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2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与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访问团举行座谈会，就《新编历史教科书》问题展开了坦率的交流。

　　一  关于历史问题的原则与立场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蒋立峰向日方介绍了目前中国国内的有关情况。2005年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中国学术界有关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仅河北省就出版了十卷本的日本侵华罪行录。当年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各省出版的相关研究成果总量之多难以估计。还有许多研究机构、大学也出版了许多研究成果。我们日本研究所出版了《日本军国主义论》等著作。另外，从1995年村山内阁拿出十亿日元用于支持中日历史研究至今，中国学者利用此项资助已经出版了一大批研究著作。这些成果全部都是用第一手资料写成的，希望日方认真地读一读。《新编历史教科书》在日本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有众多的学者和组织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中日韩三国的学者还编写了《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我们对《新编历史教科书》也有不同的看法。当前中日关系发展遇到困难，其症结是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的实质则是历史认识问题及与此相关的国家发展战略问题。在这样的时刻，双方进行交流更有意义。希望中日双方都不要先入为主，认真倾听对方的观点和意见，日方不要有思想负担，敞开心扉进行交流，这样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会长、高崎经济大学地域政策学部助教授八木秀次向中方介绍了“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一些情况。该会是1997年成立的民间团体，目前会员达一万人，其主旨是为了纠正以往历史教科书的“自虐史观”，振奋日本国民的民族自豪感。此次，日方一行七人主要由该会事务局成员与产经集团两名记者构成，希望借此机会考察中国的对日观，与中方进行坦率的交流。 

　　在谈到历史问题时，蒋立峰认为，日方明显有将侵略战争正当化的倾向，但是无论何时何地，原则和立场必须正确。对同样的历史事实，从不同的立场上看，得出的结论就不相同。不能笼统地说“日本人的立场”或“中国人的立场”。例如所谓的“大东亚战争”，在东条英机看来是正确的战争，而在日本国内反战人士看来则是错误的战争。对待这场战争，中国国内同样因立场不同而看法迥异，中国大多数民众与汪精卫等汉奸的看法就不可能一致。此外，侵略者与被侵略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观点也不可能一致。日本的近代史研究有一种“近代合理主义”观点，认为近代日本的所作所为是合理的，是依照双方签订的法律进行的，但从被侵略国中国的角度来看，日本近代以后的发展是不合理的，这些法律都是不平等条约，不能成为依据。所以，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日本在华北驻军是非法的，这就成为日本一手制造卢沟桥事件的远因。又如，关于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新编历史教科书》记述日本人对台湾水田开发所做出的贡献，这或许是历史事实，但从全面看，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严重的罪行。  

　　蒋立峰希望日方今后要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历史研究，看历史、写历史必须客观、全面。例如关于《田中奏折》的真实性问题，中国史学界也是众说纷纭，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田中奏折》为后来伪造的。再如，日方经常引用的清政府代表的“化外之民”一句话，其本意在于指出当时一部分台湾民众与大陆民众的发展水平的不同之处，并非如日方曲解的“台湾是无主之地”之意，也不能成为日本出兵侵略台湾的理由。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当然要明确写上“我国台湾”，这毫不奇怪。当然，中国方面也要加强对日本历史研究状况的了解，这样才能使中日双方的意见和观点有很好的交流。  

　　二 《新编历史教科书》的主要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在发言中指出，《新编历史教科书》与日本1945年以前的历史教科书在体系上具有一致性，具有极大的危险性。首先，在古代日本与中国的关系问题上，《新编历史教科书》强调日本文明的悠久与独特，回避日本与亚洲大陆文明的关系，突破传统的日本文明受中国古代文明影响的定论，甚至还企图暗中建立一种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相反的关系，为证明日本的优秀做铺垫。 

　　其次，在古代历史教育问题上，《新编历史教科书》以相当多的篇幅叙述“日本的神话”，强调以天皇为首的日本国如何优秀，认为神话“是一国精神性的象征”，应当受到重视，“有神话的国家是有风格的国家，是成熟的国家，是国民自觉性的国家”。 

