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中日安全对话学术研讨会纪要
2007年11月19—2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和日本冈崎研究所共同举办的“第四次中日安全对话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中日两国的2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蒋立峰首先致辞。他说，近年来中日关系发展总体态势良好，这与中日两国学者的坦率交流和共同努力是分不开的，中日安全对话学术研讨会这一模式及其成果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希望本次安全对话也能继续发扬传统，双方坦诚相见，畅所欲言，围绕中日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进行深入的讨论。
日本冈崎研究所副理事长川村纯彦接着致辞。他指出，此次学术研讨会的召开正值日中邦交正常化35周年，是一次有意义的活动。而2008年又是“多事之秋”，俄罗斯、美国、中国台湾将进行领导人大选，北京将举办奥运会。面对风起云涌的世界形势，有必要对日中关系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随后，研讨会进入了正式讨论议程。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中日关系，特别是中日安全的重大热点问题——中国的航母问题、台湾问题、东海问题、朝鲜半岛问题和经济安全问题等，进行了坦率而富有成果的对话。
一、中国的航母问题
会上，两国专家学者首先就日本舆论界比较关注的中国航空母舰问题进行了讨论。
川村纯彦做了题为《中国的航母与海洋拓展》的基调发言。他提出了以下观点：（1）1985年至今，中国已经从国外购入了四艘废旧航空母舰，而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曾正式宣称中国海军正在探讨拥有航母，可见中国建造航母已经纳入了议事日程。（2）中国要建造自己的航母，面临着技术、资金及运用等三方面的难题。（3）从成本和收益来看，中国建造航母很可能造成巨大浪费，中国海军的主要任务似乎没有必要靠航母来完成。（4）估计中国新的五年计划（从2011年开始）中可能列入建造航空母舰的内容，国产航母可能于2020年左右投入使用。（5）不排除日本拥有航母的可能性，但主要是出于国防需要而不是为了同中国的航母进行对抗。
中国军事专家李春明对此做了回应：（1）拥有航母是中国军力的标志，也是中国军队和老百姓的心愿。（2）航空母舰是一个国家工业水平和科技能力的象征。中国要建造自己的航母的确面临重重困难，但近年来中国的发展已经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只要有决心就一定能造出来。（3）拥有航母只是中国海军提升作战能力的目标之一，有用，但用处不大，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具体来看，在解决台湾问题上有用，中国军事解决台湾问题的能力越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越大。此外，对维护中国的海洋权益、保障海上交通运输线、捍卫地区和平也是有益的。
中国军事专家陈学惠认为，建造航母不是当前中国海军发展的重点，也不会在短时间内成为现实。中国海军拥有航母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一支正常海军，而不是发展一支超级海军。
针对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副所长武贞秀士提出的按照中方观点日方也有正当理由拥有航母的说法，李春明表示：中国没有反对日本建造航母，但日本到底拥有多少军力、打算用作什么用途才是问题的根本。日本要发展自己的军事能力，必须让人信服是用于和平目的，必须消除在二战中造成的消极影响，使世界人民放心。
二、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是关系到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原则问题。当前，陈水扁无视国际社会的反对，肆无忌惮地推动“入联公投”分裂活动，严重威胁台海和平稳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台湾问题进行了热烈的探讨。
会上，日本冈崎研究所理事佐藤守以《对台湾海峡稳定的预测》为题阐述了关于台湾问题的看法：（1）在台湾人看来，中华民国从脱离大陆那一刻开始就已消失，应彻底消除仅占15%的外省人统治85%的台湾本省人的不合理性；台湾是台湾人的家园，所以台湾不是从中国大陆独立出去，而是希望能够从中华民国中独立出去。
（2）2008年世界形势将发生重大变化。1月台湾“立法委”选举，3月俄罗斯总统选举，台湾“总统”选举也将进行，8月北京奥运会，11月美国总统选举。再加上各种自然灾害发生的偶然性，台湾方面认为即使选出新“总统”，北京因为奥运会也不会有所举动。
