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2003年7月28日，中华日本学会在京举办“当前的中日关系与今后的对日政策”座谈会。会长、三位副会长以及在京的理事和常务理事近20人出席了会议。座谈中自然也谈论到目前社会上议论颇多的马立诚先生的“对日关系新思维”和时殷弘教授主张的“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为便于大家了解座谈会讨论的情况，我们以设问的形式梳理出了座谈会涉及的主要问题以及与会专家们主要观点和看法。 

　　这份述要系根据记录整理。我们的关注点不在于何人如何主张，而在于对某种问题有何种观点。因此，我们整理的这份“问题与观点”略去了所有发言者的名字。

　　一、“对日关系新思维”以及“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在社会上引起较强烈的反响，而“圈内”的日本研究专家们却反应平淡，为什么是这种状况？如何看待马、时两位先生的观点？ 

　　他们的观点不是什么新思维，诸如不要因历史问题而影响两国关系的发展，增进相互理解，努力促进两国友好关系发展等，这些观点在日本研究界内部早就有。不过，我们的做法不是公开挑起争论，而是为中国的对日政策出主意、提建议。马、时的文章则是把过去在内部说的东西公开化了。 

　　马立诚先生的文章发表在官方报刊上，以至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学者们也疑惑这其中是否有什么背景，因而不愿卷入这种莫名其妙的争论之中。 

　　马先生立论的出发点是“赵薇事件”，高兴兴的观点，“灭了日本”等网上的偏激议论。其实，这些并不代表中国对日关系的主流，马文以这种极端的事例作为立论的出发点，使得他的所谓新思维也流于网友层次的议论，不值得与之争辩。 

　　相比之下，时殷弘教授的文章显得比较冷静。但是，“外交革命”的提法比较幼稚，外交政策有自身的历史延续性，不可能另起炉灶。时教授称中日接近“是一场代价不高的外交革命”，这种提法也不够科学，代价高不高，如何衡量？ 

　　所谓“外交革命”，革的是中国对日外交之“原则和灵魂”的命，作者的动机和出发点也许是好的，但却号错了脉，开错了方，方子里面含有毒药。 

　　中日关系确实到了该转变的时候。但问题在于：按照马、时二位的建议对日本做出让步有无意义？我认为没有意义，也不会有什么效果。因为他们对日本的情况了解得太少，他们的建议是脱离实际的。 

　　马、时二位的文章有积极意义，但负面影响也很大。马先生的所谓新思维，实际上是日本早就存在的旧思维。马先生既不懂日语，也不是搞日本问题研究，对一些问题的缺乏基本的了解。日本人把他请去招待一番，在日本看了一些表面现象，便顺随了日本人的观点，把日本人的旧思维拿来，站在与日本人相同的立场上批评国人，在中国扰乱视听。 

　　马、时二位的文章，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有积极因素，引起更多的人关心中日关系，促进对这方面问题的思考，这是好事。 

　　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有些观点也是正确的，我在百分之七、八十的程度上赞成他们的观点。 

　　二、从日本媒体的报道看，马、时两位先生的文章颇受日本关注，如何看待日本对此做出的反响？ 

　　马、时两位先生的文章发表后，在日本引起较大轰动，主要媒体纷纷予以介绍和转载。对马先生文章的关注除了文字所表述的观点外，更令日本人注目的是他在人民日报工作，而人民日报又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日本有人据此揣测，这是中国新领导班子对日政策变化的信号。后来中宣部办的《时事报告》刊登了邀请时教授等人座谈中日关系的内容，日本也给予了较大关注。有日本人认为，中国官方杂志接连刊登这样的信息，表明中国以往的对日政策开始发生动摇。但也有日本人认为这些都是中方发出的试探性信号。 

　　还有日本人推测，中国开始对江泽民1998年访日造成的影响进行反省，改变对日强硬态度。甚至有的日本人认为，中国对日政策出现的动摇或裂缝，是日方采取强硬对策的结果，今后在对华外交上有必要继续坚持强硬态度。 

