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早期传播及对中国之影响
摘 要:20世纪初, 马克思主义经由日本传入中国。这是一场以日本早期传播的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基础, 以中日之间一衣带水的文化相似性为传播纽带, 以留日学生和旅日资产阶级志士为传播主体的思想迁移运动。但是, 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早期传播对中国的影响是双重的。积极影响在于日本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最初的文本来源, 直接影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 为之后中国从苏联规模化地吸收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基础。消极影响在于从日本吸收的马克思主义并不纯粹, 且较多地继承了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学理性”, 弱化了“实践性”, 中国能从日本汲取的有关社会主义运动的斗争经验极其有限。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作者简介:张妍 (1983-) , 女, 山东潍坊人, 博士研究生, 讲师, 从事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
明治维新使日本脱亚入欧, 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日本国内逐渐掀起大规模学习和传播西学的高潮。19世纪末, 马克思主义被一部分知识分子引入日本, 社会主义运动也悄然兴起。同期, 马克思主义被留日学生和旅日华人带入中国, 日本成为五四运动前向中国输出马克思主义的主渠道。可以说, 这是一场以日本早期传播的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基础, 以中日之间一衣带水的文化相似性为传播纽带, 以留日学生和旅日资产阶级志士为传播主体的思想迁移运动。
明治维新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 马克思主义在日本得到了早期传播。这一时期主要是日本的先进知识分子以翻译、介绍等形式将马克思主义引入日本, 可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移植”阶段。 [1][日]小山弘健.日本マルクス主義史概説[M].東京:芳賀書店, 1967:11-13. ">[1]这一时期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主要是科学社会主义, 其传播长期混杂于早期社会主义思潮中, 并在与其他社会主义思想的竞争中, 最终独立出来。这使得这一时期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混杂性、不纯粹性、学理性等特点, 在之后马克思主义从日本传入中国的过程中, 这些特点深刻影响了中国学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概括来讲马克思主义在日本早期传播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 日本最初引入社会主义概念时, 多出于批判的目的, 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也主要源自欧美, 而非德国, 因此, 马克思主义立场下的科学社会主义并未第一时间进入日本, 而是其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占了上风。为了维护天皇政府统治的权威性, 以加藤弘之为代表的官学派学者最初引入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概念, 是为了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对于社会稳定的极大危害性。而为了在日本宣传基督教, 欧美的传教士也借助社会主义这一充满新鲜感的外壳, 来宣扬基督教的教化意义。如同志社大学的美籍教师勒耐德 (Learned) 根据自己的讲义集形成了《经济新论》《经济学原理》等书, 从基督教的立场, 批判性地介绍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勒耐德的社会主义思想师承耶鲁大学校长沃尔森 (Woolsey) ,
其二, 马克思主义在日本早期传播的主要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 但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有一定的混同和偏差。20世纪初, 日本形成了早期社会主义思潮,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也得到了传播。此时, 日本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还未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之所以首选科学社会主义, 一来是符合日本社会主义者反抗天皇政府的革命需要, 是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结果;二来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比, 科学社会主义的内涵相对容易理解。尽管, 这一时期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也被陆续翻译成日文:如1904年11月13日的《平民新闻》刊登了幸德秋水、堺利彦合译的《共产党宣言》;1909年5月15日的《社会新闻》从第五期开始, 持续刊登了安部矶雄译的《资本论》等 [3][日]小山弘健.日本マルクス主義史[M].東京:青木新書, 1956:13. ">[3], 但其大都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介绍和推广, 并没有深入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核。而且, 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在把握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质方面仍显欠缺, 还会时常出现将科学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混同的错误。如以幸德秋水、片山潜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者, 除了受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影响, 在解读科学社会主义时, 还受到了其他思想的左右。幸德秋水作为一名“从儒学进入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者, 他对社会主义的解读留存着儒学“治国平天下”的印记。这使得他容易在行动上将斗争矛头指向单一的统治者, 为他之后转变为无政府主义者埋下了隐患。而片山潜深受拉萨尔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影响, 这使他无法区分科学社会主义和“伪”社会主义的文本, 并将拉萨尔的思想与科学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进行解读。
