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杨栋梁教授在《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知行》的基调报告中，深入分析了“知行”的概念内涵及日本人中国知行的发展历程。他指出，近代以来日本人的中国知行贯穿着如下规律：第一，“利益准则”。“国益”是战前日本使用频率颇高的词汇，即便是赤裸裸的侵略扩张行动，只要打出为国家、为民族的旗号，总能最大限度地获得社会大众的认同。第二，对华认知上的“近视”和“远视”。为了“认识”中国，近代日本“投入”巨大，得出了对中国现状较为客观的“认知”和判断。然而，除了极少数头脑清醒者外，“中国通”及知识界精英们普遍低估了中华民族的内聚力、抵抗力和巨大潜力，并以此误导了民众。第三，对华态度上的实力主义依据。第四，对华行动上的机会主义表现。近代以来日本在与中国的交往中，善于捕捉和利用中国与国际社会（列强或大国）的矛盾，其行动上表现出了强烈的机会主义特征。 

　　南开大学的赵德宇教授、山东大学的邢永凤教授采用历史学的方法对近世日本人的中国观做了深入剖析。赵德宇教授在《杉田玄白的汉方医学观》一文中，以江户时代著名的“兰医”杉田玄白为案例，指出杉田玄白经历了从“取兰弃汉”到“兰汉折中”的曲折回归的认识过程。这个循环的完成，才基本确立了他对中医以及中国思想的客观评价。他以西洋文化为参照系，把作为中华之国的中国降到万国中之一国的地位，从而也否定了中国文化的唯一绝对性，将中国文化降至世界诸多文化之一的位置。他判断中华文化优劣的标准有二：其一，是否符合西洋合理主义，其二，是否在日本社会具有实用性。可以说，杉田玄白的中国观不是一种文化论，而是基于科学和实用主义的思考。邢永凤教授则以近世日本的知识分子为中心对日本近世的对外认识和自国认识做了深入分析。 

　　厦门大学的吴光辉教授、西南大学的谭建川副教授和日本岐阜圣德学园大学的横久保义洋博士对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观做了深入考察。吴光辉教授在《“中国形象”的话语建构与想象空间——以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考察为中心》一文中指出，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中国纪行最为生动而直接地再现了近代中国的风土人文，亦对日本人的“中国形象”的形成与转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过，其之所以得以树立起来，根本首先在于排斥汉学式的、观念性的中国认识与中国研究，而是要将中国的现实、尤其是中国人的现实拉入到日本人的考察视野之中，通过再现中国，解剖中国、批判中国，来确立日本近代化发展的一种“合理性”与“合法性”。谭建川副教授在《日本近代小学教科书的中国形象》一文中从小学教科书的角度入手，分析了日本人的中国观。他指出日本的中国形象的生成与转化、断裂与延续不仅是纯粹的观念与文化的问题，而与近代日本扩张过程中中日之间力量关系的结构变化和中日两国的国家走向紧密关联。正是特定时代中日之间存在的权力关系、政治抉择决定了日本论说中国的话语模式。横久保义洋博士则在《日本近代中国研究者对中国的理解和不理解》一文中，以三位汉学家为案例，深入分析了日本汉学家的中国观，反思了现实中“理解”的艰难与必要。他指出，近代以来日本汉学学人群体的形成过程具有如下特征：一方面他们继承了江户时代儒学的流风余韵，另一方面又受到西方史学、哲学的诺大影响。他们中的一些人虽然亲自西渡禹域，甚至接触过当地的鸿儒或庶民百姓，但不可否认他们的中国观仍有失偏颇。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崔世广教授、天津社会科学院田庆立博士则对战后中日两国国民的自他认识做了深入分析。崔世广教授在《现代中国人日本观的结构》一文中指出，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年来，中国人的对日认识经历了从接近到友好，再从冷淡到疏远的周期性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民对日印象的结构有着明显的特征，既存在着过去侵略历史与现代社会两极对立的结构，也存在着戒备与期待同时并存的心理特征。崔教授认为，对进入“不惑之年”的中日关系而言，化解两国国民感情的对立，改善相互印象，增进相互理解是一个重要课题，而加强中日文化交流是一个有效的途径。今后的中日文化交流应该：第一，重视培养中日民众的友好感情；第二，努力发掘中日文化的魅力，并进行有魅力的文化交流；第三，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潮流，努力克服东亚各国存在的精神、文化的“脱亚”现象，致力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形成。田庆立博士则围绕战后日本“自我”主体性认识的确立做了深入分析。他指出，战后日本“自我”主体性的确立，既有意识地从本民族主体中挖掘内源性的天皇制精神资源，以期达到增强民族凝聚力和统合国民的目的，也积极地吸纳和整合外源性的美国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加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自由主义阵营，并以“和平国家”和“民主国家”自居，期望在世界范围内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和发展国家软实力。在“中国崛起”之后，由于中日之间呈现“两强并立”的格局，日本审视和观察中国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自卑感和警惕感潜滋暗长，两千年来处于强大中国笼罩之下的历史意识与中国迅速崛起的现实叠加在一起，导致“中国威胁论”的论调在日本各界甚嚣尘上。 

