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3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2008年9月27—2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国际合作局共同主办的“深化战略互惠构筑东亚和谐——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3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京举行。中日两国政治家、外交官员、国际问题学者等各领域代表80余人参加了会议。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武寅，日本驻华大使代表、文化公使道上尚史，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邱国洪和日本国会议员小野晋也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武寅回顾了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以来中日两国携手共进、和平发展的历史，认为这是一次非常重要而又及时的会议，希望两国专家学者能够共同评估当前中日关系形势，共同展望未来发展方向，共同为两国政府献计献策。道上尚史表示，不管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还是《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都在不同的领域促进了中日关系的发展，希望两国知识界通过研讨加强相互理解和认识，取得更加重要的成果。邱国洪则强调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中日关系30年发展中的指导意义和规范作用，认为研究新时代特别是日本政局发生变动的情况下如何发展两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小野晋也认为“深化战略互惠，构筑东亚和谐”的主题，内涵十分广泛，不仅需要中日双方学者坦率深入地交换意见，而且有必要扩大至东亚地区，各方学者都应积极为政府建言，为东亚和谐发展做贡献。
中华日本学会名誉会长刘德有、日本防卫大学校长五百旗头真、前中国驻日大使徐敦信和前日本驻华大使谷野作太郎在会上做了基调报告。在分科讨论会上，与会专家学者从政治安全、经济、社会文化等不同角度，认真总结了30年来中日关系发展的经验教训，共同探讨了实现两国关系美好前景的良策。在自由讨论阶段，由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蒋立峰提议，各位代表进一步围绕“中日之间的战略利益”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一、回顾缔约历史，展望两国未来
发表基调报告的几位代表用“温故知新”的形式，阐释了他们对《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关系的认识。
刘德有回顾了30年前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委，重温了条约的历史意义。他认为，中日两国关系的关键词应是和平、友好、合作、发展，而不应是憎恶、反目、对抗、战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日双方要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珍爱和平、维护和平，在中日关系第四个政治文件——《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的指导下，不断加深理解，增进信任，通力合作，为推动中日长期友好、开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全面发展的新局面而不懈努力。
五百旗头真认为，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中日关系的这30年可分为三个阶段： 1978年到冷战结束前的辉煌十年、冷战结束到小泉时代的僵冷低潮期、2006年秋开始的回暖阶段。福田首相同中国领导人之间形成的良好信任关系，使中日关系出现了突破性发展。他强调如果这种个人交往能够进一步发展成为两个国家间的相互信赖，将有助于维护中日间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和平友好关系并推动其深入发展。
徐敦信认为，2008年正值《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30周年和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这不是一种巧合，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互动关系。虽然中日关系曾经出现过一些波折，但通过双方的努力，中日关系已继续朝着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即使日本政局再次出现波动，鉴于两国的地理相邻性、经济互补性、文化相通性，中日关系的发展前景还是乐观的，重要的是双方要积极采取行动。
谷野作太郎指出，中日关系中不确定性和脆弱性依然存在，比如两国国民间的相互理解和感情问题。中日关系的发展，应该遵循“求大同、存小异”原则，在充分尊重对方的基础上，从更长远、更广泛、更高层次的角度来处理两国关系。同时，中日两国应该加强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合作，努力构建能够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做贡献的新型关系。
二、增进政治互信，构筑安全机制
在政治分科会上，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现实意义、中日加强政治互信、中日构筑安全合作机制等为议题，专家学者们各抒己见。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金熙德在发言中提出，对未来的中日关系，既要看到可加利用的客观条件，也要充分考虑到不确定因素，未雨绸缪，趋利避害，争取实现可持续的共同和平发展。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刘江永为促进中日关系保持健康发展、两国政府建立牢固的政治互信、两大民族实现真正的心灵和解，从两国政府、民间、媒体等参与者的立场和安全防务、东海共同开发、地方交流、战争遗留问题等具体层面提出了十点建议。日中协会理事长白西绅一郎认为，中日关系不应仅仅是静止的、维持现状的、经济层面的互惠关系，而应该朝着发展的、面向未来的、综合性的战略共同发展关系前进。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高洪具体分析了中日实现政治互信的理论前景和现实意义，认为中日之间的第四个政治文件是两国政治互信的里程碑；未来要加强和巩固这种政治互信，不仅需要就两国的未来发展和长远利益达成共识，还需要进一步寻求东亚共同的价值观，在文化意义上构筑中日战略互惠。日本大学教授近藤大博则分析了日本杂志在小泉、安倍、福田时期的不同论调，特别介绍了关于北京奥运会的相关报道，进而强调媒体在增进中日两国相互理解和信任方面的重要作用。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吕耀东、香港大学教授张维良、日本皇学馆大学教授清水美和等人，还分别从和谐世界中的中日关系、美国因素与中日关系、首脑外交下的中日关系等不同层面，论述了中日关系的发展现状和未来前景，为增强两国的政治互信出谋划策。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怀中针对日本对华安全政策倾向中存在的问题，对未来构筑两国安全合作机制进行了展望，认为中日双方应该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把握关键领域并不断摸索扩大合作领域，以期实现两国在安全领域的战略互信。
三、推动经济合作，共御国际风险
经济合作是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特别是当前世界经济风波迭起，更增加了学者们关注中日经济合作问题的兴趣和难度。在讨论中，中日双方经济学者主要围绕着以下问题进行了交流。
