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合作与地区秩序"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和亚洲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中日韩合作与地区秩序”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5年8月6日在北京举行。来自中日韩三国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40多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副所长孙新、日本环日本海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兼所长吉田进、韩国仁荷大学校教授崔翼晚、日本一桥大学驻北京事务所代表折敷濑兴致了开幕辞,然后与会代表围绕“东北亚安全形势和合作前景”、“东北亚经济合作的现状和展望”、“东北亚合作的理论与实践”三个部分,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
一、东北亚安全形势和合作前景
安全问题是中日韩关系的最重要领域之一,是左右地区合作能否良性互动、地区秩序能否顺利建构的基础条件。与冷战后的国际潮流和大环境相比,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形势呈现出与其他区域很不协调的局面,突出表现为冷战遗产尚未得到清算、大国关系错综复杂、热点问题持续存在和发展等。这一地区显然处于探索新秩序、形成新格局的重要过渡期。对中日韩三国来说,推动东北亚安全局势朝着有利于长期稳定与持久和平的方向发展,关乎所有当事国的根本利益,已成为刻不容缓的重大课题。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林晓光从三个层面就东北亚安全形势与合作问题做了分析。即一是要着眼于综合安全,因为在东北亚地区历史与现实交错,传统与非传统因素并存,安全形势有复杂多样的综合性特征。二是在东北亚安全问题纷繁难解的现实情况下,有必要加强地区各国间的对话,至少应就某些原则和规则达成共识与互信,作为建立地区多边安全协调机制的前提。三是中日关系在东北亚地区安全合作中占有重要地位,须妥善处理包括“政冷经热”在内的各种矛盾。
日本岛根县立大学副教授贵志俊彦就东亚共同体设想与日本地位问题提出了看法。他认为,由于历史及现实的原因,东亚尚未能形成良好的合作机制,但日本政府已开始重视并解决这个问题。另外,区域内的经济从“友好、亲善”演进到“功能、利害”型关系,在经贸构造上已在自发形成“一个亚洲”的趋势;而中日两国围绕与东盟关系展开的“主导权争夺”实际上对实现东亚共同体起到推动作用,所以已到了应尽快建立区域合作机制的阶段。总之为了建立东亚共存关系,日方要进一步研究和探索,日中韩三国则需加强协调与合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研究员金熙德指出,东北亚安全问题,既包括冷战结构遗留问题,如日美同盟的排他性问题、朝鲜半岛南北分裂等问题,也有过去未曾预见的问题,如东海海域争端、能源竞争等问题。这些问题,都只能通过坚持不懈的对话与合作来加以解决。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亚非拉部主任田培良认为,当前东北亚安全形势的特点是:各国之间关系冷热不均,朝核、台海热点争端时隐时现;除历史遗留问题以外,冷战思维和结构残存和政治安全互信不足是东北亚合作的障碍。关于本地区的未来走向,他提出了四点展望:冷战思维和冷战结构的消除尚需时日,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增大将起到加强各国合作与协调的作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是东北亚合作机制的良好基础,中日韩合作将对地区秩序的建立发挥积极作用。
北京大学副教授梁云祥围绕东北亚安全结构与中日关系这一论题指出:中国和日本在东北亚安全中占据重要地位;两国在冷战后的安保战略有同有异,“同”是皆需和平,都在主动参与解决地区冲突,积极促进双边和多边安全合作对话,探索建立合作机制的途径;“异”为中国主张主权、独立、平等和不结盟,日本主张秩序关系和同盟体制。中日在传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问题上既有合作也有冲突。这决定了东北亚安全的基本结构是:加强对话,有限合作,单边与双边共存;东北亚安全的关键取决于中美日之间的合作程度和危机控制能力。