　　再次，在近现代史教育问题上，《新编历史教科书》竭力美化日本扩张侵略的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及以后日本发动的战争，宣扬这些战争的正当性。该教科书将太平洋战争称之为“大东亚战争”，不承认其侵略性质，将其视为日本的“防卫战争”和“解放亚洲的战争”而大加美化与肯定。该教科书对吞并朝鲜和在朝鲜的殖民主义统治也没有进行反省。该教科书对日本军队的残暴行为基本没有记载。无视“从军慰安妇”的问题，对南京大屠杀的记载实际是站在否认论的立场上。该教科书不仅不记载日本的加害责任，甚至连学童疏散、东京大空袭、原子弹爆炸、冲绳作战等日本平民的战争被害也未记载。相反，却用大量篇幅记载动员劳动、学徒出阵、特攻队等日本人对战争的勇敢和献身。另外，该教科书一再将战争的理由归咎于朝鲜的民族独立和反日运动、中国国内的反日情绪及排日运动，美化日本在台湾、伪满的殖民地统治，鼓吹“日本发动的战争给予了东南亚和印度人对独立的梦想与勇气”。总之，《新编历史教科书》的逻辑就是:近代以来的日本在亚洲的活动，当然包括战争，都是围绕保护日本在亚洲的领袖地位，都是合理合法的行动，即使发生过屠杀与伤害，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日本方面的自存自卫所必须的行动。这同战争时期日本历史教科书的立场基本相同。 

　　步平认为，教育危机是日本近年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导致教育危机和教育荒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日本政府（文部省）的教育政策。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伴随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政府应财界的要求在学校教育中也引进了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教材不断增加，加重学生负担。在社会激烈的竞争局面下，日本学生从小就必须拼命努力，难以体会学习的快乐，承受的压力是世界罕见的。这是导致教育危机的直接原因，与教科书的“改善”趋势并无任何关系。那种幻想在教科书中掩盖侵略的事实，掩盖日本人的战争犯罪，掩盖当代政治家的腐败渎职等龌龊事件就可以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的认识是根本错误的，只能培养出新的国家主义和排外主义，重新犯历史的错误。 

　　对此，编撰会会长八木秀次辩解道，《新编历史教科书》不同于日本战争时期的教科书，而与日本高度增长时期的教科书相类似。日方认为，日中文明并非对立关系，而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文明，关于这一点，美国学者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也提到此类观点。强调神话，是因为日本确有此类传说，但我们注意区分了神话与历史的不同。战争蕴涵多种要素，既有日本的自卫战争、解放亚洲的战争，同时也有侵略的侧面。我们对日本侵略的侧面也有若干记述。关于“从军慰安妇”、南京大屠杀、强征劳工等问题，之所以没有进行正面记述，是因为日本国内没有找到强迫“从军慰安妇”的证据，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还存在论争，没有定论。的确，我们在教科书中记述了中国、朝鲜的排日反日运动，但我们没有把它作为战争原因的意图。总之，我们不能同意中方的“该教科书是危险的，将再次把日本引向战争”的结论。关于“教育危机”，我们认为是与市场机制、竞争机制以及学习负担过重无关。相反，我们认为，日本学生与中国学生相比，学力低下，太不热心学习，将来在国际竞争中会一败涂地。所以，我们非但不主张给学生减压，还主张给学生加压。

　　三  该教科书给中日关系带来的影响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金熙德指出，在考察该教科书时，不能孤立地看问题，而应把它放到扶桑社、产经集团等的背景下来分析。这个集团的一些报刊，如《正论》等，其歪曲历史、谩骂中国的文章很多。我们一般很难平静地把一本《正论》读完，因为其中的内容实在令人气愤。其中很多文章，根本不是探讨问题，其目的就是否定中国，刻意谩骂中国。我不是历史学专家，而是主要研究中日外交关系的学者，所以我不是从一个一个的历史史实、而是从根本方法论的角度看该教科书。该教科书如果只是在日本国内产生影响，那么我们没有必要加以认真对待。但是，问题在于该教科书是经过日本政府审定通过的。这就有一个日本政府如何对待那场侵略战争的问题，中国对日本政府审定通过这样一本歪曲侵华历史的教科书必然要做出反应。于是，一本历史教科书就引发了一场外交问题。 

