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海洋战略与对外政策目标研讨会会议纪要
一 日本海洋战略的历史演变
在研讨会召开前,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党委书记高洪发表了致辞,高洪首先对“日本海洋战略创新工程课题组”研究的意义、目的与范畴进行了简单介绍,然后他指出:目前中日关系处于僵局,主要原因仍在于日方对改善对华关系没有诚意,尤其是最近不断在钓鱼岛和历史等敏感问题上制造事端,日方一边在行动上给两国领导人的正常交往制造困难,一边在口头上嚷嚷着要对话要会晤,这是一种典型的两面派做法,明显有悖于起码的外交原则,而目前中日关系的形势与“日本海洋战略与对外政策目标研讨会”其实是有着直接关联的。高洪认为,在日本海洋战略或东海斗争意义上,不能牺牲民族利益,更不能放弃国家权益的基本精神,基于对基本形势的判断,应该有一个比较靠谱的出发点,这就要求我们研究人员,要做长期斗争的准备。高洪认为: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完善历史证据链,一是寻找新的国际法法理依据;要特别强调三个新,一是新的证据,再一个是对既有的历史证据作出新的解释,还有就是对国际法按照新的现实情况拿出新的论段,这就是总的精神和当前的形势。
研讨会首先以“日本海洋战略的理论支撑及历史经纬”为主题拉开了帷幕。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日本海洋战略创新工程课题组”首席专家吕耀东就“日本海洋战略及其政策”为主题进行了主旨发言,吕耀东的发言同时也是该研讨会的基调发言。吕耀东认为:从近年来日本海洋战略的一个动向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海洋战略是与其国家发展战略是有关系的,日本现在追求的是成为一个正常国家,那么在成为正常国家的路径过程中,也涉及到几个模式,比如经济大国、贸易立国,包括环保大国,但现在实现正常国家的路径有一个变化,就是日本想成为一个海洋大国。吕耀东简要介绍了日本的海洋基本法和海洋基本计划,海洋基本计划是每五年出台一次,里面包含两个内容,一是开发,一个就是海洋的基本安全保障。吕耀东认为,日本海洋战略这几年来特别注重的是,一是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二是海洋安全,三是国际合作。吕耀东还就今年出台的日本海洋基本计划进行了分析,第一就是强调的是开发海洋资源,第二是表明将完善海上保安厅与海上自卫队的机制,加强日本相关部门的合作,第三就是确保离岛的安全和振兴,进行国际合作;其实第一点不过是个幌子,比如说开发可燃冰资源等等,这不过是想利用开发资源来扩展日本对于专属经济区的实际控制,也就是说本质上是为了巩固日本的海洋权力;第二点是完善海上保安厅和海上自卫队机制,这种机制更多的还是为了应对钓鱼岛问题,例如,如何完善海上海保厅对中国海警或者海监的监视;第三点关于离岛的振兴,出台了相关的法律,包括对一系列离岛的命名等,还有固化日本对于西南诸岛的控制。
吕耀东还认为:价值观外交,从某种层次上来讲是日本的一个手段,日本更多的是想通过价值观外交这种理念来网罗一些国家形成一种对抗中国的联盟,以制造一种海洋国家和陆权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对抗;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时期的国际大背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日本和美国,尤其是日本,对于和中国是不是继续维护过去那个时期所存在的那种关系要进行全面的评估,所以才导致了后来发生的钓鱼岛问题的升级,现在需要对中日关系进行新的定位。吕耀东又认为,为什么说中日关系会处于僵局,今年7月,安倍在“日本海洋日”那天提到这样一些话:过去我们是一个岛国,是海洋来保护我们这个岛国,那我们现在已经演变到了我们来保护海洋,因为我们已经是一个海洋大国了,我们来保护海洋,不仅仅是保卫我们自己的海洋,而且还要保卫周边的海洋;这些话意味深长,可以说日本已经从一个被动的海洋国家正在逐渐走向一个进攻性的海洋强势国家,这应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接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王珊以“从‘岛国’到‘海洋强国’——日本海洋战略的嬗变”为主题进行了发言。