（3）如果中国大陆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日本和美国将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而中国国内形势也将变得不稳定。首先，日本和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将会更加强硬。美国有可能像1996年3月一样将航母派往台湾海峡。而日本会在西南面增强防卫力量，即使不采取直接行动，也会支援美国的军事行动。其次，中国国内形势将出现不安定因素，影响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也将受到冲击，无论战争胜败都将影响人民的生活。
中国军事专家罗援针对台湾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1）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在台湾问题上，中国政府表现出了最大的诚意和最大限度的忍耐，始终将和平解决放在首位。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上说，“我们愿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和十六大报告的提法相比，这一内容更具体，更灵活。此外，报告中还提出了“共同家园”和“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回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等敏感的政治概念，回避了谁隶属于谁、谁吃掉谁的敏感概念。
但是，台湾陈水扁当局对大陆方面释放的善意置若罔闻，不仅拒不接受大陆方面的合理建议，反而说“在一个中国原则下签署的协议就不是什么和平协议，而是投降协议”。所以，佐藤先生提出的2008年大事记对中国非常有警示作用。而胡锦涛主席在APEC会议上对布什总统提出2007、2008年是台湾海峡问题的高危险期也是有现实依据的。第一，陈水扁违背“四不一没有”（即“不会宣布‘台湾独立’，不会更改‘国号’，不会推动‘两国论’入‘宪’，不会推动改变现状的‘公投’，也没有废除‘国统纲领’与‘国统会’的问题”）的承诺，继年初废除“国统会”和“国统纲领”、启动“制宪”活动后，又在
第二，台湾当局以凸现台湾“主权独立地位”推动对外关系，加快将台湾问题国际化的步伐。一是向联合国提出以台湾名义进入的申请；二是推动举行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的公投，在“台独”道路上迈出了极其危险的一步。
第三，台湾当局在岛内体制和文化上“去中国化”，割断与中国的史脉、文脉、血脉联系，为“台独”作准备。第四，台湾当局提出“法理台独时间表”，民进党通过“正常国家决议文”撞击大陆底线。第五，台湾当局在军事上提出“境外决战”作战指导原则，同时不断加大采购武器装备的力度，企图“以武拒统”。事实证明，陈水扁当局已经成为两岸关系乃至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麻烦制造者。
对于麻烦制造者，中国的态度只能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加强国防实力建设，以备不测。这就是中国为什么要加强国防建设的主要立论依据，也是中国为什么要增加军费的主要战略意图。中国增强国防实力绝对不会对任何人和任何国家造成威胁，除了“台独”分裂主义势力，如果“台独”分裂主义分子能够切身感受到这种威胁，望而却步，知难而退，那么，台湾地区就能够真正实现和平稳定了。
（2）台湾的归属问题在历史上、法律上已经有明确的规定，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一部分。“台湾是属于台湾人民的国家”这个概念是完全错误的。台湾人民的意愿需要尊重，但这是关系国家主权的重要问题，要遵从台湾人民在内的中国人民的共同意愿来解决台湾问题。
（3）中国人民和军队是热爱和平的，不愿意同美国、日本或者是其他任何国家地区进行战争。但如果有哪个国家企图干涉中国内政，将战争强加到中国头上，中国人民和中国军队对此决不惧怕。在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没有后退的余地。
（4）中国大陆最不愿意看到海峡两岸兵戎相见，一直把和平放在首位。江泽民总书记也曾承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但如果台独分子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又抢占中国的领土，那中国只能应战。
