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战略互惠稳定发展——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于
在开幕式上，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武寅、日本驻华大使宫本雄二、中国前驻日大使徐敦信、日本前驻华大使谷野作太郎分别做了致辞。中国文化部前副部长刘德有、日本众议院议员猪口邦子、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崔立如、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北冈伸一、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蒋立峰做了基调报告。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邱国洪、日本驻华公使道上尚史做了特别演讲。之后，中日两国学者围绕会议的主题“战略互惠、稳定发展”，从中日政治安全关系、中日经济贸易关系、中日文化与民间交流、区域合作与中日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且富有成果的探讨和交流。
一 构筑战略互惠关系
（一）战略互惠关系的形成过程
2007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35年如白驹过隙，两国关系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其中凝聚了众多掘井人呕心沥血的努力。日方有学者认为，过去的35年不仅是中日两国成长和发展的岁月，而且也是国际关系格局风云变幻的岁月。有中方学者指出，由于国际形势和两国自身情况的深刻变化，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跨度较长的动荡期。在此期间，双方的摩擦不断增加并愈演愈烈。由于小泉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无视周边国家的反对和日本国内的反对呼声，顽固坚持其错误立场，导致中日关系出现了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为严峻的局面，使两国政治关系走入了死胡同。2005年底,随着双方高层接触的中止，两国政治关系跌到了谷底。中日关系的严重恶化，不仅直接损害了两国的战略利益，而且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2006年10月，新任日本首相安倍实现对华访问，双方就构筑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共同克服政治障碍、恢复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交往与对话、正确评价两国的发展道路、加快东海问题磋商进程等达成重要共识。此次访问，打破了中日间的政治僵局，为两国关系的改善与发展开启了大门。2007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日，双方就妥善处理两国间的主要分歧进一步统一了认识，并就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精神、基本内涵及将采取的实际步骤达成一致。此次访问还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中日文化体育交流年”拉开了帷幕，并使2006年10月以来两国关系改善的成果得以巩固，也使两国关系朝着建立战略互惠的正确方向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与会双方学者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中日两国同为东亚地区的重要国家。从相互影响的方面看，中日两国堪称一个“利益共同体”。中日关系友好和谐、持续发展，不仅是这个“利益共同体”的需要，也是和平与发展的多极化时代的需要，对构建和谐东亚及和谐世界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中日关系从形成战略对话到建立战略互惠关系，呈现了战略层面的深层调整，揭示了战略关系的本源，反映了国际形势走向和大国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这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在曲折发展中取得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战略定位。
（二）战略互惠关系的主要内容
中日两国学者亦认为以安倍首相的“破冰之旅”和温家宝总理的“融冰之旅”为标志，中日关系出现了重大转折，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不仅意味着中日两国首脑交流的重启，还就两国的战略互惠关系达成一致，具有划时代意义。在战略互惠关系的定位中，双方确认了战略互惠和共同发展，并阐明了两国对亚洲以及世界所肩负的责任。2006年10月，中日两国领导人在北京举行的会谈，使一度陷于僵局的中日政治关系有了转圜，两国关系的战略定位出现了积极变化。会谈后发表的《中日联合新闻公报》指出，要“把中日关系推向更高层次”，“努力构筑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实现中日两国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崇高目标”。这表明，中日两国关系的定位，第一次被提升到战略的高度。中日双方的这一定位表明，两国只有从战略高度看待和重视相互关系，维护各自与相互的战略利益，才能使中日关系经受住考验，保持相对的稳定。针对《公报》的内容，日方有学者认为，实质性内容方面的表述仍有所欠缺。