关于中国宏观经济发展与日本的经验教训问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从“中国经济发展过热现象与日本泡沫经济”的比较研究出发，提出中国在分析借鉴他国经济发展经验教训时应更加慎重和科学，以免借鉴了错误经验而误导政府决策。针对他所提出的“日本泡沫经济”，日中产学官交流机构特别研究员田中修和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研究员津上俊哉分别对日本在高速增长时期和稳定增长时期中所经历的三次泡沫经济及其相应的对策进行了说明和分析。他们认为中国不能照搬日本模式，应根据中国国情来调整经济发展战略。
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雪松介绍了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并在对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外需的影响进行了相关数量分析后初步判断：如果明年国际经济形势不再显著恶化，在落实“一保一控”方针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平稳快速发展历史将有望继续延长。同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金碚则用树根与树冠的形象比喻，阐释了实体经济与虚体经济的关系，认为中国应借鉴日本泡沫经济的教训，重视以高新技术为支撑的工业发展，进一步巩固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
美国的次贷危机是中日学者们关注的热点话题。与会代表都认为在这场经济博弈中，中日双方利益攸关，必须加强合作。日本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高桥亘认为，加强两国央行之间的合作有助于增强两国金融系统的抗击能力和危机应对能力，而且两国央行之间已经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基础。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樊勇明提出，在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中国和日本都处于被动局面，受制于美国经济的波动，中日两国可以借鉴欧元区的做法，通过建立地区货币增强地区经济的实力和抗击能力。对此，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中日两国乃至亚洲地区的货币合作已经有过先例，中日两国应该抓住美国次贷危机这一契机，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亚洲债券基金和亚洲货币的发展进程。
此外，全球环境变化也促成了学者们对金融与气候之间的关系的关注。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陈虹特别强调了环境变化对世界金融市场的影响，认为中国应该借鉴日本的战略布局，尽快转变投资模式，增强国民经济的环境竞争力。同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张季风则主要强调了中日两国在节能环保领域的合作，认为中日在节能环保领域的合作已经拉开序幕，但鉴于其具有的深远战略意义，中日两国应建立“中日节能环保基金”，从制度上保障双方在该领域的协作。日本学者赞同中日双方应该加强节能环保合作，同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如谷野作太郎认为中国应该加强节能环保领域的法制建设；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北京事务所所长佐佐木伸彦则举例说，从节能减排措施来看，政府的相关政策具有不可忽视的制约功能，但其发挥作用的基础是企业具有节能环保的意识和能力，要做到这一点，市场的作用才是最重要的。
四、加强文化交流，促进相互理解
在中日文化交流论题的讨论中，与会学者普遍强调了文化对两国关系的重要作用。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副秘书长高海宽认为，在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问题上，应重视政治与文化之间相互关系的影响，重视文化和友好传统，把握中日关系大局。他强调两国媒体及网络文化应该更加负责任地发挥其优势和特殊作用，促进中日两国国民增进理解和信赖。
日本皇学馆大学校长伴五十嗣郎指出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对日本具有重要影响，传统文化交流对中日关系发展的作用不容忽视。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崔世广认为，大众文化具有广泛性和社会性，有利于增进相互理解与民间友好，双方需要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交流。同所助理研究员张建立以中国象棋与日本将棋的游戏规则的比较研究说明中日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异同，认为两国在思考双边关系的时候，需要把握文化的差异，谨慎走好中日关系这盘大棋。
鉴于中日青少年交流高潮的不断掀起，日本皇学馆大学事务局局长大竹辰也介绍了该校接待中国学者及留学生的情况。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秘书长徐启新也强调，加强中日青少年交流是改善两国国民感情的重要途径，中日两国应该加强在政府、地方与民间等各个层面的青少年交流。日本青年能力开发协会代表崛添英人指出，进入新时代，中日青少年交流活动面临着不少问题，需要双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有关部门的配合，以便在更广泛的领域增进中日青少年之间的相互了解和认识。
五、明确战略利益，探索实现途径
在对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领域进行了专门讨论之后，与会代表又围绕讨论会的中心议题“深化战略互惠、构筑东亚和谐”进行了综合讨论。
蒋立峰认为，此次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核心议题是怎样理解和落实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怎样使其为构筑东亚和谐发挥作用。讨论战略互惠关系，应该从更长远、更高端、更广泛的领域来思考中日之间真正的、共同的或接近的战略利益。例如，两国在高新技术事业、地区安全事业、共同历史研究等方面都应该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和探讨。论及东亚和谐，他认为东亚和谐不仅仅关乎国际关系的和谐，更涉及民族之间的和谐、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等。中日两国应该在诸如共同治理沙漠化问题等更广泛的领域建立更有效的合作机制。
关于“和谐”，有中国学者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古今两个“和”字造型出发，提出不管是在古代还是现代，“和”都需要人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共同作用，这与此次会议的主议题不谋而合；要想实现东亚和谐，需要中日从双方的共同战略利益出发，深入考虑那些已知、未知甚至是非知的问题。其他学者也从各自的专业领域出发，再次对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相关内容和东亚和谐的实现途径进行了阐释和讨论。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日本和中国都应该正确给自己定位，并采取措施以增加相互理解，促进战略互惠；两国应该制定以和为中心的战略，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贡献。
在闭幕式上，中国社科院国际合作局副局长李薇进行了会议总结。她重申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重要历史和现实意义，同时指出中日关系在友好发展的主流之外也存在着一些错误的支流，需要中日双方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相互沟通，相互交流，以增进理解和信赖。她认为此次国际学术讨论会内容充实而富有新意、气氛热烈而充满友好，是一次成功的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