（5）在台湾问题上，中国有两个基础——民意基础和法律基础。首先，从民意来看，如果让台湾分裂出去，中国民众是不会同意的。邓小平曾说过，如果哪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丧权辱国，那人民就可以推翻这一政府。所以，中国政府不能让台湾分裂出去。而且，如果让台湾分裂出去，新疆、西藏等存在民族分裂倾向的地区也将出现分裂。其次是法律基础，在台湾问题上，中国有三部法律，即《宪法》、《国防法》、《反分裂国家法》，其中都提到争取用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但一旦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威胁，将不惜一切努力来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必须依法行事。
关于战争离台湾问题是否遥远，罗援认为，它既遥远又不遥远。说遥远，是因为中国政府一直坚持以和平手段解决台湾问题。说不遥远，是因为战争的主导权不在中国大陆，一旦台湾方面出现状况，则战争一触即发。这不是由中国军人做主，而是由中国法律决定的。因此，要消除台湾海峡的战争阴云，只能消除它的根源即台独分裂势力。如果事情真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那中国军队只能应战，而且中国军队有决心、有能力、有准备、有方法赢得这场战争。
蒋立峰就此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1）中共十七大报告曾多次提到风险意识和危机意识。台湾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大危机之一。在台湾问题上，如果中国政府最终没有阻止台湾独立，那么共产党就将失去执政地位。中国政府多次就台湾问题表明决心，这并不是玩笑话，而是有充分准备后做出的。正如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所说：“台湾当局的某些领导人以为大陆会因为举办奥运会而对台湾独立活动投鼠忌器，但我不认同这种看法。中国领导人会顾虑到奥运或其他因素，但台湾是他们最重要的国家利益，他们很重视这个问题，也做好了准备。他们所说过的话，台湾人一定要好好地听。……如果台湾误入歧途，而美国没有努力确保台湾3月大选之前不会发生什么愚蠢的事情，那将发生不可预测的后果。”
（2）完全不赞成佐藤先生关于中国国际信誉问题的看法。中国政府曾反复表明对台湾问题的态度，立场非常明确。如果真发生了这种状况，而中国未采取相应手段来阻止台湾独立，反而是一种没有信用的表现。
（3）在谈论台湾问题时一定要准确找到问题的原点。而关于台湾问题的原点，就在于日本政府在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谈判中所作出的承诺。根据日本外务省公布的相关资料，日方代表团高岛局长的表态如下：第一，日本政府不再承认台湾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外的任何法律地位。台湾不是一个国家，只是中国法律体制下的一部分。第二，日本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第三，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和平解决。大平外相也明确表示日本政府对于台湾没有任何野心，希望中国政府放心。
武贞秀士不赞成北京奥运会期间中国政府不会对台湾采取行动的观点，理由是苏联正是在莫斯科奥运会时对阿富汗采取了行动。而且，中国政府从未放弃对台湾问题采取军事手段。
中国军事专家江新凤认为日方代表的观点存在三个错误：（1）“台湾是一个国家”的说法是非常不合适的，如果日方要坚持这样一个立场的话，那讨论将无法进行下去。（2）日方代表有意无意地漏掉了中国关于台湾问题的主张中最重要的一个要素即“首先是和平统一”，而完全从军事统一的角度来讨论问题，这是本末倒置的。（3）日方代表认为台湾的稳定不取决于台湾是否首先宣布独立，而取决于中国政府的气度，这种观点完全颠倒了因果关系。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金熙德和助理研究员吴怀中认为，在日美针对台湾问题的安全合作不断强化以及日台关系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台湾问题中的“日本因素”已经越来越突出和表面化，但目前日本在台海问题上并不具备独立干预能力和主导性作用。日本在考虑介入台海冲突时，将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美国因素”将是决定日本介入态度的最主要因素，日本将随着美国介入而介入；中国因素、日本国内因素及各国的反应和国际舆论的动向等其他因素的制约，将使日本不会超越美国而单独、主动地予以介入。根据美国对台海冲突实施的不同方式的军事介入，日本也会作出相应的介入反应。
三、中日东海问题
中日两国迄今虽然已就东海问题举行了十余轮磋商，双方充分表达了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分歧、实现共同开发的积极态度，但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与会中日学者也对这个问题发表了各自的见解。