其三, 日本早期的社会主义运动并没有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统一指导, 当时日本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主要停留在“学理”阶段而非实践阶段。20世纪初, 以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片山潜的《我的社会主义》、森近运平与堺利彦合著的《社会主义纲要》为代表, 反映了日本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达到了一定的理论水平。但与理论高度相比, 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实践却不尽人意。中日甲午战争后, 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在与天皇制的权力对抗中逐渐兴起, 但此时的社会主义运动尚未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统一指导。日本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主体作用, 以幸德秋水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者幻想以“议会斗争”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 片山潜也站在拉萨尔的国家社会主义角度, 认为应以罢工等“政治性斗争”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 使得工人运动停留在改善劳动条件的层面, 而没有深入下去。而幸德秋水在发现靠“议会斗争”无法实现社会主义后, 他没有用科学社会主义来分析革命的对象, 而将矛头指向了天皇个人而非天皇制, 转向了个人盲动的无政府主义, 直接导致了早期社会主义思潮的衰落。
鸦片战争后, 闭关已久的中国被迫向西方列强打开大门,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受到商品经济的冲击。与此同时, 精神领域也受到影响, 马克思主义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传入中国。为何中国会首选从日本吸收马克思主义呢?首先确定的一点是, 日本作为亚洲第一个引入马克思主义并进行传播的国家, 20世纪初, 曾出现第一个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高潮, 这对于与日本一水之隔的中国而言, 是首选的理论来源国。除此之外, 还有以下几点原因:
中国在西方文明输入后, 为了理解和掌握外来文化, 迫切需要为汉语补充新词汇。通常, 在借用外国语言概念时, 大致有四种手段。">[4]225第一种是音位的借用, 即将外来词的读音借用到本民族的词汇中。第二种是借助本民族语素来表述外来词。第三种是前两种方法的混合运用。第四种是字形的借用, 但只有本族语与外来语都是语素文字时才能够采用。这四种手段, 汉语在吸收外来概念时都曾经尝试, 但最终证明可行的只有第二种和第四种。">[4]322虽然找到了可行的手段, 汉语从欧美语言中吸收术语仍然存在天然的劣势。因为, 汉语是语素文字, 每个语素是一个音节, 并由一个专门的汉字表示。而欧美语言大多为表音文字, 且词汇通常具有多个音节。如果按照第二种手段, 将单个汉字的读音作为音节, 模仿欧美语言的词汇读音, 往往会得到一长串毫无意义的字符, 失去了汉语原有的表意性。而第四种手段, 由于汉语与欧美语言分属不同的语言类型, 自然完全无法采用。
相比汉语从欧美语言吸收术语的乏力, 从日语吸收术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首先, 作为中华文化的辐射国, 日本长期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与中国同属一个文化共同体, 容易产生文化认同感。其次, 汉字在日语中占有重要地位, 尤其是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翻译国外政治、哲学著作时, 利用汉字制造了大量新的汉语词, 使得中国从日本转译这些著作时, 几乎可以达到信手拈来的程度。有的留日学人甚至借助“和文汉读法”, 读书时“就在日本书上钩钩勒勒, 不再另纸起稿” [5]周光庆, 刘玮.汉语与中国新文化启蒙[M].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1996:134. ">[5]。
日本的留学环境相对宽松, 为留日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创造了外在条件。中日甲午战争后, 清政府为了富国强兵, 采取了向日本派出官费生的政策, 从1896年至1919年, 共派出留日学生65 208人, 直接推动了第一波留日高潮。以上田万年为首的日本朝野人士认为“在中国独立事业上或中日提携合作上, 这一群留学生都是一大力量”">[6]24, 直接推动了日本政府为留学生提供了诸多生活便利。日本政府较为重视中国留学生的教育, 专门为中国留学生开办学校, 兼顾大学预科教育及中等程度教育, 据统计, 共有成城学校、弘文学院等18所。为使中国留学生“不出两年, 便可粗懂日语文章”">[6]25, 共编著了50余种日语学习书籍。
而同期, 欧美留学生却寥寥无几, 且留学环境相较日本逊色许多。以美国为例, 自1872年到1929年, 仅派出1 900余名, 且官费生极少, 自费生占很大比例。法国留学同样存在经费的压力, 留学生须半工半读才得以继续学业, 多数学生迫于生活压力, 不得不中途辍学回国。而英、德、俄等国的留学也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随着中国民族危机的加剧, 中国一部分先进的资产阶级志士试图通过自己的力量, 挽救民族危亡。日本作为亚洲唯一的资本主义国家, 为资产阶级改良派提供了模仿的样本, 也为其失败后提供了逃亡的庇护地。同时, 日本因地缘、生活习惯、文化氛围与中国相近, 也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积蓄力量的基地。