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对日本政治来说是相对平稳的一年。之所以使用“平稳”，主要因为2018年并非日本选举年，且日本国内政治的势力版图在这一年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日本政治的总体方向仍然沿着之前一般预测的轨道在发展。虽然作为执政联盟的自民党与公明党先后经历了党内换届，但安倍晋三首相率领自公执政联盟统领政坛的大势仍未动摇。但这种平稳状态是“相对”的，是在为未来蓄力。尽管自民党在“正常国家化”的总体方针上仍然保持着延续性，修改宪法、军事崛起的进程不断推进，但安倍政权遇到的阻力也在不断加大，2019年日本将迎来统一地方选举与参议院选举。对于安倍2018年的“考评”将在那时进行。

　　日本政局在平稳中推进，对于日本政治的研究工作同样也在按部就班地顺利开展。中国的日本研究界在日本政治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三个体系建设中的引领作用得以充分发挥，产出了重要的论著成果，取得了相应的学界影响。

　　一、2018年日本政治学科发展取得的成果

　　2018年中国的日本政治学科发展的最新动态，应该重点关注以下内容。

　　首先是对日本政治的总体论述。郭定平的《论日本首相权力一元化》 (《东北亚学刊》2018年第2期) 认为，20世纪末期以来，日本通过一系列的政治与行政改革，推动从“官僚主导”向“政治主导”的转变，首相的地位和作用显著提升，形成了首相权力一元化的新政治体制。首相权力一元化具体表现在作为执政党的自民党总裁权力与内阁首相权力的双重强化。加强政治主导、扩大首相权力对于日本民主政治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走强的历史时期，首相权力一元化也有一定的危险性。刘树良的《日本“文官统制”型政军关系的走向及其影响》 (《东北亚学刊》2018年第3期) 认为近年来，在安倍政权大幅调整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背景下，日本长期坚持的“文官统制”型政军关系走到了尽头，这不可避免地对日本国家安全政策和军事力量发展带来重大影响。尽管安倍内阁搭起所谓“现代型文人控制体系”的框架，但是相继爆出的“自卫队日报隐瞒”问题和自卫官当街辱骂国会议员问题，证明其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并且面临严重危机。日本的政军关系正处于一个关键路口，其发展态势存在不确定性，非常值得关注。熊达云以《日本政治右倾化是一个长期形成的过程》 (《东北亚学刊》2018年第6期) 为题，就“何谓政治右倾化”这一问题，邀请在日专门从事日本政治及外交研究的关东学院大学的殷燕军教授、杏林大学的刘迪教授，完成了一组“日本政治右倾化”笔谈文章。其结论是:日本政治已经右倾化，且右倾化不是由社会主导的，而是由政治精英主导的。右倾化过程不是单线型并在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执政时期突然间完成的，而是像海滩上的波浪，一进一退地逐渐向前延伸，经过了30多年逐步积累形成的。

　　在政治机制方面，邵建国、张择旭的《日本政治已是“首相官邸主导”模式了吗?———基于数据的实证分析》 (《国际论坛》2018年第6期) 一文分析指出，自1997年桥本龙太郎内阁实施行政改革以后，日本政治决策过程中首相官邸的话语权大大增强，开启了首相官邸主导决策的进程。只是2000年以后的日本首相大多在位仅一年左右，难以确立强势主导地位。到目前为止，只有小泉纯一郎和第二次上台的安倍晋三实现了长期执政和首相主导的政治运行。对于当今日本的政治决策模式是否已经转变为“首相官邸主导”，国内外学术界仍然存在争论。该文采取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分别从日本中央政府各省厅向国会提交的立法草案数量、公务员人数的增加情况、审议会设置数量和召开次数这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得出了内阁府和内阁官房在这三个方面都占据优势的结论。由此论证出日本已经出现“首相官邸主导”政治运行模式。束必铨的《日本官邸外交决策机制演变特征及其局限性》 (《世界政治与经济论坛》2018年第4期) 认为，二战后，日本确立起内阁官邸主导外交的决策机制，但由于多重因素影响，这种官邸决策机制功能没有发挥实际效力，通过改革主导权经历从外务省官僚、自民党政治家向首相官邸过渡的过程。纵观决策机制演变过程及驱动因素，日本外交决策机制表现出决策主体多元化、决策权力集中化、决策理念保守化和决策立场亲美化的特征。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其局限性也越发突出，外交平衡性、决策效果、社会共识和民主监督机制均受到考验，这些问题处理不好将冲击战后日本民主体制的发展。徐万胜的《行政改革与日本自民党支配体制变迁》 (《日本问题研究》2018年第3期) 指出，在日本行政改革与自民党支配体制的变迁密切关联。在自民党内部，行政改革的推进始终与其权力结构的变化交织在一起，不仅政治家个人因表现不同而导致其权力地位的消长变化，乃至21世纪初期的邮政民营化改革进一步导致了各派阀势力的兴衰。从决策过程的视角看，行政改革持续推进了“官邸主导”型决策模式的机制化建设，但其决策效益的发挥则受多重因素的影响。行政改革对自民党社会支持基础的影响则是复杂的，面对日趋多元化的市民社会，自民党政权是难以通过行政改革来“固化”其社会支持基础的。

