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半年来，日本内政外交状况频出。民主党执政的“变”与“不变”本在预料之中，但是，不论内政还是外交，尤其在中日关系上，美国频频得手并坐收渔翁之利恐怕远远超出中日两国政府的想象。 

　　日本背后的一支黑手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外交政策是国内政治态势的直接反应。尤其像日本这样半独立国家其外交无独立自主可言。如中日“撞船事件”发生后，日本的首相和外相千里迢迢到美国寻找“药方”，导致中日关系危机处理滞后，致使双方国民之间信赖危机加深。 

　　战后半个多世纪，美国就像紧箍咒一样套在日本人头上，使其精神和肉体都在美国的调控之下。战前的日本人将天皇制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下的通俗道德观作为自律准则，随着战争的失败，这一价值体系崩塌。战后初期，日本社会下层民众带着一种“解放了”的感觉迈入新的历史阶段，就连日本共产党当时都把美国大兵看成“解放军”。但随着“冷战”的形成，美利坚合众国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开始了改变大和民族DNA的“系统工程”。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改造，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价值观指导下，日本人的自由主义、利己主义道德观逐渐形成。与此同时，国家观念相对淡薄，这样，更便于美国的摆布和驱使。将计就计也好，不得已而为之也罢，“重经济，轻武装”的“吉田路线”成为战后日本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的国家发展战略选择。这样，在明治维新百年后，“自由”、“民主”价值观念终于在日本国民当中得到普遍认同。当然，“民族派”企图挣脱美国枷锁的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从鸠山一郎到中曾根康弘、从小泽一郎到鸠山由纪夫（安倍也可以算一个）。但是，“没有美国的支持当不了日本首相”这一观点基本成为日本政治家的普遍共识，2009年日本大选，眼看民主党有可能上台执政，当时民主党代表（也应是未来的日本首相）小泽一郎爆出“政治资金”丑闻，人们普遍认为是遭到美国暗算。 

　　后来，鸠山成为首相。可是，看他主张“日美对等”和“亚洲外交”，美国很不痛快，鸠山没走多远就被美国拉了回来。美国不能容忍日本“自立”的主张，也绝不会答应与日本平起平坐。于是，不到一年鸠山就下台了。民主党独立自主的政治理念成为画饼，小泽和鸠山领导的自上而下的脱离美国的日本“独立运动”宣告失败，小泽也再次陷入困境。日本背后的那只黑手从看不见到看得见，大和民族又走到了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面对着对国家未来发展战略的抉择。 

　　右倾文人扇风点火 

　　除了“历史认识问题”外，右倾文人重点煽动领域就是鼓吹“中国威胁论”，首当其冲的代表人物就是平松茂雄。他在《中国吞并日本》（讲谈社，2006）这本书中危言耸听地说，“中国在建国100周年时将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这一国际秩序与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将形成对峙”。未来，东海将成为中国的“战略边疆”（安倍似乎对此概念很在意），以此为据点，中国将把台湾、朝鲜半岛以及日本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他认为，“每当中国处于四分五裂状态时，近邻各国及民族就从中国的强大压力之下获得一种“解放”的喘息之机，每当中国统一强大时，近邻各国及民族就会被置于这种强大的影响之下”。他指出，日本在其中面临“二者必居其一”的困难抉择，或是“屈服于中国”，或是“显示与美国坚固的同盟关系”，2010年将是日本命运的转折点。平松还在他的书中大谈中国海军的战略发展目标是，“越过从日本列岛到台湾、菲律宾的第一岛链，进入从千岛群岛到小笠原群岛、硫磺岛、马里亚纳群岛的第二岛链，即进入西太平洋海域”。平松茂雄所举出的中国“吞并日本”的例证就是“中国侵犯了属于日本的东海专属经济区海域以及尖阁（钓鱼—作者注）群岛”。钓鱼群岛乃中国发现并行政隶属我国台湾省，是人人皆知的我国固有领土，它不会因为日本的几个右倾文人和右派政治家以及右翼组织的几声叫嚣就会改变它的所属关系。 