王珊指出,日本是一个海洋国家,日本对自己的定位、身份认同有一个转换和过程,在2000年的时候,日本明确了把自身从岛国定位为海洋国家,就是说这个转换定位是有着深刻的地缘政治意义,包括对外战略在内都有这样一层含义在里面,日本重视海洋,还是跟日本的起步——明治维新之后几乎是同步的,步入近现代国家之后,日本国力快速强盛,面向海路寻求突破,有几次重大的过程,第一次就是围绕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接收南太平洋岛国的德属和荷属殖民地,是日本第一次向海洋扩张,实际上如果再早一点,明治维新之后不久日本就去了台湾,但比较成型的是一战以后,到20世纪20年代初日本正式设立了一些管理南太平洋岛国殖民地的机构,比如设立南洋厅,就是专门管理海洋事务的,到二三十年代时日本围绕着“南进还是北进”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究竟是“海主陆从”还是“陆主海从”, 围绕着日本的国家战略走向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这些都是具有殖民扩张色彩的海洋军事战略。
王珊认为:进入21世纪后日本现代意义上的海洋国家战略更宏大,海洋战略的指向更明确,而且动作也越来越频繁、步骤也越来越快,从2007年起日本接连推出来一系列法律和法规,日本的海洋战略从现代意义来看还是围绕着应对中国这样一个势头,2006年安倍第一次内阁时和2007年是日本对华认识的一个节点,因为2006、2007年时中国接连发生了一些大事,诸如,青藏铁路全线贯通,三峡大坝全线建成,另外嫦娥一号探月卫星顺利升空等,这就给日本国内带来较大冲击和影响,尤其是2010年日本亚洲老大、世界老二的GDP总量被中国超越之后给日本国民心理造成的冲击更是巨大的,2006年10月份时日本国际论坛专门组织了一个80人的专家讨论会,讨论变动中的亚洲的对华关系,讨论会上有句话很有意思,说是在近代160年以来日本只满足于努力成为西方一员,对亚洲国家就带有一种忽视的感觉,这个讨论会日本既有自省的成分,同时也有对华战略上的一个转变,而且正是在这个时候安倍也表示要重新夺回日本的活力,就是说日本在对华认识上2006年、2007年是一个节点。
王珊认为:在2010年时日本的对华认识就彻底改变了,后来日本的战略举措就顺理成章了,日本推进现代版的海洋战略,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次层次就是说应对中国,2006年“破冰外交”,当时媒体给安倍一片赞誉声,说安倍是一个务实的战略政治家,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2006年“破冰外交”只能说是一个战术、权宜之计,2012年年底安倍重新上台执政,今年年初安倍在参拜伊势神宫时说过一句话,值得玩味,他说:“我要开展战略性的外交,我要站在前头,我要大胆推进战略性外交。”这是他第一次表白他第二次执政后的对外战略理念,他提出战略性的外交,有别于2006年时的外交,安倍所言的“大胆性”,可能是预测到了他本轮外交战略调整所蕴含的政治风险,否则安倍也不会说他要站在前头,安倍是因为要正面应对中国,所以他提了“大胆”,这个风险肯定是来自于中国,安倍本轮的外交转换,首先是以海洋为平台,构筑“海上反华包围网”,这是第一个层次;为了应对中国,随后安倍就派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访问美国,这次实际是接替民主党政权时代继续商讨日美防卫指针的修订问题,其目的即正面应对中国;第二个层次就是怀柔和拉拢南海的中国周边国家,中国的周边国家是中国推行近邻外交或者第三世界外交的主要的政治后院或者叫政治“后援地”,安倍首先从中国周边国家下手,辅以经济援助,在这里又分两个层次,第一是拉拢这些像泰国、缅甸、蒙古这些相对与中国友好的国家,这些也不是南海争端国,是要挖中国的外交墙角;另一方面拉拢在南海与中国有争端的国家,像越南、菲律宾、印尼这些国家,这是第二个层次,第二个层次一个重要的标识是应对中国海上扩张,安倍提出战略性外交,其所谓的战略性也表明了安倍本轮外交调整区别于2006年的对华友邻外交;第三个层次,就是说推动跨区域或者说是域外大国跨区域的合作,这个重点突出安全合作议题,推动跨区域的安全合作方面,安倍访问俄罗斯、访问美国包括访问中东,包括土耳其以及中东欧一些国家时,安倍大谈安全合作,到处都推动2+2会议,中东国家或者说中东欧国家和日本的安全利益毫不相干,但是日本强推安全合作,显然题中之义就是说安全议题是日本最为关注的外交议题,另外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安倍给北约的秘书长写信说要求北约关注对亚洲的安全态势,而今年4月份北约秘书长拉斯姆森访日之时日本又与北约签署了一个双边安全合作文件,就是说安倍外交以海洋为平台分三个层次加以推进。