日本冈崎研究所理事金田秀昭以《日中在“东支那海”的共同开发和相互信赖》为题表达了观点：（1）“东支那海”中间线问题在妥协和协调的基础上可以得到圆满的解决。温家宝总理访日时日中就“东支那海”中间线问题和共同开发达成了协议，目前也已经进行了多次局长级会谈。日本方面提出在中间线附近及靠近日本的海域进行共同开发，做出了较大的妥协。而且中间线问题并不仅是日中两国问题，美国也相当关注。美国国防大学的INSS报告指出：中间线问题有可能引发中日纷争；这不止是海洋资源问题，更关系到海洋主权问题；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美国也应该加入其中；不仅仅是政府方面的讨论，还要充分重视民间对话及海上事故协定签署的意义。
（2）2000年以后，中国在日本海周边领域的活动频繁，中国海军也加大了和他国海军的共同训练，但缺少与日方的交流。
（3）为了使“东支那海”真正成为和平、友好、合作的海域，日中双方必须在领海问题、合作内容及方针政策等方面相互妥协、相互协作，以促进两国在东海共同开发中实现“双赢”。为了避免有事发生或者事态扩大，日中双方之间应该形成“3P”机制，即事前协商（Prior notification and consultation）、事态预防（Preventing incidents and accidents）、促进信赖（Promoting transparency and CBM）。在这一机制中，只要前两个基础成立就能形成双方的信赖关系，即事前协商＋事态预防＝达成信赖关系。其关键在于：充分理解双方军事文化，以避免双方的不信任；通过互访及共同训练等手段，发展一种实质性的、多国间的合作以及更多的训练模式。
针对金田秀昭的发言，蒋立峰做了以下回应。
（1）“东支那海”的说法是错误的，中国人民听到“支那”这个词都不高兴，中国学者绝不会使用“东支那海”这个词，“中国东海”才是中国学者可以接受的说法。
（2）所谓温家宝总理访日时就中间线区域共同开发问题达成协议的说法，也是完全错误的。中国不承认日本提出的“中间线”，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在中国东海的共同开发”。
（3）完全赞成在中国东海建立安全合作机制，学习日本与俄罗斯之间的做法也是可行的。
四、朝鲜半岛问题
作为中国和日本共同的近邻，朝鲜半岛问题、特别是半岛无核化问题无疑是双方关注的热点和焦点。对此，中日双方专家学者各抒己见，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激烈讨论。
武贞秀士首先提出关于中朝关系的几个观点：（1）中国是世界上对朝鲜最具有影响力的国家。（2）中美在共同参与的朝鲜核问题上并没有达到非常合作的程度，特别是2006年朝鲜核试验以后，中美两国在联合国的对立非常明显。（3）中国非常关注朝鲜半岛的发展动态。（4）对于中国来说，朝鲜有核武器也是可以接受的。关于以朝鲜半岛为中心的东北亚战略环境，武贞秀士认为发生了一些变化：（1）朝鲜南北双方的关系正在改善，突出表现就是南北首脑会议的召开。（2）随着美朝协议的签订，美朝关系迅速改善，美国将朝鲜列为继印度和巴基斯坦之后的扶持发展对象。（3）由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援助，目前朝鲜已经远离了崩溃边缘。（4）不同于安倍政权要求首先解决人质问题，新上台的福田内阁采取了新的对话方式以解决朝鲜问题。（5）朝鲜半岛南北首脑会谈标志着南北双方将主导半岛问题解决的进程，同时六方会谈框架也取得了相应成果，其他多国间协调模式也越来越受到重视。（6）朝鲜承诺将赋予韩国开发资源的优先权，中国、韩国和朝鲜将在资源开发领域形成新的竞争关系。
针对武贞秀士的观点，中国社科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研究员朴健一做了如下回应。（1）作为中国学者，不能对美国的事情下定论，但中国反对朝鲜拥有核武器是毋庸置疑的。中国之所以没有对朝鲜采取强硬的压制政策，是因为强制政策根本不能发挥作用。
（2）关于东北亚地区的“战略环境”变化，各国学者对此概念存在着不同的理解，而且其中有些变化是否算战略环境还值得商榷。
（3）赞成武贞秀士提出的观点，即朝鲜半岛关系的变化将影响东北亚各国之间的关系，如中朝关系、资源开发、铁路铺设等问题，但是目前这种变化还不是很明显。从现状来看，中韩两国的资源开发方式存在着差异，在朝鲜的资源开发领域还没有形成竞争关系。
（4）武贞秀士认为东北亚地区正在形成两个集团，一个以中国、俄罗斯、中亚和韩国、朝鲜为中心，一个以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为中心。但实际上，其中有些国家和地区并不属于东北亚范畴，而且更值得商榷的是“两个集团正在强化军事力量”，这是想象中的对立，实际并不存在。
第四，关于南北首脑会晤中提到的三方或者四方问题。在南北首脑宣言中提到“与朝鲜半岛相关的三方或四方集聚半岛进行会谈并宣布结束朝鲜半岛战争状态”，其中“三方”或“四方”成为最近争论的焦点。对此，他认为：一是宣言中并没有提到“建立朝鲜半岛和平机制”而是“结束朝鲜战争状态”，虽然两者相关联，但并不是一回事。二是据可靠消息，卢武铉会见金正日的时候称布什愿意同两人一道宣布朝鲜战争状态结束，而且布什也同意卢武铉将话带给金正日；而当时金正日回答中国也是重要的国家，朝鲜希望中国加入进来。对此，卢武铉也表示同意。后来双方在整理宣言内容时把两者都融入其中。所以，可以说实质上“三方”是不成熟状态，而“四方”才是朝韩双方达成共识的内容。