　　在对日本政党与政局的观察研究，同样也有一批成果出现。吴怀中在《试析日本政党形势的三大深层看点》 (《当代世界》2018年第5期) 一文认为，日本政党形势的特点，是“一党优势”“一强多弱”格局已持续有年，自民党优势地位暂时无虞。所以，今后有关日本政党态势演化的三个深层且关键的问题是，在野党能否复兴壮大、庞大的无党派选民如何投票、地方政党“进军中央”程度如何。在野党的重振从中长期看更多地在于中左势力能否大同团结，无党派选民中关键的“积极无党派”阶层将根据自民党执政成效进行投票并影响选举走势，地方政党由于制度条件及社会环境尚无法对中央政坛造成根本的冲击。综合可知，短期内“一强”格局不大容易改变，中期看则“多弱”可能整合翻盘、使政党格局盘整。张伯玉的《论自民党的中央集权化》 (《日本问题研究》2018年第3期) 就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安倍一强’的出现，是自民党中央集权化趋于成熟的象征。强大的首相 (总裁) 权力仍然存在不能有效控制的空间———参议院。与众议院选举制度不同、议员任期不同以及宪法赋予它的法律权限等制度性安排，使参议院具有高度独立性，自民党只要不能单独控制参议院过半数议席，与公明党在参议院的联合便不可或缺，以确保法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参议院成为自民党的‘软肋’”。对于非执政党的研究，国内学界也有关注，这方面的代表作是何晓松的《小池现象与日本政党分化重组》 (《东北亚学刊》2018年第6期) ，该文认为“‘小池现象’是日本民粹主义政治家崛起的产物，体现了选民对安倍政府长期以来‘傲慢’政治运营的反感，以及公明党在地方自治体选举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小池现象’所代表的日本大城市政党崛起趋势还会继续影响日本政坛”。徐万胜的《论日本第48届众议院选举与修宪走向》 (《和平与发展》2018年第1期) 认为，第48届众议院选举的提前举行，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基于内阁支持率回升、自民党处于领先优势、民进党势力低迷及新兴政治势力立足未稳等因素而做出的政治决定，其导致民进党分裂以及希望之党与立宪民主党的仓促组建。在竞选过程中，围绕消费税提升、核电、修宪等政策课题，执政两党 (自民党和公明党) 、希望之党与日本维新会、立宪民主党与日本共产党及社民党“三股势力”之间展开角逐。执政联盟获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由于在野党势力的孱弱与分裂，这一结果也是日本选民“别无选择”的无奈之举。大选后组建的安倍内阁呈长期执政态势，其延续“安倍经济学”、强化对朝施压、推进修宪路线等政策取向值得关注。