他们旅日期间, 恰逢日本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 不可避免地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诚然, 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都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 更不会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但社会主义的平等思想和民主观念符合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人文主义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生史观,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又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需要暗合, 因而他们在追求实现资产阶级理想的同时也传播了马克思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 留学日本的高峰期恰逢马克思主义在日本早期传播的时期, 加之国家危亡的社会背景促使留学生自然而然地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体, 他们的传播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翻译、登载日本的社会主义著作, 二是撰写推介和评论社会主义的文章。
当时, 留日学生翻译了大量日本学者论述社会主义的著作, 仅在1900年至1906年间, 中国留日学生翻译的日本有关社会主义的著作即达20种左右。 [7]刘晶芳.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J]史学集刊, 2009, (2) :4. ">[7]其中, 《社会主义神髓》影响最大, 出版两个月后即被译成中文, 并曾被陆续翻译5次。">[8]67留日学生还通过马克思主义原著的日译本, 翻译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 如1908年《天义报》2-5月第16-19卷登载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的中译本 (民鸣译) , 其广告称根据堺利彦的日译本转译而成。即使在十月革命之后, 苏联成为中国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主渠道时, 留日学生对日本社会主义著作的翻译仍未停止, 仅河上肇的著作便被翻译了18部。">[8]67李达、施存统等一些译者, 后来成长为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者。
怀着救国救民的目的, 留日学生在日本创办了一系列刊物, 介绍启蒙思想和宣传革命。从甲午战争后至辛亥革命, 留日学生在日本创办杂志达61种, 且质量优于同期的国内杂志。1902年后, 留日学生在《民报》《浙江潮》等刊物上连载大量日本社会主义专著的中译, 如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等。这些刊物也成为流亡日本的革命志士的阵地。马军武、朱执信、梁启超等都曾在《民报》《新民丛报》等刊物上发表文章, 阐述自己对社会主义的见解。
由于留日学生来自不同的阶层, 受学识水平和阶级立场的影响, 他们所接受并传播的“社会主义”大都难以称之为“真正科学的”的社会主义。但是, 作为第一批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的群体, 其功绩依然值得载入史册。
最早以论著形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后, 他流亡日本, 在对戊戌变法进行反思的同时, 接触到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思想。1902年10月,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接连发表两篇文章, 简要介绍马克思及其社会主义学说。认为社会主义是当今德国“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 [9]梁启超.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二) [M].北京:中华书局, 1989:21. ">[9]。1904年, 梁启超撰写了具有开创意义的《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 概括社会主义最紧要之义是:“土地归公, 资本归公, 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原泉。” [10]梁启超.中国之社会主义[J].新民丛报, 1903, (11) :36. ">[10]受时代和阶级局限的影响, 梁启超虽不能正确阐发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内涵, 但他已经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以启蒙者的视角, 传播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传播马克思主义分为两个时期:一是辛亥革命时期, 二是五四时期。 [11]李军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其话语体系的初步建构[M].北京:学习出版社, 2013:97. ">[11]他们最初的成员大都有留日经历, 日本可谓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兴起之地, 其影响不言而喻。辛亥革命时期, 主要以孙中山、朱执信、马君武、宋教仁、廖仲恺等为代表。1905年同盟会在日本成立后, 其机关刊物《民报》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宣传资产阶级革命主张的阵地, 同时也传播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说。1905年, 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明确提出了三民主义, 其中的民生主义就是受社会主义影响的产物。朱执信、马君武、宋教仁、廖仲恺等人也曾多次通过翻译和著述向国人大力介绍日本语境下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的学说。五四时期, 资产阶级革命派宣传的马克思主义, 其理论仍然多来源于日本。如1919-1920年间, 胡汉民在《建设》上发表的《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 戴季陶在《星期评论》《建设》《觉悟》上发表的《关于劳动问题杂感》《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源》《经济之历史的发展》等文章, 皆以较大版面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其理论资料多来自日本。国民党人徐苏也曾翻译河上肇的《见于资本论的唯物史观》, 对唯物史观做进一步介绍。 [12]胡为雄.赴日留学生与“日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5, (3) :27. ">[12]此外, 以刘师培、张继为代表的旅日无政府人士, 在宣传无政府主义学说时, 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 客观上却起到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效果。由于无政府主义者是反马克思主义者, 本文对此不再赘述。