2007年4月，中日两国政府就构筑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规划了双方的合作领域，拟订了改善中日关系的具体行动计划，使人们看到中日落实战略互惠关系切实可行的实际步骤。从会谈后发表的《公报》来看，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主要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及国际事务五个方面：（1）政治方面保持并加强两国高层往来，努力提高各自政策的透明度；（2）启动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机制；（3）加强在能源、环保、金融、国防等领域的对话和交流；（4）坚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5）今后五年大规模邀请中国高中生访日等。中日两国在上述的多重领域达成共识，具有重大意义。今后，两国应按照达成的上述共识，同心协力去实现各方面的合作。双方通过会谈确立的宏观性、全面性、长远性的这一框架，为发展今后的中日关系指明了确切的方向。
（三）战略互惠关系的内涵
中方学者指出，“共同的战略利益”催生出中日两国间的战略互惠关系。在全球一体化和信息化时代，两国作为毗邻在东亚的两个大国，无论哪一方的发展都不能完全排除或无视对方的存在和影响，唯有寻求重大利益与一般利益上的一致性，进而构建和谐的大国关系，才有可能充分实现自身的核心战略利益，在上述全局性筹划与指导过程中才能预期和获取有形与无形的长远正面效益。中日共同提出了“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为确保两国关系向更加稳定、成熟的方向前进提供了一种新的基础和规范。有日方学者对“战略性”一词从学理上予以界定，认为其涵盖了“具有综合性”、“从大局出发”、“具有长期性”的意义，亦即不要把如今的具有广泛合作领域的两国关系看做是政治、防务、贸易、投资、环境、能源等问题的单项关系来分别考虑，而应将各种问题相互联系在一起进行综合性考虑。再有，不要只顾眼前，要从大局出发，从战略角度来处理两国关系。
二 落实战略互惠关系
在讨论会上，日方有代表认为，为了稳定发展战略互惠关系，两国应该在以下四个方面做出努力：第一，两国之间具有许多重要共同利益的同时，拓展这些共同利益符合两国的国家利益。第二，两国共同利益的实现需要以相互理解和相互信赖作为前提，相互理解和相互信赖的取得必须进行换位思考，并且为了取得对方的理解而真诚说明己方的立场。两国应该相互积极评价对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模式，而且就本国的国家发展方向及方针坦诚相见。第三，两国对世界担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两国现已成为不仅对亚洲，而且对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具有重大影响的大国，构筑良好的合作关系是时代赋予两国国民的使命。两国国民应以大国国民之风联合行动来实现这种使命。第四，两国关系的基础归根结底在于两国国民之间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促进各个层次的交流和相互理解乃当务之急。同时，两国之间还应扩大和提高两国间信息交流的数量与质量，因此出版界、媒体、学术界肩负的责任尤为重大。中方代表则用更加精练的语言概括了中日关系的理想模式：以共同利益和人民意愿（和平、发展、贡献）为动力，四个车轮（政治互信、经济互利、文化互融、民间互尊）一起转动，使政治安全关系更加牢固，经贸科技关系更加强劲，文化交流关系更加活跃，民间交流关系更加顺畅，实现友好和谐、共同发展。
（一）中日政治安全关系
首先，巩固政治基础要做到政治互信。日方有学者指出，日中战略互惠关系具有广泛的内涵，两国应在双边、区域合作以及国际社会等相关的层次上广泛发展互惠合作，在解决各自悬案的同时，扩大共同利益，进而建设性地为国际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贡献力量。在双边关系问题上，如果单独考虑个别问题，难免陷入零和游戏的陷阱。两国应相互协调、相互理解，根据情况双方还可以友好往来、互相配合。两国如果在双边关系以及东亚问题能够步调一致，发出同一个声音，必将为世界所尊重，也有助于提高两国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力。同时，在中日政府构筑战略互惠关系的过程中，两国执政党之间的对话机制也发挥了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保障了两国政府之间的谈判沟通的顺畅。其次，中方有学者提出，在中日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大前提下，推动建立战略互惠性的军事安全关系是应该的，也是可能的。目前，中日关系中还存在不少挑战，两国在军事安全领域的战略互信缺失严重，因此，推动两国建立战略互惠的军事安全关系任重而道远。为此，中方也有学者建议中日两国必须做到“五要”和“六不要”。“五要”包括：（1）两国都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2）都要坚持防御型军事战略；（3）都要相互正确战略定位；（4）都要承认对方的正当政治诉求与合法权益；（5）都要在双边和多边机制中积极合作，争取“双赢”。“六不要”包括：（1）两国都不要挑战对方的核心国家利益；（2）都不要干涉对方内政；（3）都不要主动把对方视为假想敌；（4）都不要进行威胁对方的军事行动；（5）都不要使用军事力量或威胁使用军事力量解决两国之间的争端；（6）都不要参加针对对方的军事联盟。
（二）中日经济贸易关系