　　另外，市川周在其《战胜中国》（PHP研究所，1997）一书中说，“如果不从‘从属美国’和‘从属中国’这‘两种从属力学’的二律背反当中挣脱出来，日本外交就没有希望”。他当时还鼓吹日本应该成为“亚洲的家长”，不过，十几年过去了，今天他恐怕没有这种“豪气”了吧。 

　　除此之外，日本还有两位不起好作用的右倾文人，他们一个叫古森义久，一个叫樱井良子。古森义久在其《外交崩溃》（文艺春秋，2006）一书中，对2004年日本政府对我7名保钓人员登岛事件的处理大放厥词，说当时执政的自民党政权对中国和朝鲜“卑躬屈膝”，导致日本“外交崩溃”。他还鸡蛋里挑骨头地找茬批评当时写文章的东京大学田中明彦教授不应该在文中指称7个中国人为“7位”。同时，他还指责当时向中国驻日大使馆提抗议的日本外交官不应面带笑容地和当时的驻日大使武大伟握手，说这不像抗议倒像祝贺。当时，曾任日本外务省中国课课长的明治大学浅井基文教授稍稍说了一句处理该事件时要考虑到“中国对日感情的恶化”，就立即遭到古森义久的批判。他还秋后算账般地挖出1999年他任《产经新闻》驻北京总局长时和浅井基文一块参见学术会议时的事，他对浅井当时说的“为了日本政治的美好未来，日本需要有一位毛泽东式的人物”这句话耿耿于怀。 

　　樱井良子是反华急先锋，毫无根据地乱骂中国已成为她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畸形大国---中国》(新朝社，2008)一书中，她给中国扣上了“扩张领土”、“捏造历史”、“污染环境”、“军费预算世界第三”、“虚构的大国”等多顶帽子，说“中国的存在是老天赐给日本的永远的艰难”，她还鼓动日本政府将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作为对华外交的基础。 

　　这些右倾文人，从中国的政治制度、外交政策到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他们都一概不放过地加以抨击和丑化。这种近乎歇斯底里的做法只能有一种解释，要么他们是井底之蛙，要么他们拿了美国有关部门的钱为人“消灾”。不要小瞧这批右倾文人的作用，他们对中日关系的破坏程度远远大于右翼组织，也让右派政治家自愧不如。 

　　右派政治家兴风作浪 

　　右派政治家虽然煽动能力不如右倾文人，但是，由于政治家参与决策，根据不同时期政治家的不同作用，我们会看到日本对华外交决策的不同变化。每当右派政治家占主导或发挥重要作用时，中日关系就进入困难时期。右派政治家石原慎太郎的猛言以及小泉纯一郎的连续参拜给中日关系带来的困境，中国人至今记忆犹新。今天，我们再次面临民主党右派政治家前原诚司等人的挑战。 

　　当年，石原慎太郎想把中国大卸七块的梦话，听起来都让人不寒而栗。石原的理由是中国“这个巨大的人工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维持下去不论怎么想效率都不好，如果分裂成各自具有自己宗教、民族、文化的‘一般国家’，其效率会很高”。据《石原慎太郎猛语录》（现代书馆，2000）一书介绍，石原曾在1997年7月号的《诸君》杂志撰文，对我国钓鱼群岛的归属说三道四。如，“对日本来说，像这样不讨人喜欢的国家（指中国）几乎没有。每年从日本接受1500亿以上的援助，其使用去向不明。大概或是用于水下核试验，或是用于建航母，无限军扩”，“尖阁（指我钓鱼群岛）海底石油说是共同开发，我看是要据为己有”。此前，撞船事件发生后，石原取消了他原计划的访华行程，说他就是“部级干部”，以此抗议中国政府取消“部级交流”的决定。石原既对美国说“不”，也对中国说“不”，是个十足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石原的一系列主张被称为“石原慎太郎主义”。 