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浅野亮从相互印象和自我认识的角度对中日关系的形成和演变机理进行了缕析。他认为对日中关系的评判常有印象与现实乖离、自他认识逆动的虚幻,历史上两国的相互认识及民族主义的形成亦受此影响。而随着现代化、特别是全球化浪潮带来的影响,此种虚像更加单极膨胀和概念化,对政策的影响力也日渐增大。鉴于此,在分析了日本的政策研究和决定的机制后,他指出了日中关系走向稳定的五个条件:国家利益与形成地区共同体利益相一致,日中竞争不演变成霸权争夺战,民族主义保持稳健,把个别合作提升至政治统合,超越国家观念。
二、东北亚经济合作的现状和展望
积极推动东北亚经济合作无疑可增进共同利益基础,促进相互依存,是形成良性地区秩序的有效途径。中日韩经济在东北亚乃至东亚区域中规模最大、最具活力,其民间经贸往来十分活跃;但中日韩政府间多边经济合作相对滞后,且日益面临政治与经济、互补与摩擦、分工与合作以及能源资源的配置等问题。酝酿和启动区域化经济合作机制应是形势所趋。与会学者在解答这些课题上提出了各种建设性的意见。
日本环日本海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兼所长吉田进依据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对“中日韩朝经济圈”的现状和东北亚合作的前景进行了分析。他指出,迄今为止中日韩在缔结经贸协定方面都首先各自与东盟连线,但这三国之间也应尽快缔结自由贸易协定(FTA)或经济伙伴协定(EPA);另外,还有各国民族主义高涨、争夺地区主导权等问题依然存在。另外,本地区经济圈形成的前提之一是需解决能源资源等问题,而俄罗斯在这方面的优势可谓有目共睹;实际上能源、贸易、旅游等方面的地区合作已经展开,正在成为经济圈形成的支柱;各国的地方自治体在此进程中起到了核心作用,今后急需中央政府的参与和配合。
近年来中韩贸易势头日劲,是地区经济合作的成长热点。韩国仁荷大学教授崔翼晚就这种新形势做了深入分析,并着重指出了其中的竞争摩擦因素和应对策略。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市场繁荣带动了韩国经济的发展,但从中国经济的科技型增长结构和外向型发展势头来看,韩中经贸关系中的竞争面和摩擦因素将日渐增多。两国应坚持互利、合作而非制裁、对抗的精神,通过建立韩中贸易协调机制、加强政府间的决策协调和政策引导、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等途径来解决相互间的问题,促成共赢结局。
能源安全与合作是东北亚经济合作中的重大现实事项。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副研究员丁敏适时把握住了这一前沿课题。她指出,中日韩三国在亚洲能源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但受生产、运输、消费各环节上不稳定因素的影响,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中日韩能源合作是东北亚乃至亚洲能源合作的关键,是亚洲共同繁荣的前提之一。中日韩应以互助互利的形式,以切实可行的倡议,在能源的开发利用上形成一体化战略来发挥推动作用,以确保东北亚能源的共同安全。
“政冷经热”近期已成中日关系中的关键用语。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副研究员张季风认为,从双边贸易和投资的质与量来看,“经热”仍在持续,局部降温属基本正常和必然。当然,如能实现“政热”,则会进一步促进“经热”,“经凉”苗头值得中日双方注意。“政冷”短期内无法得到解决,但“经热”已不可逆转,“政冷经热”在一定时期内将呈常态化趋势。而打破僵局、走向“政热经热”的出路是:战术上重视双边,坚持政经分离,以经促政,以民促官;战略上重视多边,推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在这些分析基础上,他对东亚区域统合的可能性与难题进行了缕析,对东亚FTA与区域经济统合进行了展望。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姜跃春指出,种种迹象和事实表明,“政冷”目前已在干扰和影响经济发展,从中长期看,这种影响应是短线的、局部的,因为经过多年发展,从劳动力、市场、资金、技术等因素来看,中日经济已经形成相互依存的成熟关系。中日关系对东北亚经济合作的影响举足轻重,而目前的东北亚经济合作相对滞后,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日关系多有龃龉芥蒂;对于中国对地区合作的积极姿态,日本因常有猜忌而采取消极姿态。两国在“政冷”局面之下更应坚持经济合作,中国需要日本的资金与技术带动经济转型,理当更加重视发展对日经济合作。
三、东北亚合作的理论与实践
东北亚合作问题涉及到多渠道、多层次,其中探赜理论有梳义理、明畴畛之效,躬唱实践具开风气、树范式之功。本次大会的第三部分就做了这种带有针对性的探讨。