　　在政治思想和文化方面，金嬴著《日本政治舆论空间的变革与方向———以〈朝日新闻〉的跌宕沉浮为视角》 (《东北亚学刊》2018年第6期) 将目光投向了长期执日本舆论牛耳的《朝日新闻》。该文认为《朝日新闻》的跌宕沉浮，折射出战后日本新闻媒体与政治舆论的关系、日本新闻媒体的党派性特征及其社会基础。21世纪以来尤其是安倍执政时期，《朝日新闻》经历了空前的信任危机，“反朝日”言论的兴起，说明日本政治舆论生态在发生深层次的结构性变化。刘迪著《安倍保守主义思想的倾向、地位、构建及中日关系发展的推动力》 (《东北亚学刊》2018年第6期) 从宏观角度回顾战后日本政治思想的发展倾向，探索安倍政治思想的渊源，指出安倍政治思想的核心是“悲情民主主义”，受自民党早期岸信介等人的强烈民族主义影响颇深，其目的是将日本构建成一个符合日本“传统”的“共同体”。作者认为尽管以安倍为代表的日本右倾思想已成气候，但由于中日关系已密不可分，中国如能有效利用这点，将对日本右倾化有所遏制。陆伟的《日本的自我身份建构与冷战后战略文化的嬗变》 (《日本学刊》2018年第5期) 认为，要理解一国的战略偏好和战略选择，战略文化无疑是不可或缺的视角。近年来日本以选择冲突型战略文化为背景，战略偏好和战略选择总体呈进攻性的特征。这种现实主义的战略文化不是对传统文化的简单重复，而是在新形势下重构的结果。国家对身份的自我建构是推动战略文化重塑的重要机制。日本政治精英正是在冷战以来三个阶段持续建构的过程中，通过与自我建构的身份规范相适应的价值理念和情感选择两个维度的传导作用，实现了对战略文化的重构。由于所建构的身份具有强烈的角色身份指向，基于其固有的显著性，日本战略文化的转型必然以冲突型为依归。环境认知、政治程序、联盟结构等三个层面的变化表明现实主义的战略文化已在日本产生了较高程度的内化。张帆的《战后日本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思想的原点———日本型现实主义析论》 (《日本学刊》2018年第2期) 认为，战后日本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思想，有别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日本型现实主义萌芽于1945—1960年的外交论争中，当时日本国内的“保守派”重视权力政治、担忧苏联威胁、反感舆论界的不良氛围，采取支持单独媾和、再军备与《日美安全条约》等做法，促成了“现实主义”的诞生。进入20世纪60年代，高坂正尧等学者提出了权力与价值并存的新的“现实主义”，从而引领了日本型现实主义的崛起。新的“现实主义”承认权力的多样性，提倡渐进的和平路线，建议日本走“海洋国家”道路、宣布无核化、尽早恢复日中邦交。日本型现实主义的权力观与问题意识，给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构筑带来了丰富的启示。朱晓琦著《日本政治文化与选举制度———以政治家后援会为中心的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以实地调查所搜集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考察了自民党、公明党、无党派政治家后援会的典型案例，比较了不同政党的政治家后援会组织。基于此得出结论:日本传统的集团主义文化是政治家后援会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张婷婷著《日本政治交际中致歉表达的语用策略研究———基于语料库实例的调查统计与对比分析》 (《东北亚外语研究》2018年第3期) ，将政治交际语境中的日语致歉表达作为考察对象，以实际政治交际过程中自然发生的真实语料作为语言证据，客观地按照具体语境信息，对政治交际活动中的日语致歉表达方式加以分析与归纳，揭示其语用策略特点。研究发现，在日本政治交际语境中，情感表白型致歉表达方式使用率最高，直接道歉型致歉表达方式次之。日本政界官员频繁使用的情感表白型致歉表达方式是日本谦卑政治交际策略在政治话语中的突出反映，凸显出现代日本政治交际的表里双重性特点。周颂伦等著《文明视野中的日本政治》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通过六个典型事例，分析不同场合下日本民族的文化特征:脱亚入欧是近代日本国家政策的文化精神;统帅权独立造成近代日本国家终无法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立宪政治;西田哲学的文化观清晰地划定了近代日本哲学难以进入纯然境界的界限;伊藤博文与山县有朋的政见分歧终在国体论中发现了彼此相容的空间;在派阀林立的陆海军内部，集团文化实际上始终发挥着较高的规制力。此外，国内引进的具有代表性的日本政治译著有丸山真男的《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 (陈力卫译，商务印书馆) 以及特索·纳吉塔的《当代日本政治的思想基础》 (贺雷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等。