　　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都是右派政治家的典型代表。其实，战后日本的右派政治家理念很不一致。战后初期存在着像岸信介这样的亲美反华右派政治家，后来到了新保守主义出现的80年代，中曾根康弘与其后的小泽一郎又成为“新保守派”政治家的代表。他们主张对战后政治进行“总决算”，使日本能够成为“正常国家”。这两个人与其说是“右派政治家”，不如说是“民族派”战略家。他们的反华色彩不甚明显，且主张与亚洲国家搞好关系，尤其是小泽，其思想理念以及防卫安保思想都有与时俱进的变化。小泉纯一郎虽然多次参拜靖国神社，但他还算不上“民族派”，充其量是个“新自由主义派”政治家。安倍应该算得上是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右派政治家”，他要变革“战后体制”，恢复日本民族传统文化，但其“新日本主义”政治理念不够完备，他与麻生主导的“自由与繁荣之弧”战略不知其所云，也不知其与日本传统文化的接点在何处。 

　　日本政坛上，“亲美”与“自立”的右派政治家轮番登台表演，当主张民族自立的政治家登台后，尤其是“鸽派”政治家出现后，中日关系就有了改善之机，而当“鹰派”政治家，尤其是“亲美”的右派政治家登台后，中日关系就面临严峻考验，目前正处于这样的时刻。菅直人虽然属于“鸽派”，但他吸取鸠山和小泽的教训，不敢和美国人叫板，结果只能是跟在美国后面亦步亦陷。更关键的问题是他“用人不当”，外长前原诚司是个铁杆“亲美派”，此次撞船事件，是他与美国幕后策划的结果，因为如果不制造危机局面，前原接掌下届首相大印的美梦就实现不了。另外，菅直人团队的另一员干将，民主党干事长代理枝野幸男满口胡言地说中国是日本的“亚洲恶邻”，这与一百年前福泽谕吉将中国说成日本的“亚细亚之恶友”一幕惊人地相似。 

　　我们看到，在执政经验不足的民主党当中，有经验有战略思想的元老级人物鸠山、小泽被美国和日本的检查官僚挤倒，再去掉一大批没有经验的年轻政治家，剩下的除了右派政治家就是回天乏术的小泽鸠山路线的年轻追随者了。在日本政坛的这种气息奄奄之中，中国对日外交不仅找不到头绪，更找不到能够进行谈判的对手，中国对日外交战略面临困境与调整。 

　　右翼组织发泄不满 

　　除了上述各种国际因素、政治因素以及舆论引导外，来自社会下层的民间反应也对中日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如右翼组织的抗议活动以及中日两国人民在历史认识上的不平衡发展。百年积怨，易涨难消。当中日关系处于平稳发展时期，民众之间有点怨气也能得到控制，可是，一旦遇到风水草动，特别是涉及到国家核心利益相互碰撞的时刻，国民之间的“民意冲突”就不可避免。中日关系危机管理机制亟待建立。 

　　战后日本的“行动右翼”反华有几次高潮，一次在50年代，以亲美反共右翼组织为主，第二次高潮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之后以及“历史教科书”问题出现的80年代初期，第三次高潮在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期间。当然，除此之外，一遇突发事件，行动右翼的“街宣车”都会出来走一圈以显示其存在价值并乘机发泄对社会的不满。右翼组织属于日本社会底层，既无权力亦无雄厚经济基础，但其造成的社会影响和破坏力较大。右翼组织当中的“新右翼”组织因其“民族派”色彩较浓，比起“行动右翼”更具有政治理念，也更有理性，其影响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对其不可低估。“新右翼”代表组织“一水会”明确申明其反对美国发动的侵略伊拉克的战争。掌握右翼组织的动态发展趋势，研究其行动的思想动因及其目的是我们的重要课题。　　  

　　中日两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国家综合力量对比发生的变化将对两国关系以及国民的相互认识产生重大影响，此次因撞船事件引发的两国关系恶化只是这种发展阶段的必然反应。问题的关键是两国关系的发展还受到国际环境特别是美国的恶意挑拨，因此，两国之间矛盾的解决就增加了相当大的难度。我们在制定对日外交战略时不能不考虑“第三国”因素，日本也正因为如此才处于对华外交的被动境地。美国会想方设法对中国进行战略围堵，日本和韩国以及东南亚国家都会成为美国棋盘上的一颗棋子，任由其摆布。因此，我们必须发挥高超的外交技巧才能有理、有力、有节地应对周边国家对我战略利益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