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5 周年的纪念日。战争结束65 年的今天，东亚的历史反思与和解仍旧是个沉重而又现实的问题。在刚刚结束的北京-东京论坛上，有人提出“历史不应忘记，仇恨不应继续”的说法，表达了大多数人的心愿。但是，只有通过反思，才能

　　达成和解。65 年的历程证明，东亚历史的反思是个漫长的过程，是个艰苦的工程。因为，反思包含着太多广泛而深刻的问题。例如，在国际秩序的构建上，如何尊重并理解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多元、如何尊重经济社会进程相对落后的国家的主权。反思如果不能以尊重人权、主权这一人类基本的共识为准则，任何有关战争的细节的辩解就不能彻底丧失其所谓的“正当性”。而这一点正是东亚历史反思进程上的障碍。

　　我们尝试把欧洲的和解进程与东亚相比，特别是把“跪下的是勃兰特，站起的是德意志”与免于天皇战争责任的“暧昧的日本”相比。但是，当我们仔细阅读日本走上战争之路的相关资料时，会发现近代以来西方对东亚国际关系变化的影响以及日本对自身的认识过程；在分析日本的道歉尚不足以与受害国达成和解的原因时，可以看到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的确立及其延续所受到的东亚之外的控制因素。因而，要说明东亚历史反思与和解进程落后于欧洲的原因，需要从世界近代史的背景、近代日本对自己和对东亚其他国际的定位以及战后美国的亚洲政策等几个方面阐述。

　　首先，东亚的历史反思要从日本如何走上战争之路的原因上开始。日本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是与日本的中国观、亚洲观及其自身定位相联系的，而日本对自身的认识是随着对中国的认识和对亚洲的认识形成的。日本一方面把中国作为“他者”，加深了对自身的反省，另一方面又把自己和中国一起作为“自我”，以亚洲的身份去关注西方的“他者”。正如福泽渝吉的“脱亚”论，首先传达的是民族危机感，其次是对中国的失望，以“优胜劣汰”思考亚洲价值，力图将自身从亚洲这个落后符号中摘出来；又如冈仓天心的“亚洲一体”论，强调的是日本特殊价值即东洋文明的代表身份。两者都把文明的符号从欧洲或从中国移动到自己的头上，前者是摆脱亚洲的身份，后者是代表亚洲的身份，两种身份定位最终都归结在帝国主义民族国家的性格上。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为日本加速这个身份的定位争取到了所谓的正当性。东京审判意味着欧洲和亚洲对日本的拒绝，标志着日本脱了“亚”又没能入得了“欧”，这个状态一直持续到今天。

　　其次，战后美国的东亚政策阻碍了日本的历史反思，也阻碍了东亚的历史和解。日本不仅未能得到自己审判自己的机会，反而因战争的最高决策者天皇的豁免而对战争责任问题态度暧昧，甚至把一些战犯作为效忠天皇的英雄予以祭奠，导致日本与东亚国家在“和解与民族主义”之间往复徘徊。战后日本虽然走过了和平发展的道路，但这并不是在深刻反思前提下实现的，而是在美国的军事保护以及急于走出战败萧条并完成工业化进程的背景下不得不做出的选择。日本提出的 “东亚共同体”主张再次使人联想其帝国主义时代的“亚细亚主义”“大东亚共荣圈”，这是因为，日本近代思想家以日本为主体寻找亚洲原理的基本立场和近代日本在“脱亚”与“兴亚”的双重变奏下的所作所为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清理。

　　同样的外部因素促进了欧洲的和解，却阻碍了东亚的和解。美国在对德国的处理问题上的表现和对日本处理上的表现足以显示其战略手腕。美日军事同盟是战后美国在亚洲的战略部署，东亚国家之间的和解程度亦取决于冷战在东亚的最终结果。日本在得益于军事同盟保护的同时，也成为霸权手中的玩偶。普天间基地问题的背后就是日本怎样在变化的国际环境中给自己的身份进行定位的问题，是日本在世界到底扮演什么角色以及如何扮演角色的问题。不论今后日本继续傍美还是脱美，未尽的历史反思将继续给东亚和解留下不确定因素。例如，日本若继续生存于日美军事同盟之内，必将承担越来越多的所谓责任，海湾战争时日本出钱，伊拉克战争时日本出兵，下一步日本将怎样做？又如，日本一旦脱离军事同盟，将如何维护宪法第九条以及如何控制极端国家主义的出现？这些问题都因日本对自己的历史清理不足、反思不充分而留下诸多隐患，成为东亚和解的担忧与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