　　该教科书有很多中国人无法接受的内容。这本教科书总体上没有承认日本的战争是侵略战争，没有否定日本发动的那场战争，没有承认日军犯下的杀人罪行。中日关系要想正常发展，就要对日本的侵华战争有一个基本的共识，这就是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如果否定这个基础，中日关系势必恶化。如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就属于这种性质的问题。该书反复强调“某某历史事件在日本国内已有定论”，“某某问题在日本如何如何”。其实，日本侵华罪行是在中国发生的，最知道那段历史的是中国人，第一手资料和研究成果都在中国，日本国内的研究成果不能成为定论性的东西。中国经过长期战乱，未能很好地抢救史料。现在，中国终于走上了现代化道路，有了更好的研究条件。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学者，其中很多人都在美国、日本、欧洲留了学，拿到博士学位回国从事研究。因此，中国的历史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第一手资料也不断发掘出来。各位要编写那段历史，必须把中国的研究成果反映进去。 

　　日方必须了解现在的中国。如今中国的新一代，享受了改革开放的成果，生活好了，有了信息化手段，他们对日本一些人歪曲历史的行为非常气愤，因此要起而反击。这就是2005年4月抗议日本游行的主要背景。希望日方认清中国的发展，做出正确的判断。 

　　对此，日方辩解道，《正论》的作者群由社会各界组成，杂志社编辑未必对每位作者的观点都赞成。但《正论》的销售量在包括《文艺春秋》等综合杂志在内的月刊中，名列第二、三位。可以说，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人如何看待中国的倾向。

　　四  日本历史教育的弊端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王伟在发言中指出，日本的历史教育一贯对日本作为战争加害国的一面避而不谈，只强调诸如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等日本受害的一面，而对日本为什么遭到原子弹爆炸也是闭口不提、不予深究，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同样用词暧昧，企图敷衍了事。在这样的历史教育背景下，日本人的战争受害意识得以萌生，继而又通过电影、报纸杂志等大众媒体更使之根深蒂固。这就必然导致日本对于侵略战争的性质缺乏认识，形成不了加害者意识。 

　　《新编历史教科书》更进一步淡化、美化日本的侵略行为，鼓吹日本军队“振奋了亚洲人的独立精神”。该教科书用词暧昧，乱用“大东亚战争”、“自卫战争”等字眼，不承认战争是日本有意发动的，其记述过于主观化，只选取对日本有利的记述，缺乏必要的客观性。该教科书给日本的历史教育带来许多负面影响，为日本发动的战争进行辩解，认为那场战争日本没有过错的认识正在日本社会内部逐步形成。在历史教育问题上，日方不要一意孤行、否认侵略历史，而应该尊重历史、勇于承认自己国家所犯下的错误；希望日方在编撰教科书时，不要夜郎自大，如果真想培养健全的日本国民，就应该考虑到战争受害国家的国民感情，这才是迈向正确的历史观的第一步。 

　　对此，日方辩解道，在我们看来，战后包括政治家在内的日本人不是没有加害意识的问题，而是加害意识过重的问题。《新编历史教科书》之所以成为问题，这本身就说明日中关系是扭曲的、不健全的。我们编撰该教科书的目的正是为了唤起日本国民的关心。该教科书遭到了中韩两国的批判，这反倒促使日本国民产生了对中韩的逆反心理，这才是我们担心的事情。 

　　五  关于日本的亚细亚主义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王屏在发言中指出，鉴于目前的实际情况，历史教科书问题已不再是单纯的历史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外交问题。历史问题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承认客观历史事实与否，二是历史方法论。在日本，经常有人向我询问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问题，我回答说，不论死亡人数多少，大屠杀的性质不会更改，关键是日本是否承认屠杀及侵略事实的问题。 