　　在研究日本和中日关系方面，马、时二位都是门外汉，日本之所以对他们的观点备加推崇，是因为他们讲出了日本人想说而没说出来的话，成了日本攻击中国对日政策的代言人，负面作用很大。 

　　还有的日本人认为，中国对日本的看法日趋客观，由临时应付转向积极外交。 

　　三、如何看待日本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定位？ 

　　这个问题早已明确，中日应该建成和平友好的合作伙伴关系。 

　　中日关系很重要，但是对其中的具体问题如何处理，需要研究。 

　　努力改善中日关系应是我国外交战略的重要一环。 

　　关于中日关系的战略定位，有两种可能的选择，一种是合作关系，一种是竞争关系。我们应争取的态势是使两国间的合作关系大于竞争关系。由于选择余地有限，因此，我国调整对日政策的幅度不可能很大。比较实际的做法是：发展两国的经济技术合作关系，将经济技术交流与政治、军事关系分别处理。 

　　四、中日关系的症结究竟何在？如何解决？ 

　　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主要症结之一是历史问题。许多日本人的历史观仍然是战前的那一套，认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是“圣战”，包括从事日中友好事业的头面人物也持这种观点。 

　　在对待历史问题上，中国是再宽怀不过了，比如，中国从来不提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战后结束时，中国对大批日本战犯不予起诉，予以释放；中国抚养了大批日本战争孤儿……。事实上，不是我们不想撇开历史问题，而是日本总在为侵略历史翻案，屡次在历史问题上挑起争论。中日间的历史问题，责任在日本方面。 

　　时教授主张，除非日本政府方面就此出现非常严重的倒退，我可将中日历史问题争端大致撇出一个较长时期的对日外交要事议程，也相应地撇出官方和准官方宣传。对此种主张，我要问：日本首相公然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这算不算倒退？小泉已将参拜靖国神社制度化，下届首相也定然坚持参拜。日本在历史问题上，事实上已经大步倒退。对此，我国政府该不该表明态度？！ 

　　马立诚先生的文章指出：中国在历史上也侵略过日本，他指的是忽必烈。在这个问题上应看到，忽必烈是蒙古族人，是中国少数民族中的贵族，而且没能实现征服日本的目的，与日本侵略中国、大肆烧杀抢掠不能相提并论。 

　　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是绕不过去的。不能忘了历史，该说时还得说。实际上，日本人也没有忘记历史，他们每年都搞纪念活动，我们为什么要忘记历史？ 

　　历史问题重在教育国民，加强爱国教育。 

　　王选女士率领的细菌武器受害者诉讼团，对日本在战争期间使用细菌武器提出控诉。以这种方式提出历史问题对日本国民更有震动力。 

　　领土问题也是中日关系中一个难解的结。对于钓鱼岛等悬而未决的领土问题，中国主张先挂起来。但日本认为钓鱼岛的归属是明确的，它是日本的固有领土，美国在归还冲绳岛时将钓鱼岛一并归还给了日本。 

　　不能把历史问题作为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是中日政府间的三个文件。1972年建交时，在历史问题上，日方表示反省，中国政府认可了，历史问题这一页就翻过去了。 

　　应淡化历史问题，将历史问题放在适当的位置，不使之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大局。 

　　五、中国主动让步，能否真正拉近与日本的关系，从而产生“外交革命”意义上的效果？ 

　　中国能否把日本从美国身边拉过来，不是中国一相情愿的事，还要看日本的意愿。日本是个欺弱媚强的国家，除非它发烧到自认为比美国还强，否则它就会乖乖地追随美国。 

　　冷战结束后，日本不是向着松动日美同盟方向发展，而是通过制定《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等强化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试图以中国的让步将日本与美国拉开，是非常天真幼稚的想法。 

