还屡次批评日本和欧洲盟友利用美国在安全上“搭便车”，主张对盟友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其昔日得力部将罗伯特·奥布莱恩曾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采访时指出，如果盟友不承担自身应有的防务负担，不在美国需要时给予合作，特朗普政府将不会支持盟国的呼吁和诉求。日本担忧特朗普很可能会要求日本承担更大比例的驻日美军经费（目前该比例已高达78.5%），以此作为与日本战略合作的交换要求。

　　三是经贸领域风险隐患。日本担心特朗普将恢复保护主义关税政策。2024年2月路透社公布调查称，约49%的日本公司认为特朗普当选总统将对其构成风险，只有3%的公司认为是机遇，54%的公司最担心特朗普连任将加剧全球保护主义。特朗普坚持高关税以保护美国制造业，拟提出的经济政策中包括对所有美国进口商品增加10%的新关税。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公布的2022年贸易和投资统计数据，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达到703亿美元，这意味着特朗普第二任期将像第一任期那样敦促日本采取贸易平衡措施，这将对日本外贸及产业造成新的冲击。日方认为，特朗普重返白宫可能会采取更强硬的外贸政策，日本企业必须准备好应对美国国内政治分裂的影响。

二、日本对美国大选及特朗普重返保有基本乐观

　　尽管担忧“特朗普冲击”，但相比七年前，日本对管理特朗普回归的信心有所增加。 岸田文雄首相强调，日美关系将继续保持稳定，无论谁赢得选举，联盟都将保持不变。2024年4月，岸田以国宾身份访问美国，在与拜登的会晤中再次确认了牢固的双边同盟关系。1总的来看，日本对美国形势及日美关系的研判是：特朗普及当今美国离不开日本，日美同盟不存在深刻危机。

　　首先，日本方面认为，美国大概率继续将中国视为最大战略对手，随着美国实力相对下降以及中美对抗加深，加强与盟国的合作已成为美国的必然选择。无论谁为美国总统，美国退出东亚同盟都是不现实的。日美同盟的重要性以及日本在美国战略考量中的重要性只会增加。而且，目前几乎没有不安因素影响日美同盟的稳定，未来特朗普政府仍会由世界观与当前日本战略优先方向一致的人组成。

　　特别是，作为正式安全盟友，日本拥有美国在亚洲主要军事基地，构成了封锁中国向太平洋投射力量的“第一岛链”要塞。即使特朗普回归，也不会改变对华对抗姿态。 毕竟，特朗普和拜登政府都在其《国家安全战略》中明确将中国定位为所谓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对手，并指出维持有利的力量平衡“需要坚定的承诺，以及与盟友和伙伴的密切合作”。除了安全对抗与地缘竞争以外，日美同盟也是特朗普致力于对华经济竞争的重要工具。如果仅有一个任期来实现该目标，特朗普将不得不动用所有资源来保障对此方向的投入，日本则可以为其实现目标提供重要支持。

　　结盟日本、竞赢中国，几乎是美国“既定国策”及战略共识，受领导人个人因素影响不大。正如拜登的印太及对华战略包含一定“特朗普成分”，特朗普的对外战略，例如一体化联盟指向、印太及对华战略、经济安全战略等也会被拜登施政所规范和制约，而这被日本视为维系对美战略合作的关键。特朗普“2.0版”外交政策也会与“1.0版”有明显差异。大多数特朗普政府前高官或前特朗普团队人士都公开主张增强联盟。 被认为特朗普第二任期外交和安全团队核心的人士，如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奥布莱恩、国防部负责战略和力量发展的副助理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传统基金会中国战略高级研究员、哈德逊研究所前中国战略主任白邦瑞等人，均重视美国盟友的重要性且与日本关系密切。日本对未来日美关系具有信心的一个历史根据是，特朗普也会受到日方的某些“反向塑造”。比如，当初安倍与特朗普的私人交谊使得日本成功地“引导”美国与日本联手实施“印太战略”。