前文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在日本早期传播的特点。在马克思主义从日本语境进入中国的过程中, 这些特点也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产生了双重影响。因此, 日本作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输出国, 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有着深远的积极影响, 也有着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
其一, 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最初的文本来源。由于日语的语言优势, 日文原著中译本的出版量持续增多。到20世纪初, 日文原著的中译本已由19世纪末的“15.1%”“一跃而至60.2%”。 [13]钱存训, 戴文伯.近世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J].文献, 1986, (2) :190-191. ">[13]1903年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重要一年, 当年, 日本三部篇幅较长的社会主义著作———《近世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党》的中译本由广智书局出版。此后, 马克思主义由日本向中国的传播逐渐规模化。毫不夸张地说, 在五四运动前, 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几乎全部来自日语文献。
其二, 直接影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日本在吸收西方新事物和新思想时, 利用汉字制造了相当数量的新词。这些新词主要由两种方式而来:其一是使用中国的古典词语, 但意义与该词的中文原意截然不同。如“文学”一词, 是借用中国成语“文章博学”而成, 但在日文中却是西方“literature”之意。其二是当没有适当的汉语成语可供借用时, 日本就使用汉字创造新词。如“资本主义”表示“capitalism”, “说明”表示“explanation”等。这使得中国翻译日文著作时, 能够轻易地吸收相当数量的日文术语, 马克思主义术语也不例外, 根据德国学者李博的统计, 中国从日本直接借用的马克思主义术语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35个。经过修改而借用的有“独占”“支配”“民众”等9个, 仅有“买办阶级”一词是未受日本影响而产生的。 [14][德]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M].赵倩, 等, 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1:409. ">[14]
其三, 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准备了思想条件。日文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的出版、翻译, 产生了印刷媒体的社会主义热潮。不久, 这一热潮从理论层面扩展到实践层面。1911年11月中国社会党成立, 各地组建近500个支部, 成员号称50多万。虽然后来中国社会党被袁世凯政府镇压, 但凸显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已由文字宣传演变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运动, 社会主义思想正逐渐在规模化传播的道路上前进。这为之后中国接受苏俄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并进行广泛传播准备了思想条件。
其四, 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组织储备。十月革命前, 留日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 是在国家危亡的国情和个人兴趣推动下的自发尝试, 并没有形成马克思主义规模化的传播。但他们的介绍却引起中国思想界的巨大变化, 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的黎明期” [15][日]狭間直樹.中国社会主義の黎明[M].東京:岩波新書, 1976:21. ">[15]。即使在十月革命后, 苏俄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传播的主流, 日本的影响依然不容忽视,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 如李大钊、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 都曾是留日学生, 他们都是在日本最早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时, 成员大部分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人”, 日本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影响可见一斑。
其一, 中国早期先进的知识分子学习引进的并非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 而是日本语境的“学理马克思主义”">[8]67, 理论重于实践。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的基本队伍主要由留日学生及旅日华人组成, 他们受当时的认知水平和主观需要所限, 并非所有的马克思主义日译本都能翻译成中文。而且, 日本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与马克思主义日译本存在时间差, 往往前者早于后者 (如福井准造早在1899年的《近世社会主义》第二编第一章中就介绍了《资本论》, 但直到1909年, 《资本论》的开头部分才由安部矶雄译为日文) , 导致中国知识界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了解, 主要依据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 翻译出来的大多是日本学者的二手著作, 话语、解读方式几乎全部是日式的。加之当时留日学生大多为官费生, 生活宽裕, 也较少受到组织上和思想上的束缚, 因而较多地从理论而非实践上接受马克思主义。