　　时教授认为“只要实现了中日接近，中国对美外交和战略地位的显著改善几乎是其必然或‘自动’的副产品”。这未免过高地估计了日本。姑且不说日本的意愿如何，即使能把日本拉过来，也不一定能钳制住美国。在大国关系中，日本只是一个角，虽然它是重要的一角，但却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一角。时教授以为拉近与日本的关系就能改善中美关系，这种认识是错误的。 

　　美日关系不是铁板一块，它们之间有矛盾。在美国压日本时，中日关系会走近，我们应该利用这种时机做好工作。但是，日美矛盾是在大方向一致下的小矛盾。从我们来讲，利用这种矛盾的作用是很有限的，不能对之寄予过高的期待。 

　　在对待台湾问题、历史问题上，日本与美国的态度是一致的。时教授主张通过拉近日本阻独促统，未免看错了对象。实际上，日本比美国更害怕高雄升起五星红旗，因为日本认为台湾直接关系其安全和国家利益。 

　　六、日本已经是亚洲第一军事强国，其执政党一直在致力于修改和平宪法；最近又接连通过了“有事法”和向伊拉克派兵法。日本的国家战略是什么？它是否在向军事大国发展？ 

　　日本走向军事大国有三个条件：（1）日美关系破裂；（2）出现世界规模的大动荡；（3）日本经济出现大的混乱，以致国内出现社会动乱。这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中日关系恶化不是促使日本走向军事大国的主要因素。在可预见的将来，中日之间也不大可能发生军事冲突。 

　　日本经济出现了所谓的“空心化”，但日本在军事上却是向“实心化”发展，企图在亚洲保持军事上的高压态势。 

　　日本要做普通国家，其意图不仅是要跟别的国家一样，它的另一层含义是“军事大国化”，日本的新民族主义者希望日本成为军事大国。 

　　在日本，也存在“民生大国论”的主张。提出这种主张的目的是防止日本的军事大国化倾向。但是，“民生大国论”在日本不占主流。 

　　马立诚先生对日本政治制约力量的估计是幼稚无知的。事实证明，日本的政治制约力是很弱的，在“有事法案”和向伊拉克派兵法案等问题上，日本的政治制约力量根本阻挡不住。 

　　日本修改宪法和向伊拉克派兵，没有超出维和范围，不宜夸大其走军国主义道路的倾向。 

　　在可预见的将来，日本会发展成为普通国家。由于美国的对日政策发生了变化，日本会利用美国的压力增加军费预算。对此，我无力阻止。日本很久以来一直在酝酿修改宪法，草稿都已拟好。对此，我们无力阻止。日本社会出现右倾化趋势，但是，只要东亚不发生大的动荡，日本不会重走战前那样的军国主义道路。因为：（1）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不支持日本复活军国主义；（2）日本国内爱好和平力量的制约；（3）国外有美日同盟的制约。 

　　七、如何看待中日两国间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和民族感情的恶化？中日关系恶化的原因在哪里？ 

　　马立诚先生从“赵薇事件”、高兴兴的观点以及网友的偏激议论中，感到了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增长，深为中国反日、仇日情绪的上升担忧。其实，“赵薇事件”、高兴兴的观点以及网上的杂文等，并不代表中国对日政策的主流。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存在一些非常极端的看法。负责任的中国学者不会把日本极右翼和黑社会的言论作为研究日本走向和对华政策的根据。马先生以一些极端的事例和少数网友关于日本的极端议论为论据批判中国的民族主义，有些失之偏颇。 

　　近年来，日本的民族主义明显高涨，而马立诚先生却批判起中国的民族主义来了，他的基本立场有问题。 

　　中日关系恶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中国在历史问题上比较坚持；中国人在日本犯罪增多，偷渡问题等，都对中日关系有影响。但这些不一定是决定性因素。决定性的因素在于日本对华态度的转变，这种转变又与国际环境的变化有关。在苏联威胁下，日本为了拉近中国，在对华态度上不敢强硬，日本国内对此早有不满。冷战结束，苏联解体，来自苏联的威胁消失，而快速发展的中国被日本视为竞争对手，看作是对日本的威胁，对中国的态度变得不友好起来。因此，中日关系不可能回到20世纪80年代的状况。 