　　北京大学的尚会鹏教授和华侨大学的游国龙博士从心理文化学的角度分别对日本人的自我认同和大东亚共荣圈进行了深入分析。尚会鹏教授基于心理文化学的“心理社会均衡”（Psycho-social Homeostasis）和“基本人际状态”（human constant）两个核心概念，指出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是“缘人”（相对于西方社会的“个人”和中国社会的“伦人”），日本不是个人社会，而是“缘人社会”。“缘人”的自我认知具有独特的形式，这种“自我”既不是独立的，也不清晰，它的界定主要取决于与他人的关系。这是一种自-他协调型自我，或个我与群我相融合的自我。自我的不确定性常常伴随着安全感的缺乏，而这又常常产生焦虑。日本人论的盛行反映了日本人自我认同上的文化焦虑。游国龙博士从心理文化学的视角指出，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独特“国体”向外投射的表现。日本被视为巨型“家元”组织，天皇家被视为本家。日本以大东亚共荣为名，把家元式等级强加在中国人身上，其目的是试图改变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　　 

　　独协大学的饭岛一彦教授、复旦大学的徐静波教授和厦门大学的郭颖博士从文学的视角对日本人的世界认识和中国认识做了深入分析。饭岛一彦教授在《时代小说中的日本人的世界认识——从藤泽周平的<桥之物语>说开去》一文中对《桥之物语》一书中所包含的日本人的“此岸”、“彼岸”和“境界区域”认识做了深刻分析。他指出“彼岸”通常是“此岸”所无法看到的、无法理解的异质世界。“此岸”是处在身边的、能够清楚看到的世界。“境界区域”则是处于两者之间、能够模糊地看到且能建立起与“彼岸”联系的世界。这种结构是可变的，在此之前模糊的存在也会忽然清晰起来，从而从“境界区域”转变为“此岸”世界。反之亦然。徐静波教授以日本诗人金子光晴为案例，探讨了近代日本人的中国图像。他指出金子光晴对近代中国的感知和描述，除了时代的共同印记外，更多地具有个人的色彩。金子光晴囿于日本本土的沉闷而希求一种解放的感觉，对多元文化并存的五光十色的上海感到刺激和新鲜；他具有世界主义视野和人道主义精神，在京津一带看到日本人飞扬跋扈的征服者的姿态时，他内心感到更多的是愤懑和痛楚。郭颖博士则以“和臭”、“和习”、“和秀”为中心对日本汉诗、日本人的中国文化观做了独特的分析。 

　　北京大学的刘金才教授、日本法政大学的王敏教授对中日间的相互认识进行了深入解析。刘金才教授在《中日相互认知的差异与“文化冲突”》一文中指出，在讨论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认知和理解时，既要重视两国文化类型的差异，还需关注两个民族之间的历史关系问题。“师生强弱胜败角色反复易位”和“恩怨情仇交织”的中日关系史，对于中日跨文化 

　　认知和相互理解势必造成如海德格尔所说的理解主体之间作为理解前提之一的“先有”——历史和文化传统之隔膜。因此要寻求中日民族间的文化认同，就必须强调双方相互客观、理性地认知对方。消弭或缓解中日之间的“文化冲突”，在认知对方时，按照“文化多元共生”理念所要求的“以异质性的他者文化的存在为前提”，尊重彼此文化的差异。王敏教授则在《自他相互认识的摸索——通过参与“国际日本学”研究》一文中，在详细介绍“国际日本学”研究的内涵和发展过程的基础上，指出“国际日本学”研究通过日本学者与外国学者的合作研究，增进了彼此信息的交流，深化了相互学习，以彼此为参照系促进了“地域学”的发展。     

　　南开大学的刘岳兵教授在《从“清谈”到“切实的问题”——周作人日本论的启示》一文中，围绕周作人的日本人论做了阐述，他指出周作人翻译了不少日本文学的原典，如《古事记》，但他仍然一再表明自己的译本在学术上的贡献很有限，并期待着更好的译本的出现。这种自知之明，在意欲创新范式的今天，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此外，洛阳外国语大学的肖传国教授、湖北大学的郝祥满副教授、山东省青年政治学院管秀兰副教授、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汤重南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邵建国教授、外交学院苑崇利教授、北京旅游学院纪廷许教授等都在会上做了精彩的发言或评论。 

　　总之，这次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通过这次会议增进了学者们之间的交流，加深了中日两国学者对两国自他认识的了解和把握，对于增进中日两国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