　　在比较政治学领域，吴怀中《需要重新审视日本“保守政治”吗?———一种比较政治学视野下的当代日本评价》 (《国外理论动态》2018年第10期) 一文提出，日本保守精英层自近代以来在面对西力冲击时始终试图调和保守和开放、传统和现代、自由和克己、个体和集体等微妙关系。近年来美欧政治及社会的乱象，反衬出日本保守政治及其施政的稳定性和价值性。西方部分学者提出可对日本保守政治或“日式”治国理政进行再评价，认为尽管日本保守精英治国理政带来诸多问题，但至少在应对全球化和开放移民、经济发展、自由贸易、社会治理等方面的业绩和经验，值得美欧思考和借鉴。同时要看到，日本保守政治也有两面性，安倍政府利用“保守盛世”下的权力垄断，大力推进修宪、历史修正、强军、海外派兵和“集体自卫”动武权，对东亚未来的影响难以预测。张鑫的《混合选举制度对整体体系之影响:基于德国和日本的比较研究》 (天津人民出版社) 通过比较德日两国的异同，探究选举制度 (尤其是混合制) 对政党体系的具体影响力。该书方法论的核心特色是:在量化分析的基础上，通过选举比例性这一关键的中间变量建立起选举制度与政党体系之间的因果关系。其得出的结论是:选举制度 (尤其是混合制) 对政党体系之影响取决于选举比例性。基于此研究发现可对法国学者莫里斯·迪维尔热提出的著名相关论断，即“迪维尔热命题”做出补充和修正。

　　二、2018年日本政治研究的特点和评价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中国日本政治研究的成果已具备一定的深度和广度，研究的理论性、思辨性和系统性逐渐加强，研究范式和方法论稳步进化，符合学术规范的成果增多，知识创新得以推进。以上积极趋向与时间的推移呈正相关关系。在2018年，这一趋势则更为明显。

　　(一) 应用型研究保持传统，持续推进、拓展

　　作为中国的日本政治研究的传统，应用研究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和分量。在2018年日本政治研究当中，这一传统仍然得到了较好的延续。中国学者对于日本政治体制、政党政治、政治思想及政治文化等研究领域，都贡献了具备一定分量的论文和专著。这些学术成果围绕日本政治体制改革、政党政治态势及走向、政局演变新动向、政治右倾化及其相关影响等议题，其应用性和时效性自不必说，更进一步填补了相关领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学术空窗。值得一提的是，经过多年的积淀，国内学者对于日本政治局势的把握已日趋成熟，对于未来的发展趋向的把握愈显精确。如吴怀中、徐万胜、张伯玉、何晓松等人对日本朝野党派局势、走向的分析和预测，结合今天的情况来看，都是较为准确的。中国学术界取得的成就，为中国制定切实有效的对日政策，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保障作用。

　　(二) 基础研究及概念创新有突破

　　经过多年的积累后，中国的日本政治研究学界不仅仅在现实应用领域保持了良好势头，在最能体现学者特色的基础研究领域，也同样产生了可喜变化。中国学界已不再满足于对研究对象的简单描述，开始摸索自主创新，在理论构建、概念生成方面，力图开始有所作为、有所突破，以早日掌握学术话语权，占据学科建设的高地，引领相关研究的发展和进步。

　　例如，国内媒体近些年来经常提及日本或直指安倍政权的“独大”或“一强”，相关的新闻满天飞，但却总是很难精准描述这一政治生态的现状，定性其实质。针对此现状，日本政治领域的研究者们进行了专门探讨，如郭定平、徐万胜等人的研究就明确指出安倍作为日本首相，其“一家独大”具体体现在作为执政党总裁和作为最高行政长官的总理大臣，拥有双重强化权力，一元化特征明显。研究者们分析指出，尽管战后日本确立起内阁主导内政外交的决策机制，但决策主导权却几易其手，从一开始的各省官僚、执政党强势政治家到今日的首相官邸。如今的“安倍一强”体制，尽管决策主体多元，但最终的决策权始终集中掌握在首相手中。造成这一局势的原因，主要在于冷战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随着日本国势不振、中日国力对比逆转等原因，日本决策层陷入前所未有的焦虑当中，他们将希望寄托在“政治强人”身上，尽可能避免党政、党派之间的内斗，白白耗费日本“复兴梦”的资源。学者们不仅能够下判断，在论证观点时，也同样能够做到科学化。如邵建国等人的研究，就试图通过实证定量、数据分析等手段，科学论证首相官邸主导模式已经确立，令人耳目一新的同时也加强了说服力。