金田秀昭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疑问：布什在提到“三方”时是否是忘记了朝鲜战争和中美关系？
陈学惠对这个问题做了解答：所谓的“三方”，应该是停战协议的三方，即中国、朝鲜和以美国政府为代表的联合国，并不包括韩国，这是美国政府疏忽了。所以“结束停战协议”可以是三方，但“建立和平机制”则必须是四方，这两者不是一回事，但存在着联系。
关于朝核问题的解决，陈学惠提出了自己的见解：（1）“朝鲜核危机的出路”并不排除利比亚模式。（2）事实证明，中国政府采取的“促谈”形式非常有意义，朝核问题出现正方向发展的前景，相关各方都应继续努力，小心维护六方会谈成果，防止倒退。彻底解决朝核问题任重道远，需要各方立场的坚定和一致。（3）担心中国立场有所倒退是没有理由的，应该担心的是美国。日本与美国关系密切，应致力于促进美国不在朝核问题上立场后退。（4）在谈论朝鲜问题时，焦点一定要集中。人质问题要谈，但要有所聚焦，集中力量就主要问题进行有力磋商。在日本政府的利益排序中，应是去核优先而不是人质优先。
作为回应，武贞秀士指出：认为中国希望将所有核设施就地封存，但如果按照利比亚模式行事，所有设备都将交给美国，中国不能如愿。此外，关于日本的利益排序问题，如果不解决朝鲜核问题，日朝邦交正常化则不可能；如果不正式建交，日本不会正式对朝鲜进行经济支援。而在人质问题上，朝鲜派出调查团对日本人质问题进行调查，在此期间，福田政府承诺对朝鲜进行粮食援助。
在讨论中，陈学惠再次对利比亚模式进行了阐释：利比亚模式具有四个特征，即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政府认识到继续核事业对国家有害无利、内部发挥主要作用、外界对利比亚的安全鼓励，并不涉及核设施的最终归处，当然，交给国际原子能机构是比较妥当的做法。采取利比亚模式对中国的最大好处就是没有战争又实现了无核化，对日本也一样。
李春明指出，对解决朝鲜核问题，中国的态度是积极的，对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中国的态度也是坚决的。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中国、韩国、朝鲜、日本、美国、俄罗斯等各个国家都是有利的。其中，日本将成为最大受益国。同时，朝核问题的解决为伊朗核问题可以提供一个积极的先例，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用谈判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来解决争端将成为一个很好的范例，可以避免今后一些类似的尖锐问题付诸武力。
至于人质问题，李春明指出，虽然对日本的立场和观点表示同情和支持，也认为应该加以解决，但是人质问题和朝核问题相比，其重要性不一样。朝核问题是关系到亚洲安全和战略利益的重要问题，而人质问题只是战争和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不要把人质问题作为解决朝核问题的前提条件。日本政府应先把战略性的、长远性的大问题解决好，人质问题可以提出来并在适当的时候加以解决。
江新凤表示，在中国的确存在着认为中国不反对朝鲜拥有核武器、朝鲜使用核武器不会对中国不利等观点，但中国政府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的立场是非常坚定的。无核化对于7000万人的朝鲜半岛是非常重要的，对中、美、日三国是有利的，也是各国应该继续努力的方向。
针对武贞秀士提出的关于美国在韩驻军问题，蒋立峰表示，中国当然不赞成美国在韩国驻军。目前，美军驻扎在韩国最好的地段，而且需要更多的韩国士兵来保护。非常明显，美国驻军没有推动反而阻碍了南北统一。至于日本和中国对东北亚稳定将发挥什么作用等重要问题，则需要较长的时间来进行讨论。
五、中日经济安全问题
经济安全问题作为非传统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引起了与会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他们就中日经济发展、中日经济关系及中日经济安全进行了热烈讨论。
日方代表吉崎达彦首先围绕中国经济发展与国际金融市场前景的关系阐述了如下观点：（1）摩根斯坦利的最新经济分析表明，美国经济正处于危险境地，而中国经济的发展态势则比较好。可以说，世界经济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发展中心正在从以美国为中心的发达国家向以中国为中心的发展中国家转变。
（2）2007年夏季爆发的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可以称为十年来世界金融界的大事件。历史上的几次金融危机都引起了世界性变化，这是市场发展自身的周期性规律，特别是随着全球化发展，一国的危机会引起全球性波动。对于这种经济危机的全球性扩散，以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组织已经不再发挥作用。换言之，在全球化经济时代，主权国家的作用反而比较重要。