王珊又认为:近年来东亚的地缘政治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个变化主要体现在一是2006年和2007年时日本对华认识的一个节点,第二个变化就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如果说中国的崛起给日本海洋外交的转变提供了动因的话,那么美国的东亚再平衡战略就给日本海洋战略提供了政策导向,而且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和日本海洋战略的延长线的焦点都指向中国,中国位于美日外交战略延长线的焦点上,美国东亚再平衡战略在未来若干年从军事层面上看,是要将美国原来在太平洋和大西洋军舰的比重由5:5,要调整为6:4,就是加大在太平洋的比重,另外美国现在在利用其盟国的一些军事基地加大对中国的牵制,另外加大对南海的介入力度,2012年美国牵头的在南海周边搞的军事演习就有十多次,这些大部分日本也都参加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另外重要一环是TPP(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日本作为第三大经济体,其参加与否直接决定着美国TPP战略的层次和质量的问题,所以说日本的海洋战略和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二者是互有需求的,这可能就是导致日本战略调整的第二个因素;第三个因素就是南海问题的升温给日本海洋战略的调整提供了着力点,南海问题是一个很好的着力点。
王珊最后指出,日本海洋战略有三个“误读”:首先是现在日本对国际社会或对东亚的地缘政治环境有一个误读,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之后,中日关系的基本架构是在民间友好、文化交流、经贸合作、历史认识,这样几个大的框架内摩擦与互动,但是总体的方向是确定的,包括小泉时期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尽管政治合作受阻,但是双方的经贸合作还是有大幅度增长,就是总体的方向是稳定的,但是现在看这个大方向不稳定,中日之间未来的发展方向存在多种可能;另外日本战略调整对中国有一个误读,中国的崛起,尽管说小泉也好,安倍也好,都说中国的崛起是机遇不是威胁,但是从日本的外交实践看并没有很好的落实这样一个认识,显然日本还是把中国作为一个敌手,一个敌对势力来看待;第三就是说日本对美国对日本的基本政策判断也存在一个误读,由于奥巴马与日本的几届首相都有过交往,但是美国的对日政策和日本的政策期待并不完全吻合,有一些战略上的错位,这个可能日本的政治家还没认识到,包括安倍今年2月份访美之时公开标榜说“日本又回来了”,其含义就是日本又回到了日美同盟的战线当中,同时又表明了日本又要重新回归保守主义色彩的外交路线当中,总体来看,日本对外战略和海洋战略的政治回旋空间的窘境可能会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凸显出来。
二 日本海洋战略的现实利益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梁云祥以“从钓鱼岛危机看日本海洋战略”为主题进行了发言,他指出,从地理上看日本是一个海洋国家,不管什么时候日本都肯定重视海洋,因为海洋是日本最基本的生存环境,在近代之前,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并不多,像海洋的扩展从技术上来说做不到,所以日本即使锁国对其影响也不大,但是近代之后,日本确确实实想通过海洋谋求大国地位,从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就走向海洋,通过海洋进行侵略扩张,甚至在二战时在太平洋上和美国打的