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以来，日本一直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直接投资国和技术来源地，同时又是与中国政府间资金合作的主要伙伴。截至2003年，日本是中国连续11年的最大贸易伙伴，而中国是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2004年以后欧盟和美国分别上升为中国第一和第二大贸易伙伴，而日本下降为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含香港）也取代美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尽管如此，日本对中国来说，仍然是很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中方有学者认为中日经贸合作的突出特点是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与双赢性。首先，其互补性主要体现为：（1）劳动力与市场等方面的互补；（2）产业结构、贸易结构以及生产、流通等方面的互补；（3）现阶段互补远大于竞争。其次，其双赢性主要体现为：（1）中日贸易对双方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2）技术、资金流动的双向效应；（3）中日经济合作的扩散效应；（4）中日经贸合作缓解了日本社会矛盾。中日经济合作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良好的发展，除了双方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和双赢性之外，在中日经济合作进入市场化轨道的过程中，形成“投资与贸易相互促进”的互动机制也非常重要。这种机制有效地促进了中日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也增强了中日经济间的依赖程度。
（三）中日文化与民间交流
文化是中日两国构筑战略互惠关系的重要方面。中方有学者指出，长期以来，日本是与中国开展文化交流最活跃的国家，其交流形式、种类和项目总数一直居于首位。中日间的文化交往始终没有间断，并已成为沟通彼此心灵、联结人民友谊的坚实纽带。2007年4月发表的《中日联合新闻公报》指出：“双方密切配合，确保中日文化体育交流年取得积极成果。”今后，要“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而且“双方就在对方首都互设文化中心达成一致”。可以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当中日两国互设文化中心时，两国的文化交流无疑会出现一个新的局面，迎来新的发展。与会者还纷纷指出，大规模的中日民间交流对形成市民参与型的中日友好关系也很重要。目前，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而举行的“中日文化体育交流年”的各种活动在两国人民的支持下顺利进行，两万人的交流计划已经达到三万人的规模。文化在拥有普遍价值的同时，还有宣传本国魅力的作用。这种宣传借助音乐、动漫、电影、电视等大众文化的生动方式，虽不能自动消除政治、安全保障、历史等方面的问题，但在消除偏见方面能够发挥一定作用。
（四）区域合作与中日关系
20世纪90年代末，建设东亚共同体成为本地区各国的共同目标。从理论上讲，东亚共同体就是指东亚各国在经济、政治、安全、文化上最终走向一体化。从实践上讲，在建设东亚共同体的过程中存在诸多的困难，需要花费漫长的时间，各国对近期、中期、远期的东亚共同体建设的成员、侧重点以及具体进程等方面的看法也各有差异。中方有学者提出在实现一体化的优先顺序上出现了四种不同思路：（1）先经济，后政治与安全，最后是文化；（2）先政治与安全，后其他领域；（3）经济与政治、安全并行；（4）先文化，后其他共同体。其中，最有可行性的一体化顺序应当是：第一阶段，先经济，后政治与安全，但个别国家和地区则应是政治与安全先行，如朝鲜半岛；第二阶段，经济与政治、安全并行；第三阶段，文化认同成为主要内容。目前，东亚共同体建设尚处于经济一体化的初期阶段。因此，东亚地区要实现政治、安全、文化的一体化还要走非常遥远的路程。在地区问题上，中日两国担负着历史赋予的重任。在东亚区域合作中，如何创造东亚政治合作的有利环境是非常重要的。日方学者提出，在构筑良好的日中关系的同时，亦应维持良好的美中关系。美中关系如果恶化，势必对作为美国同盟国的日本继续维持日中关系造成不良影响。同时，日本不应对美中关系的密切化感到恐惧，而应将其视为符合日本的利益而加以推进。
努力推进中日两国战略互惠关系，实现共同发展，还必须努力排除一些干扰因素。中方有学者特别强调中日关系转折的基础仍然具有一定的脆弱性，台湾问题、历史问题、东海问题等热点依然存在，两国关系持续恶化期间形成的双方民众感情严重对立的状况难以迅速改变，双方深层次的相互猜疑更不会在短期内消失。因此，为使构筑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取得进展，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全力巩固中日关系改善的成果，使中日关系的转折不可逆转，实为两国的首要任务。为此，双方必须坚持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同消除政治障碍的共识不动摇，妥善处理历史问题并防止其重新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重大障碍，精心保持与发展两国间的高层交往，使其经常化、多样化、机制化，成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控制和处理双方分歧的最重要的机制之一。
此外，两国关系的改善不会一帆风顺，有些问题可能会出现暂时的反复，有的摩擦可能会以不同的形式重新显现，有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对两国关系造成更加严重的损害。随着2008年初台湾“总统”选举的临近，台独势力的分裂活动正在使台湾问题重新凸显，该问题现已引起双方高度重视，且中方有学者特别提到日本在处理该问题上尤应自律。总之，在当前乃至今后一两年内，慎重、妥善地处理好两国间的主要分歧，包括可能出现的新的分歧将至关重要。
在继续控制与缩小两国分歧、巩固两国关系成果的同时，双方还要抓住机遇，积极稳妥地扩大合作，推进战略互惠关系取得实质性进展，为中日关系开创更为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