　　除此之外，随着日本“平成时代”逐渐落幕，中国的日本政治研究在2018年还就这30年的日本政党政治热点问题开始进行总结，试图对始终影响中日关系的日本保守、右倾主义政治思潮进行新一轮诠释，使用“政治总体保守化”、“政治右倾化”、“新保守主义”、“新民族主义”及“新国家主义”等概念从各角度对其进行全方位描绘。这些学者们的文章适时跟进，起到了引领问题研究方向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较好地概括冷战后日本政坛主流政治思潮的流变和特质，及时发挥了解释现实、引领研究的作用。

　　(三) 理论探索与方法运用日渐成熟

　　具体表现为日本政治研究在如下两大方面所取得的一定进展。

　　第一，较为成熟地将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论进一步运用于日本政治研究的同时，采取跨学科方法，对日本政治进行了更为全景的展现，对学界相关研究起到了强有力的启发和推动作用。毋庸置疑，政治学的研究方法首先是推动日本政治研究发展进步的基本手段。多年来，运用经典的政治学方法进行的研究不断增多。例如，陆伟的《日本的自我身份建构与冷战后战略文化的嬗变》大量、娴熟运用政治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专门构建特有的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分析了身份建构在冷战后日本战略文化历程中扮演的角色及起到的功效，探讨了日本战略的决策过程和政治发展的基本特征。周颂伦的《文明视野中的日本政治》将政治学与历史学高度结合起来，深入剖析了以福泽谕吉“文明论”为代表的日本近代文化观念对政治发展的关键性影响。张帆的《战后日本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思想的原点———日本型现实主义析论》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学界对政治研究的视野回归到理论的本源，为中国的日本研究拓展出未来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朱晓琦著《日本政治文化与选举制度———以政治家后援会为中心的研究》尝试用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建构一套解释日本选举制度改革的框架，然后运用这一框架寻找解释影响日本选举制度改革动力的各项因素。该书结合运用西方选举制度理论来具体分析日本，实际上是对迄今中国国内从未尝试的领域的挑战。正如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大趋势一样，多学科及跨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往往能更好地开辟相关研究的新天地和新路径。

　　第二，正逐步尝试将日本研究上升到一般国别研究的高度，跳出日本这一框架，采取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方式研究日本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异同，从而拓宽研究思路。例如，吴怀中《需要重新审视日本“保守政治”吗?———一种比较政治学视野下的当代日本评价》没有将日本政治局限于中日关系的框架，而是摆在国际政治的舞台上进行分析和审视，通过发达国家内部“稳定的日本”和“不确定的欧美”之间的对比，引起学界对于日本政治的再一次思考和评价。张鑫的《混合选举制度对整体体系之影响:基于德国和日本的比较研究》 (天津人民出版社) 同样如此，主要采用历史分析、比较分析、系统分析、文献查阅和归纳等方法，对日德两国二战以后的选举理论与实践活动进行了重点分析。

　　三、当前日本政治研究领域存在的挑战及前景

　　尽管2018年日本政治研究取得了稳步的发展与进步，不过仍然需要正视的是，由于政治研究需要兼具高度的理论水平以及对政治现实长期跟踪的学术积累，从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仍存有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依然存在专业研究成果不足、后继乏人的问题。虽然学界号称从事日本政治外交研究的人员数量众多，但仔细观察即可发现，严格意义上的日本政治在整个日本研究中并不属于热门和显学。我们可以通过表1直观发现这一点。

　　如表1所示，2018年在国际关系领域较有影响力的刊物上刊登的，属于日本政治范畴的文章并不多，比起直接与中日关系紧密相连的历史与经济领域，日本政治类的成果在数量上从来不占优势。这主要是因为大部分相关研究者平素都在从事热点 (外交、军事安全、争端冲突) 议题的跟踪和分析，真正专注于日本内政问题的研究者数量却是少之又少。即使是目前的专项研究队伍，也面临着人手不足、青黄不接的窘境。纵观近十年，除了一些“常青树”老面孔以外，新鲜面孔和成果多“昙花一现”，很难固定下来。自安倍六年前上台后，日本政治发生了深刻变化，这本是日本政治研究进一步大显身手的时机，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本就人数不多的日本政治研究者往往散落在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很难形成集聚效应。这一现状与日本政治学科的地位不相符合，也无法满足中日关系发展的现实需求。