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航母大战,在六十多年前日本就有那么多艘航母,能和美国打一仗,说明日本对海洋的认识应该说是比较深刻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梁云祥认为:二战之后剥夺了日本重新武装的权力,使日本不能随心所欲的发展核武器,不能发展航母,总是受到一些限制,但是至少迄今为止,战后的日本仍然是一个海洋大国,当然海洋大国并不意味着就是海洋军事大国,日本作为一个经济大国,而且作为一个贸易立国的国家,其对外贸易相当程度的依靠海洋,主要是海上运输,日本海洋战略主要是为了维护日本贸易所严重依赖的海洋通道,只要海上通道能够畅通无阻的通行,日本经济就没有问题,日本可以进口到廉价的石油能源,这就是日本的根本,所以海洋对日本来说非常重要。
梁云祥还认为:进入21世纪以后,东亚确实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就是中国的崛起,我们不管是探讨中日关系也好,探讨中美关系也好,其实很多的问题实际上都是源于中国的变化,中国崛起是21世纪东亚格局改变的最主要的原因,很多东西都可以从这里引申出去,我们自己的变化我们觉得是理所当然,是无所谓,但是无形中会刺激到其他国家,对日本来说更是如此;中国的崛起以及东亚格局的变化,肯定会引发日本激烈的反应,具体来看就是钓鱼岛危机,钓鱼岛危机爆发之后,如果从日本方面来看,日本肯定会进一步感觉到了中国的威胁,在日本方面看来,中国在改变现状,不管怎么说,钓鱼岛危机之后,日本的海洋战略稍微有了一点点变化;过去我们说日本最基本的一个战略是维护海上通道,但是现在即使有这个海洋通道,日本经济上没有问题,但日本安全上有问题,所以日本所谓的海洋战略,除了日本继续维护海上贸易通道之外,也增加了强化或者正在强化对海洋的扩展与控制上;所谓“海洋的扩展”就是说不仅重视海洋贸易,还在于扩展海上的经济权力,比如我们看到最近几年,围绕冲之鸟礁、还有东海,日本向联合国申请扩展其专属经济区,这个专属经济区一方面是为了应对中国、遏制中国的所谓“威胁”,再一个就是扩展日本自己的经济权力和扩展海上的安全力量;冷战结束之后日本的军费基本是下降的,最近在安倍上台之后却要增加军费,增加军费目的不主要是增加陆上自卫队,而主要是海上自卫队,所谓西南诸岛的防御,也就是说过去日本在海上安全问题上不是特别担心,但现在看起来日本比较担心,所以日本要强化经济权力和安全力量,通过这些来防范和遏制中国。
接下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黄大慧以“钓鱼岛争端的来龙去脉”为主题进行了发言。黄大慧指出,日本到今天为止还是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地缘政治观念,日本自己定位是一个海洋国家,中国、俄罗斯这些国家是大陆国家,日本认为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很难进行真正的合作,日本作为海洋国家,就应该和海洋国家加强联系,来针对大陆国家,早晚中俄两国会走的更近一点,日本认为要跟美国以及东南亚国家加强联系、加强合作来应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日本今天的外交思维还是深受日本地缘政治外交思维影响;关于日本海洋政策的目标,概括起来说日本自认为是一个海洋国家,自认为也是一个海洋强国,日本现在最主要还是想构筑美国主导下的对亚太地区的海洋秩序,从海洋方面看,日本还是离不开美国,日本想通过和美国的合作来共同主导亚太地区海洋秩序,再拉拢亚太地区一些小的国家来构筑亚太海洋秩序以管控亚太地区海洋,日本之所以要构筑亚太地区海洋秩序,主要还是为了应对中国,目标还是指向中国的,就是想遏制中国,日本认为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今天中国想走向海洋,日本就要遏制中国走向海洋。