　　其次，日本尝试采取一些旨在取悦特朗普及其团队的政策，比如安抚特朗普对日本国防开支不足的抱怨，且已取得效果。特朗普似乎主要关心盟友是否承担了应有的“支付”义务。而在特朗普离任后的几年里，日本的国家安全战略发生了重大变化，且积极扩大防务投入。岸田政府宣称大幅提升日本的防卫能力，从2023财年起五年内拨款约43万亿日元用于国防，到2027年将国防开支增加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并积极发展具有先发制人色彩的“反击能力”，加强与美国同盟军事合作。上述行动获得了美国的赞赏，也有助于未来平息美方关于日本没有尽到同盟责任的看法。有理由相信，即使在岸田辞任首相后，这一即定政策也将得到延续。

　　再次，日本已在采取外交和法律措施，以保护日美同盟的优先事项不受特朗普回归的干扰。最近几年，日本一直以巩固日美同盟为目标，预置资产、厚植人脉、强化机制，以应对美国政治变化及对外政策的不确定性。这种做法的实质在于将日美关系问题置于同盟制度化框架下，而将其与领导人影响相“隔离”，从而减轻美国政局交替、包括特朗普重返白宫带来的冲击。例如，2022年底日本出台的新“安保三文件”以及日美同盟“现代化”进程，已经给予日美关系以前所未有的规范及强化。

三、日本的应对思路与举措

　　日本正多管齐下、多措并举，在认为必要之处加紧资源投入和战略预置，以应对特朗普再次当选的可能前景及其影响。

　　第一，积极联络特朗普阵营，释放善意信号，主动提前布局。日本吸取2016年美国大选时完全倒向希拉里阵营的教训，目前正尝试与特朗普阵营深入联系，以期在选举结果出炉后迅速与之建立互信。日本政府正加强对美游说，各类官员积极与同特朗普身边人士进行联系。日本外务省动员驻美大使馆及各领事馆，全面分析特朗普言论、行动及大选摇摆州局势，还利用过往人脉关系，加紧接触可能在特朗普新政府中担任关键职位的人。

　　日本驻美大使被赋予了与特朗普竞选团队联系的明确任务，日本大使馆官员会见了特朗普政府的前官员，包括白宫办公厅主任马克·梅多斯、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奥布莱恩等，尝试了解特朗普外交政策计划和未来政府人员构成。日本方面还重金聘请了三家与特朗普家族关系密切的公关公司协助游说。其中，“巴拉德合作伙伴”咨询公司代表布莱恩·巴拉德被称为“特朗普政权内部最强的说客”。日本希望借助其力量，与特朗普团队提前沟通，了解其最新对日认知，最大程度减少其政策不确定性。 近期，日本战略界人士及智库学者频繁赴美，与可能影响特朗普政策的保守派学者、智库人士会面，希望构建更强有力人脉。

　　考虑到特朗普与前首相安倍的“私人友谊”，日方在2024年两次派出曾与安倍共同接待过特朗普的自民党副总裁、前首相麻生太郎访美，与特朗普阵营接触。特朗普锁定共和党提名以来，麻生即亲自向其表达敬意。岸田寄望于麻生充当与特朗普沟通的特别渠道，事实是，2024年4月23日，麻生在纽约拜访了特朗普并与之会谈一小时，双方讨论了中国和朝鲜问题以及日本扩大国防预算的计划等。