　　日本对美国的威胁、美国的核试验采取默认态度，而专盯着中国，什么中国进口武器啦，中国进行核试验啦，甚至抓住沈阳领事馆事件大做文章，鼓噪“中国威胁论”，有意破坏中日关系。 

　　日本对华好感下降，还有这样几点原因：一是日本对华友好人士年龄老化，退出了政治舞台，有些人已经故去；二是仍在世的友好人士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变化。 

　　八、今后我国在对日政策上究竟应该怎么办？ 

　　要放眼长远，着眼于人民。日本人民的大多数是善良的。要着眼于下一代，包括下一代政治家，下一代领导人，年轻人和青年学者。在发展中日关系上，不必操之过急，否则欲速不达，反倒搞乱了我们自己。 

　　外交政策应保持连续性，但在具体做法上应该更灵活，不应僵硬。如果中日关系在历史问题上僵住，则正中美国下怀，美国不希望中日关系走得更近。 

　　应该以经促政，即通过积极发展中日间的经济关系，促进政治关系的发展。 

　　应学习法国和德国处理历史问题的态度。 

　　中日双方都存在着误读对方的因素，为此，应开展学者外交，通过加强学术交流来减少和化解这类误读。 

　　1970年前后，在“保钓运动”期间，日本进步学者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资料，证明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今后，我们应以积极的态度，与日本进步学者一起加强中日关系史料的整理和研究。 

　　过去，对于一些所谓敏感问题，政府不是鼓励、而是限制学者进行研究。学者们也因怕捅漏子，往往看政府和外交部的意图行事。今后，这种状况应改变。 

　　对于日本在战争期间制造的许多惨案、血案，我们没有详细的调查，没有财力调查，缺乏准确的统计数据。日本利用这一点散布“南京大屠杀虚构论”，攻击我们“捏造南京大屠杀”。有鉴于此，希望今后我们能组织一定的力量在这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对甲午战争以来中国死难者人数应该进行调查。 

　　中国各股研究日本的力量缺乏必要的组织和分工，相互重复，对问题的研究不深不透。这种状况今后也应有所改善。 

　　应该用开放的态度、现代的眼光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例如，对日本战争期间遗留在我国的化学武器，应该提到联合国去做，在联合国关于化学武器的规定框架内予以销毁。 

　　韩日关系的发展对发展中日关系有借鉴意义。韩国民众对日本的抵触情绪很大，但是韩国政府从国家利益出发，在发展韩日关系上迈的步子很大。我们应该借鉴韩国的做法。民族感情问题不是短期内所能解决的，但是国家之间的关系应该发展。 

　　“中国威胁论”源自日本。利用统计数据深入分析中日间的经济关系，可以证明中国的经济发展给日本提供了很多机遇，而构不成对日本的威胁。这样做有助于减少和消除日本的顾虑  

　　对中日关系的真正改善，需要足够的耐心。 

　　九、对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怎么看？ 

　　中日关系的发展，不取决于我方如何调整，还要看日方的意愿如何。 

　　日本利用中国怕乱的心理，在对华关系上的攻势越来越凌厉。日本已经开始着手调查大陆架资源，划定的调查范围达6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土的1.7倍，钓鱼岛被包括在内。日本已经主动进攻，开始开发钓鱼岛。日本敢于这样做的后盾是它的军事实力。今后，中日关系可能进入直接碰撞期。 

　　今后，中日关系的核心不是历史问题，而是安全问题。 

　　由于日美同盟的存在，中国不可能将日本拉到自己这边来，能够使日本与美国有所不同就相当不容易了。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在日美同盟的前提下，美国更强调的是遏制，而日本更强调的是协调。我国应利用这种微弱的差异，加强东亚地区安全合作。 

　　中日关系的发展是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