黄大慧认为:日本如何实现海洋战略目标的,从手段上来看,一是加强日美同盟,实际上从民主党政府时期,最主要还是从野田时期开始就非常明确,要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安倍和野田时期的对外战略并没有多大的不同,安倍外交是野田政府时期对外战略的一个延续和发展,只是“安倍色彩”更加凸显出来,但强调加强日美同盟,这是非常明确的;还有一个,安倍要构筑一个围堵中国的网络,从安倍重新上台之后就看得很清楚,安倍频频出访,他甚至不止一次去东南亚,周边国家基本上都去过,很显然是想构筑一个围堵中国的网络,安倍基于所谓的价值观外交,加强和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国家的友好关系,尤其在东南亚表现更明显,为了构筑围堵中国的网络,日本不仅在政治上加强和东南亚的合作,而且在在经济方面也在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其中越来越明显一个态势是日本给东南亚一些国家减免债务并进行援助,目前日本企业正在开始从中国移向东南亚,这个态势我们不能忽视,其目的一是为了发展日本经济,二是为了减轻对中国的依赖,日本企业向东南亚地区转移,正好处在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有所放缓的形势下,这也对中日经济贸易产生一定影响,在这个背景之下,日本企业基于包括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而逐渐开始向东南亚地区转移,从长远看,就是未来几年或者更长远的一段时间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在经济领域的矛盾会不会凸显、竞争会否加剧,日本把很多一些在中国的企业转移到东南亚,这些企业和中国的发展层次很接近,使得将来中国会和东南亚一些企业产生竞争局面,这是我们必须关注的;另外从日本国内来看,日本海洋战略的根本目的就是怎么重振日本经济,然后让日本自身发展起来,这是否可以理解成新的“富国强兵”,安倍虽然没有明确提到“富国强兵”,但是安倍重振日本经济,然后以此为依托,应对中国,除此之外,安倍还通过自身的发展和放松对国内的限制,包括放宽修宪的限制来增强自主防卫力量,这基本符合“富国强兵”特征。
黄大慧认为:谈日本海洋战略,就不得不谈中国、谈中日关系,中国目前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既然中国要建设海洋强国,就须联系到日本的海洋战略,中日海上的矛盾未来会进一步凸显出来,这种态势会越来越明显,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就是未来的中日关系不能抱有乐观的态度;安倍的谋算是,日本逞强,中国就会让步,所以中国应该不示弱,中国也要示强,这个时候最能考验中日两个国家的意志力,对于日本,中国不要轻易松口,因为日本已经习惯了,安倍现在很明确,他还是想采取“政经分离”的做法。但黄大慧认为,虽然不能说打“经济牌”怎么样,但中国要尽量保持政经不分离,对日本施加压力,因为从日本国内政治来看,决定安倍未来能否保住政权还在于经济领域,“安倍经济学”如果获得成功的话会世界经济影响很大,当然风险也非常大,安倍想要真正实现经济上的目标非常困难,因为日本经济改革非常困难,安倍真的要实行改革的话,可能会触动既有的利益者甚至包括支持安倍的自民党的一部分人的利益,如果安倍仅靠改革国内经济不能使“安倍经济学”成功,鉴于日本经济是外向型经济,那么安倍很有可能转而寻求外部的帮助,到时日本对中国的需求还是很大的,这点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不要轻易对安倍做出让步。
黄大慧还指出:之所以说中国不能轻易对日本做出让步,是因为日本对亚太格局的认识问题,日本现在对亚太格局的一个基本认识是,日本认为这个地区甚至会重新出现一个冷战局面,起码要出现中美在这一地区争霸的局面,对于日本来说,就要跟美国站在一边,配合美国共同抑制中国、遏制中国;从大的方面看,日本外交是否有这样一个转变,在过去的十几年或者二十年时间里,日本一直是重视对亚洲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曾经有一个词叫日本“回归亚洲”,从现在往回看过去十几二十年里日本非常重视和亚洲的关系,东亚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日本还强调构筑东亚共同体,小泉时代就提过东亚共同体,到鸠山时代达到顶点,鸠山不仅提出构建东亚共同体,而且提到日美同盟关系对等性的问题,回归亚洲到鸠山时期走到一个极点,但鸠山之后日本又开始回摆,又向美国靠,更加重视亚太,包括野田时期提出太平洋宪章等,安倍则提出加入TTP,很显然安倍更加强调亚太,这一是为了呼应美国,同时为了抓住机会来应对中国。