　　其次，在研究方法论和路径上仍面临着规范和创新的问题。跨学科和多学科的日本研究将有助于从更加广阔的视角准确地把握日本，将日本研究提高到新的水平，然而迄今为止的日本政治研究，主要运用的研究方法仍是较为单一的政治学方法———这种政治学方法的运用本身也尚存有诸多不足之处。今后，中国的日本政治研究应该力争进一步运用历史学、政治学、法学、行政学、统计计量学、社会心理学、博弈论等社会科学发展的前沿理论和成果，对战后尤其是冷战后的日本政治进行综合性分析研究，力求从不同角度和层次展开分析论述，以期能够发现和提出中国学界所独有的分析、解释和结论。重量级的理论研究成果仍显不足，能对决策发挥影响作用的产品的数量不够多、质量不够高。

　　最后，日本政治研究在选题和学术站位上存在一些偏颇的取向，需要坚守作为学者的客观理性态度。学界对于与中国有直接关系的日本政治动向和政策调整比较敏感，跟踪也较及时，但对有些看似关系不十分密切的其他领域和部分，乃至全局把握、总体研究和基础整理等工作则深入得并不充分。从中国近代开始，日本政治右倾化、保守化以及由此生成的外交及军事安全问题历来是中国人关心的热点和焦点，特殊的“对日感情论”往往夹杂其中。而当今时代，现代媒体的发达又直接助长了这一现象。如果对日本政治、法制、决策、文化与外交安全动向的内在联系 (这种联系的程度远远超过其他国家) 缺乏深入的研究，就难以有效地去判别重大而紧要的现实问题。国内各股研究日本的力量缺乏必要的组织和分工，重复跟“风”追“热”，对政治问题的研究显得既不深也不透。这导致理论水平及视野与日本政治研究的实际需要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脱节现象，影响及制约着对日本政治重大理论及热点问题的分析和前瞻。所以，中国的日本政治学者不能跟风走，要以正确的选题意识、专业立场和深入研究来为外界提供准确无误的学术成果。

　　四、展望与结论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今后日本政治研究方面应朝着几个方向努力改进:

　　第一，锁定重点领域研究，提升成果质量及转化效能。重点研究日本政治的深刻变化及其与中国相关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加强研究成果的及时与有效的转化，多出重要的理论文章、重磅的专业著作。找准定位，有效发力。对于中国的日本政治研究，学界要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同时，对于日本政治研究的定位和方向进行思考。我们需要探讨，中国的日本政治研究和日本、欧美相比，存在哪些独特之处，能否将这些特点同国家与社会的需求有机地协调与衔接起来。

　　第二，加快人才培养及梯队建设。在尽力保持领域内领军人物创造活力的同时，通过学界共同努力，将人才队伍结构尽快过渡到以中青年人员为主的局面。为此，我们更需要对培养新生力量的工作加大力度、加快进度，使本学科人才建设“换人不换档”，站稳脚跟并站上一个新的发展台阶。如果能够通过有效的途径与方式来扩充队伍规模，必将有力地推动日本政治学科及相关研究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第三，共同努力、共同推进、加强国内外的学术交流。鉴于日本政治研究的特点，加强学术会议及业务交流的主动设计和统筹安排，积极“走出去”，利用多渠道接触日本政治变动的“地气”，把握学科发展的前沿。

　　2018年中国的日本政治研究状况表明，多年来中国学术界从事日本研究的工作者们，已经在中国的日本研究领域日本政治学科分区域内，有力发挥了坚守理论阵地、深化专业研究的作用，相应取得了积极的影响和效应。日本政治形势的发展和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表明，及时准确地梳理、分析和总结日本政治的动态和走向，正确把握日本的政治变动的特性和实质，对于我们妥善判断和处理中日关系、塑造对中国崛起至关重要的周边地缘环境，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的日本政治学科领域理应在整个日本研究中继续体现出更为重要的分量，通过努力创新、开拓进取，在既有的基础和成绩上更进一步，为学术研究和政策需要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