（3）亚洲金融危机后，各新兴国家都努力增加本国的外汇储备，中国也不例外。中国的外汇储备从1996年的1050.29亿美元迅速增至2006年的10663.44亿美元，增长了近10倍。如此巨大的外汇储备，意味着中国将为维持稳定的人民币币值付出沉重的代价。为此，中国政府必须采取措施将这些外汇储备“花出去”，其中一个途径就是中国于 2007年9月设立的主权财富基金（Sovereign Wealth Funds，SWF）。和私募股权基金有所不同，主权财富基金是政府投资和经营的政府行为，具有可怕的力量，具体表现在透明性不高、无规制、无期限和投资目的特殊等方面。主权财富基金孕育着风险，它到底是会引起世界的新恐慌还是世界混乱的救世主，引起了相关人士的共同关注。有人担心中国会用来收购美日等国的军工企业股权以威胁其国防安全。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瑞针对主权财富基金阐述了下述意见：
（1）主权财富基金作为一种新的投资形式，是20个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的，最初应用于阿拉伯的石油事业。中东石油国家计划将富余财富投入到国际市场上进行运作，以便把国家财富留给后人。美国、德国等对此持反对意见，认为这种投资形式会导致国际金融体系的风险增加。而持赞成意见的国家也不在少数，比如意大利、澳大利亚、英国等则认为这种投资方式让世界都分享了投资红利。
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为了维持人民币币值，有必要对外汇储备进行运作，即让“外汇走出去”。
（2）关于透明性的问题。目前，政府操控的主权财富基金和私人运营的私募股权基金在规模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根据摩根斯坦利的研究报告，全球的主权财富基金规模为2.5万亿美元，而私募股权基金中的对冲基金为2万亿美元。按照主权财富基金每年以4500亿美元递增的速度，到2015年其总规模将达到12万亿美元，而对冲基金的增值率为4倍，也就是说届时主权财富基金的市场控制力仅为对冲基金的三分之一。而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说明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不可测性导致了金融风险控制的难度，可以说私募股权基金本身的透明性更是一个大问题。
蒋立峰认为当前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地区差距越来越大。另一个国内外都关注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是否过热，特别是股市和房地产发展。其实，外国对中国的基金等资产投资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虽然北京对外国人购房作出限制，但房价依然持续上涨。不仅仅是股票和房地产，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成了热炒的对象。如果中央不能控制这种态势，风险将越来越大。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增强忧患意识，预防风险，但仍有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表现政绩而积极推动经济的过热发展。希望日本泡沫经济的教训，能够对中国有所启发。
吉崎达彦认为，中国不必如此担心泡沫破灭。从古至今的经济波动都是规律性的，特别是中国经济发展处于上升阶段，还比较年轻，适度的过热发展是可以理解的。日本的泡沫破灭是因为经济走向成熟阶段的对策不恰当，是一种政策性现象。目前，中国人民币汇率小幅逐步上调就是对策之一，希望不要出现“广场协议”后日元快速升值那样的现象。
中国社科院国际合作局副局长李薇表示吉崎达彦的观点比较新颖，思考方式值得学习，并就其提出的一些问题做了解答：
（1）关于投资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结汇措施，外汇储备越来越大。中国的外汇大都用于购买美国国债，同时又以高成本引进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投资，这本身就不划算。特别是目前美国经济发展转弱，中国不应该再大量购买美国国债，所以需要重新考虑中国外汇储备的使用。其中一个途径就是投资国际基金。中国购买了日本不会涉足的美国黑石公司股份，而黑石公司又反过来到中国进行投资，也就是说中国的资金赚了一圈、耗费了成本后又重新回到了中国市场上。现在已有学者对中国是否应该以这种方式直接进行投资提出了疑问。所以，就投资行为本身来说，中国没有任何经验，日本和美国不用过于担心。
（2）关于汇率问题。日元利率较低，外国投资公司和日本大公司凭借良好的信誉大量举借日元并通过各种方式在中国进行兑换和投资，可以说中国经济过热跟日元汇率过低有直接关系。