黄大慧认为:中日关系未来发展还是不容乐观的,日本国内右倾化态势未来五年或十年还很难改变,右派主导日本政局;而从外部看中国崛起的态势,中国超越日本越来越强,这样的话日本难以接受中国,所以日本要防范中国;另外就是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日本自然要配合美国,要抓住这个机会;还有就是东亚地区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疑虑三五年短期之内打消不了,日本有时机抓住机会围堵中国,基于这些因素,中日关系的形势不容乐观。黄大慧最后认为,未来从中日关系的发展态势上看,随着中国GDP的进一步增长,如果安倍经济学不能获得很大成功的话,中日两国经济发展差距会进一步拉大,如果中国在经济领域继续保持明显优势,未来中日关系虽然面临很多难题,但中日关系的主动权还是在中国这方面。
外交学院的周永生教授就“当前日本海洋博弈的若干特点及趋势”进行了主旨发言。周永生指出,第一,日本继续明确自己的利益诉求,有步骤的推进海洋利益的获得,日本一开始就相对比较明确的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包括中日两国之间的中间线,而且不放弃更多利益诉求的准备,日本就是不断的、一点一点的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自己的利益,推进自己海洋领土的扩张,一块一块地蚕食国际共有的大陆架和海域,以赢得本国的私利;第二,进行越来越多的军事准备,安倍执政以后整体上加强军力,表现在许多方面,一是增加自卫队整体的名额,二是整体加强装备的水平,三是加强国际高科技军备的研发,具体来说,仍然延续了以前内阁的战略步骤,加强在西南诸岛的驻军,当然这完全是为了针对中国,同时又筹备和建立海上保安厅钓鱼岛专属部队,还要决定建立海陆两栖部队,“出云号”下水以及后续同等型号直升机航母的续建,还有决定购买美国的F-35B隐形战机以及最近又决定购买美国三架“全球鹰”无人机,并且美国已经做出了承诺,“全球鹰”是非常先进的侦察机,全球鹰的引进是日本加强海洋军事准备的重要的战略步骤;第三,完善国内的海洋行政法规和政策,日本的海洋基本法规定由首相出任海洋政策本部部长来统辖海洋相关方面的政策,包括出台了其他的一些法律,如海洋建筑物法、海洋污染法等等,并且由专门的大臣负责海洋事务;第四,加强海洋科学调查与开发,最近几年,日本海洋科学调查获得了明显 的突破,最典型的就是调查到日本周围列岛存在大量的可燃冰、存在大量的稀土,甚至不知道是日本故意放风,还是谣言、还是真的探测到了说稀土的含量在日本周边海域大约是十亿吨,那么对日本来说具有长远的意义,以后一旦能够实现开发,稀土就不再成为一种稀缺的资源,这就是日本海洋科学调查获得的重大突破,而且从战略的角度来说可以摆脱对中国稀土的依赖;第五,就是确保与美国的联合,以应对钓鱼岛问题,日美两国领导人见面的时候现在已经形成规律,日本领导人每次都要询问美国领导人对钓鱼岛的态度的问题,然后美国领导人就说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最近美国参议员麦凯恩访问日本,该人表态非常奇怪,他说日本和中国关于钓鱼岛问题不用谈,钓鱼岛就是属于日本领土,日本也没有必要做出任何让步,属于日本领土这是美国政府和美国国会的基本政策,麦凯恩的这个判断、表态使日本人欢欣鼓舞,但在国际舆论上对中国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西方有相当一部分势力认为钓鱼岛是日本领土,这对中国很不利的;第六,加强与海洋国家的海洋合作,确保日本海洋通道安全,所谓确保海洋通道安全,明显带有遏制中共的味道,日本以后的模式是要不断支援与中国有海洋领土争端的国家,包括援助军事舰艇等军事合作,例如加强同菲律宾、越南以及印度的海上军事合作,甚至支持菲律宾在国际海洋法庭上对中国起诉等;第七,制造中国海洋扩张舆论以掩盖自身的海洋扩张,日本大肆宣扬中国海空军的扩张,反诬中国侵害了日本尖阁列岛的主权等等。
三 日本海洋战略的管理机制及具体领域
在研讨会的第二阶段主要就“日本海洋战略的管理机制及具体领域”进行讨论。这一阶段的会议由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日本海洋战略”创新工程首席研究员吕耀东主持。