日本立命馆大学教授中川凉司对日本“东北亚论”的谱系和意义所做的梳理,具有理清概念、溯原正本之功效。在高速经济成长期,作为“环日本海经济圈”的替代而出现了“东北亚经济圈”这一称谓;在90年代,伴随着朝鲜半岛局势的变化,“东北亚共同家园”的概念登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东盟加中日韩(10+3)机制出现后,“东北亚经济合作论”又得到了引人注目的发展。总结这三大谱系的演化可以找出日本“东北亚论”的共同点。即,它有着“东亚论”所无法替代的独自意义;东北亚地区合作对地区内各国特别是日本的和平与繁荣极为重要;这一地区合作应避免排他性、坚持开放性;在政治安全上朝鲜半岛问题是焦点,在经济合作上日中韩合作至关紧要。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查道炯就中日关系与东亚合作问题提出了明快独到的论断。他认为,由于内外因素的作用,中日两国目前面临的政治困难是结构性的问题,短时期(5—10年)内不能指待有根本性的改观。这些困难也决定了东(北)亚合作中所面临的困局,即存在一个霸权国家的“北美模式”以及走向法律统合的“欧盟模式”都无从模仿,而“非盟模式”和“阿盟模式”则避之恐不及。综合权衡之下,在中日关系未有突破性发展并形成崭新格局的情况下,东北亚的合作还是以东盟主导、中日协助的形式为佳。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起豪对东北亚共同体构想与韩国立场问题进行了论述。他首先指出,由于国际环境、政治文化、民族主义的变化,导致21世纪的东北亚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中日韩三国应互助合作,争取实现向地区和平机制的平稳过渡并走向共同体,如应通过扩展对话渠道等来应对不稳定因素,应支持各种多边合作机制,合作解决朝核问题,加强相互间文化信息沟通和地方政府交流等。基于此,韩国的东北亚时代构想是:推行与国力相称的自主外交和国防,作为东北亚均衡者履行国际职责,发挥主体作用积极构筑地区和平机制和共同体。
日本岛根县立大学学者江口伸吾对全球化与中日关系以及东北亚地区秩序形成问题作了考察。他认为,虽然东北亚在政治安全上存在冷战遗产,但经济全球化给本地区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变化,存在着多元、多层的秩序体系,日中关系也正面临重新定位;研究本地区问题时,固然需要运用主权国家论等传统方法,但更要对由全球化和新的统合原理进行重新考察,要从总体上看待新旧层面的问题并构筑风险预防机制。在此进程中,东北亚秩序当以对应全球化的多元体系来建构,日中关系也要向成为多国间合作枢要的方向转换。
中国外国语大学教授邵建国主张通过设立“中日韩三国市民论坛”这种形式来促成地区共识。近年来中日韩之间摩擦纷起,加上某些媒体煽动性的报道,引起了双边关系大幅度震荡的堪忧现象。为避免此类问题对双边关系的冲击,中日韩应建立更加务实有效的应对和处理机制,而三国民间建立起广泛的市民对话渠道即不失为良策之一。建立这种渠道可弥补政府、媒体、学术界在舆论引导上的缺陷,有利于三国民众在大范围内直接了解,及时沟通。这种交流持续并扩大,三国民众共同体意识增强,有利于更好地维护东北亚和平与稳定。
东北亚地区合作如何开展、地区秩序如何演变,将对亚太地区的发展进程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可以说东亚政治经济格局变动中的重大问题都集中在东北亚地区。从本次研讨会可以窥知,东北亚正进入新旧格局交替的过渡时期:安全形势受冷战遗产影响,错综复杂,但部分安全对话协商机制的启动已显端倪;政府间经济合作机制总体滞后,但民间经贸往来日益活跃;地区合作的理论和实践仍显薄弱,但各国官民正进行共同探讨和推动。无论如何,全面推动东北亚合作、形成以合作为基调的新地区秩序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望。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孙承认为,东北亚地区安全与经济合作,虽然面临各种问题和曲折,但总体上还是在向前发展,没有理由对其前景过于悲观。中日韩三国作为本地区主要国家,理应担负起这一义不容辞的历史职责。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副所长孙新等中日韩代表就本次研讨会总结说,各国与会学者以世界眼光、亚洲意识审视并探讨了东亚地区特别是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与经济合作问题,提出了颇有深度的见解,发挥了学者在本地区合作中的建设性作用,使本次研讨会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