其二, 日本早期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并不纯粹, 其日式解读的局限性深刻影响了中国的传播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外籍人士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引入日本时, 其初衷是宣传基督教。日本早期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是在与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对立和竞争中发展起来的。甚至到1922年日本社会党成立之时, 这种对立和竞争依然存在。
即使作为早期日本社会主义思潮传播的领军人物河上肇、片山潜、幸德秋水等人, 受主观因素左右, 也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认识上的不足。例如, 幸德秋水在《社会主义神髓》中已经将社会主义的解读上升到所有制层面:但强调是消除阶级差别的“全民公有制”, 是“把一切生产资料……移交给社会人员公有”">[16]11, 渗透了空想社会主义色彩。他还认为社会主义是“民主主义”和“世界和平主义”等">[16]39, 反映出他对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斗争属性认识不足, 缺乏无产阶级革命的自觉。但这种充满资产阶级人文关怀的解读方式, 迎合了当时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 直接影响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其三, 与十月革命后自苏联传入的马克思主义相比, 早期从日本传入的马克思主义缺乏成熟的政党理论, 更缺乏成功的社会主义运动实践。因而当时中国能从日本汲取的有关社会主义运动的斗争经验极其有限。日本早期的社会主义运动是精英式的尝试, 领导权掌握在少数知识分子手中, 斗争方式多采取建党、集会、演说、罢工等形式, 将暴力革命排除在外。群众基础薄弱, 虽有工人阶级参与, 但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领导, 没有形成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与马克思、恩格斯重视工人阶级的力量不同, 在日本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心中, 社会主义的主要宣传和实践者是空泛的“志士仁人”">[16]47, 没有意识到工人阶级是可依靠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作为运动领导的知识分子, 由于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性, 虽然试图发动工人阶级反抗政府的压迫, 却在内心深处幻想达到与政府和平共处, 并没有形成自觉的民主主义意识。如1901年片山潜等组织的日本工人联谊会, 一度召集了15 000人参与, 但其决议开头依然表示了对天皇制的臣服:“我等帝国臣民承蒙天皇隆恩, 于本月本日当向岛”二六“运动场召开联谊会, 诚心诚意制定如左所示决议。” [17][日]守屋典郎.日本マルクス主義の歴史と反省[M].東京:合同出版社, 1980:4. ">[17]
总之, 相比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从苏联大规模传入中国, 在此之前中国从日本吸收马克思主义的方式主要停留在知识分子的个人尝试。与强调阶级斗争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相比, 日本马克思主义受东方儒学思想的影响, 其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更具有伦理和博爱的理学色彩, 这种日式解读范式更容易被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 也深刻影响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通过日本这一渠道, 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准备了文本前提、思想条件和主体储备, 其影响可谓深远。
参考文献
[1][日]小山弘健.日本マルクス主義史概説[M].東京:芳賀書店, 1967:11-13.
[2][日]木村毅.日米文化交渉史[M].東京:洋々社, 1955:491.
[3][日]小山弘健.日本マルクス主義史[M].東京:青木新書, 1956:13.
[4]Novotná.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Loan-Words and Hybrid Words in Modern Chinese[J].Archiv Orientální, 1969, (35) :225-325.
[5]周光庆, 刘玮.汉语与中国新文化启蒙[M].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1996:134.
[6][日]上田万年.关于中国留学生[J]太阳, 1898, 4 (17) .
[7]刘晶芳.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J]史学集刊, 2009, (2) :4.
[8]王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语境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1:67.
[9]梁启超.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二) [M].北京:中华书局, 1989:21.
[10]梁启超.中国之社会主义[J].新民丛报, 1903, (11) :36.
[11]李军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其话语体系的初步建构[M].北京:学习出版社, 2013:97.
[12]胡为雄.赴日留学生与“日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5, (3) :27.
[13]钱存训, 戴文伯.近世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J].文献, 1986, (2) :190-191.
[14][德]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M].赵倩, 等, 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1:409.
[15][日]狭間直樹.中国社会主義の黎明[M].東京:岩波新書, 1976:21.
[16][日]幸德秋水.社会主义神髓[M].马采,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2.
[17][日]守屋典郎.日本マルクス主義の歴史と反省[M].東京:合同出版社, 1980:4.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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