　　日本总鼓吹自己所发动的战争其初衷源于亚细亚主义的思想，以解放亚洲为目的，妄图将侵略战争合理化。但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与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亚细亚主义是截然不同的。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初期自明治维新至中日甲午战争，以民间人士为主导，以亚洲连带论为核心内容，具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属于思想上的亚细亚主义；第二阶段自中日甲午战争至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以日本政府为主导，以日本的国家利益为目标，是为了日本扩张的大亚细亚主义，属于行动上的亚细亚主义；第三阶段自“大东亚战争”始，以日本政府为主导，以日本的侵略为目标，早期的解放亚洲思想已荡然无存，属于外交、战略上的亚细亚主义。可以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的亚细亚主义一直都是侵略亚洲的幌子和借口而已。另外，现实问题上，中国理解日本想成为普通国家，也希望日本理解中国的国民感情。 

　　对此，日方辩解道，按照有关条约，日本出兵台湾及镇压义和团是合乎当时法律的，被称之为侵略战争需要商榷。

　　六  有关战争记述的问题与方法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吴万虹在发言中指出，正如有些日本学者所批评的那样，《新编历史教科书》关于战争的记述有:（1）鼓吹战争的起因基本上是由于中国和朝鲜出现反日运动挑起争端，日本无奈予以还击所致；（2）有意掩盖日本主动发动战争的能动性、计划性及侵略性；（3）掩盖例如南京大屠杀等战争中日本军队犯下的残暴行为；（4）鼓吹日本军队虽然处于少数，但面临大敌勇敢作战，美化战争，妄图将战争正当化。该教科书在记述日本侵占东南亚时，选用了一幅印度尼西亚民众手举太阳旗夹道欢迎日本军队的照片，而印尼的历史教科书则选用了一幅日本军人抽打当地人耳光的照片。在印尼人看来，没有比被抽打耳光更令人感到尊严受到极大的伤害。因此在如何选取照片和记述战争时，希望日方不要只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一面，而应看到战争的本质，选取能够说明本质的东西。另外，该教科书不仅对日本加害亚洲人民的一面没有记述，甚至对日本普通民众的战争受害一面也不加任何记述。例如战后长期被日本政府遗弃在中国的日本遗孤及日本妇女的问题。战后，中国人民接纳和养育了侵略者的子女及妇女。新中国成立后，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还做出批示，将战争中日本人的遗骨收集起来，在黑龙江省方正县建立了日本人公墓。留日期间，我曾大量地与日本的有关部门及援助日本遗孤及妇女的民间团体进行沟通交往。在问及如果中日在战争中所处地位相反、日本人能否像中国人民一样宽宏大量的时候，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表示，日本人没有如此之大的胸襟，做不到这一点。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吴怀中在发言中指出，《新编历史教科书》宣称，该教科书旨在纠正战后的“自虐史观”，唤起日本国民对自己国家的历史及文化的自豪感，给予日本国民展望未来的智慧及勇气。但是，该教科书美化战争、试图将日本的殖民地统治正当化的倾向不得不令中国担心，而且作为战争受害者我们有理由表示担心。另外，日方经常强调大屠杀及强制中国劳工去日本等问题没有真凭实据，所以教科书不能记述。但是，大量有关资料在战争中被日本军队为了掩盖罪恶而加以销毁或在混乱中遗失，日方不应该以找不到相关证据为理由，连基本事实都不承认。扬州郊区有一座万福桥。1937年12月17日清晨，日军在扬州及东郊五里庙、万福桥一带，强抓民夫400余人，运送物资去仙女庙。下午返扬途中，日军将我同胞押至万福桥上，用机枪从两端扫射，除一人跳河幸存外，400余同胞悉遭杀戮，酿成惨绝人寰的“万福桥惨案”。类似这种惨案，日方或许又会以缺乏证据为由不予承认。但包括我本人在内的扬州人代代相传，坚信不移。很显然，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中日之间依然存在很大分歧。如何缩小分歧、接近真实是中日面临的共同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