　　第二，利用“对华共识”及自身“前沿价值”拉住美国，强化同盟。日本方面尽管有着“特朗普焦虑”，但也相信通过操纵对华议题，能够与这位任期内对华日趋强硬的前美国总统达成共识。日方认为，正是在特朗普任期最后一年即2020年，中美关系迅速走向“不可逆的恶化”。拜登和特朗普阵营虽矛盾尖锐，但在将中国定位为战略对手方面有着较强的一致性。日本在美国对抗中国的战略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主要体现在其作为军事盟友提供的战略支持、在高科技及国际供应链领域提供的关键协助、安全合作和情报共享、在国际舞台上的“外交统一战线”、以及共同推广民主价值观等方面。为此，日本也通过各种途径向特朗普传达“不要与中国达成协议”的诉求，日本认为，如果中美达成协议乃至“大交易”，会让近年来日本积极制衡中国的努力陷于失败。

　　同时，日本正推进日美同盟“现代化”，积极分担权责，包括强化与美国的联合指挥与作战体制，计划在2024财年末建立一个永久性联合部队总部，以综合方式监管其所有陆海空自卫队的组成部队。未来，日美两军指挥官可以根据情况，对双方部队的某些部分进行联合指挥和行动部署。同时，日本基本认为，不管是特朗普还是其他人当选，日本都必须在国际安全事务中承担更多责任。日本谋划提前实现防卫费占GDP2%的目标，这是在进行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扩张，也是应对“特朗普冲击”的重要手段。

　　第三，提升战略自主能力，积极“合纵连横”，对冲可能的“特朗普冲击”。随着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和战略收缩，日本依托日美同盟基础、重新成为“正常国家”的战略自主意识正不断抬头，特朗普如再次上台无疑将加剧这一态势。反过来从中长期看，这又有助于增强日本应对美国政治变化所带来外溢效应的能力。

　　一是强化自身安全防卫能力。在上一个四年任期内，特朗普不时批评美日同盟是“不公平和片面的”，因为美日双边安全条约承诺，如果日本受到攻击，美国将提供支持，但没有要求日本自卫队做出回应。日本部分战略界人士主张借此顺势加大安全投入，提升国防能力以应对“中国威胁”。事实上，日本近年的安全战略实践具有很大的历史性意义，例如修改关键的安全战略文件、逐步打破防御性国防政策规定。除上文提到的大幅扩大国防开支、发展“反击能力”外，2023年12月，日本政府修改了严格的武器出口规定，取消了向许可证持有者所在国出口国产、获得外国许可的致命武器的禁令。

　　二是加强与美国其他盟友与伙伴的联系，尤以“小多边”“准同盟”形式巩固盟伴关系网。特朗普当选的忧虑正在美国全球盟友中弥漫，而这也将反向助推这些国家“抱团取暖”。如果“小多边”和“准同盟”网络能够让次要盟友通过制度化框架对首要盟友发挥更大影响力，那么日本战略界也不会放弃思考如何在保持日美双边联盟的同时，获得这种“小多边”与“准同盟”机制的收益。事实上，为应对“特朗普冲击”，目前包括日本在内的美国盟友几乎都在考虑建立横向的战略与安全合作框架。鉴于此，日本战略界认为，应借势提升与日（美）欧、日（美）澳、日（美）印、日（美）韩以及日（美）菲等的合作等级，这有利于树立日本在美国盟伴体系中的中坚地位，提升自身战略价值。

　　三是推动经贸格局多元化及经济保障策略，包括对华开展有限合作等，进行战术对冲。日本很可能延续其在特朗普执政时期推动《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多边贸易协定以及部分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通过拓展完善经贸网络及产供链分布等来规避美国保护主义的打击。基于这种逻辑，日本在保持对美同盟合作同时，也会对华就推进“战略互惠关系”、增强经贸合作稳定性谋求加强对话，并在一定程度上附和乃至推动中日韩合作。2024年夏天以来，日本政要接踵访华，其意之一即策略性地战术对冲美国内政外交的可能变动以及中美日关系的变化。

　　注释：

　　1 外務省「日米首脳会談」，（外务省：《日美首脑会谈》，2024年4月10日），https://www. mofa.go.jp/mofaj/na/na1/us/pageit_000001_00499.html。

　　来源：《国际论坛》2024年第5期；作者：吴怀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