（3）中国泡沫经济和日本泡沫经济有所不同。日本泡沫经济时期，其物价指数没有上涨，而中国从2007年开始物价指数上涨。至于其产生的原因目前还存在分歧，有人认为是临时性的，有人认为是结构性的，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和分析。
（4）人民币升值问题。港股直通车方式意味着在中国打开资本自由化的缺口，是比较危险和不负责的做法，目前没有采用。而且金融学者认为中国资本市场的波动将直接影响世界金融市场。从对世界负责的立场出发，中国必须采取谨慎措施。所以，人民币小幅逐步升值是比较适合的。升值过快会影响到出口企业，而支撑这部分企业的劳动力大都为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是中国农村致富的主力军。在农村人口占多数的中国，必须考虑到农民的利益，这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吉崎达彦认为：黑石是尼克松时代美国设立的投资公司，看起来应该有些背景，所以日本对其上市感到不可思议。而当中国购买黑石公司股份时，日本国内又有人认为被抢先了。不管怎么说，黑石公司借此进入中国市场的做法是非常成功的。至于人民币升值问题，按日本的经验，贸易自由化和资本自由化之间有一定的时间间隔是比较合适的，利率自由化调整需要有一个缓慢的、整体的规划。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张季风就上述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1）中国的经济泡沫同日本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包括经济基础、企业表现等各个方面。中国现在的经济过热与70年代初石油危机后的日本经济发展相似。（2）赞成人民币缓慢升值的做法。（3）关于经济波动周期问题，虽然不太明确是否存在着规律，但从实际来看，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似乎也存在着十年周期：1985年是一个高峰，1995年也是一个高峰，2005年又是一个高峰。2006年日本对华投资急剧下降30%，2007年前三季度下降了24%。（4）主权财富基金这种由政府操纵的金融投资可能会对民间投资带来不利影响。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成立，主要是为了解决外汇储备过多的问题，日本没有必要担心中国会投资他国的军事产业和安全领域等。同日本一样，中国的外汇投资主要用于购买美国国债。而且中国外汇储备如此巨大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美国经济发展供给不足，需要外汇购买美国国债以实现资金回流，满足美国经济运转，也就是说美国经济的发展导致了整个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增加的原因，既有中国自身生产力提高的因素，也不排除为韩国和日本背负美国沉重的顺差包袱的因素。如果能够解决中国、韩国、日本之间的经济贸易不平衡，中日韩共同分担贸易顺差或合力对美国进行协调、促使其解决赤字，降低中国的外汇储备，中国投资公司的存在意义就没有那么突出了。
刘瑞认为：（1）日元超低利率促使日元套利交易不断扩大，是世界流动性过剩的源头。日本央行也希望对其进行调整以实现利率正常化。但实际状况是日元加息不明显也不宜再次加息，外部环境也不具备日元加息的可能性，日元超低利率将继续为世界资本流动性的扩大推波助澜。
（2）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问题。日本的利率政策和金融政策很难发展控制流动性的作用，中国的货币政策有效性也受到约束。中国经济中的流动性扩大，导致资产价格和消费指数的上涨。在此期间，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2007年多次加息并发行其他票据，力图控制资本流动性，但实际上效果并不十分显著，到9月底M2货币供应量增长率达18.5%，而人民币贷款也增长了17.1%。所以，在金融政策实施过程中控制流动性是非常困难的。
（3）中国目前的经济政策核心是和谐经济，为实现经济平衡发展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但依然还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包括发展差距问题、“三农”问题、投资问题、产业结构和发展模式、通货膨胀问题等。
蒋立峰在总结发言中表示，通过两天的讨论，此次研讨会就中日安全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和良好交流，与2006年相比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他希望研讨会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并表示将进行相应的宣传，以便民众更好地了解台湾和东海等敏感问题，也期待着2008年在日本再次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