来自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的王翰灵研究员就“东海划界与日本海洋开发诸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王翰灵认为,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沿海国的专属经济区是领海以外并邻接领海的一个区域,其宽度为从领海基线量起不超过200海里,由于东海有大片海域东西宽度不到400海里,中日双方主张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就会出现部分重叠,沿海国的大陆架是在其领海以外依其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扩展到大陆边外缘的海底区域的海床和底土,如果从领海基线量起到大陆边的外缘的距离不到200海里,则扩展到200海里的距离;如超过200海里,则可以扩展到不超过350海里,或不超过2500公尺等深线100海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都是沿海国管辖范围以内的海域,沿海国对其中的自然资源享有勘探、开发、养护和管理等排他性的主权权利,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前者须经沿海国通过特定的法律行为及程序加以宣告才能确立;而后者基于沿海国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这一事实,沿海国对大陆架享有固有的和排他性的权利,这种权利无需沿海国通过国内法律程序或履行特定的法律行为加以宣告。
王翰灵认为,在东海划界问题上,中国坚持自然延伸原则和公平原则是符合国际法的,根据大陆架是沿海国陆地领土自然延伸的原则,中国东海大陆架可以一直延伸至冲绳海槽,根据中国在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时所作的声明和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对于国际海洋划界,中国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采取灵活的态度,坚持“应通过协商,在国际法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原则划定”,对于有关国家单方面宣布划定与中国大陆架的重叠区范围的行为,以及侵犯中国大陆架权利的行为,中国坚决反对,不予承认;而日本1996年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第2条规定,日本的大陆架包括从日本的领海基线向外延伸到其每一点同领海基线的最近点的距离等于200海里的线以内的海域的海床及其底土,也即日本主张与相关国家之间的大陆架划界采用“中间线”方法;在东海大陆架划界中,中国认为,中国大陆海岸线长,日本冲绳群岛岛屿海岸线短,日本想以其岛屿海岸线与中国“平分东海”,是不公平的,中国提出要根据东海“特殊情况”,即海岸线长度、人口比例、工业布局等因素划界,是有道理的;总之,在东海划界问题上,中国主张自然延伸原则和公平原则符合东海的实际情况,也符合国际法,而日本坚持采用中间线等距离方法,显然会导致对中国非常不利的结果,有悖于国际公平原则。
之后,来自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的张勇就“日本海洋管理机制的特点及趋势”进行了发言,张勇认为,2001年1月日本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行政机构改革,与海洋有关的省厅经过重组合并后,主要由内阁官房、国土交通省、文部科学省、农林水产省、经济产业省、环境省、外务省、防卫省等8个行政部门承担,进人21世纪以后,日本的海洋管理体制逐渐向综合型转变,通过制定综合性海洋开发战略,维护日本海洋权益,力求在国际海洋事务及国际海洋纠纷中占据主动;2007年7月,日本政府宣布正式实施《海洋基本法》,同时成立以首相为本部长的海洋政策本部,该部门具体负责策划、拟定、推进日本的中长期海洋政策和海洋基本计划,并协调与各省厅与海洋有关的行政事务,《海洋基本法》的正式实施,标志着日本已经基本完成了向海洋大国迈进的立法、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等基础工作;日本开发利用海洋比较早,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技术,中国目前正在向海洋强国迈进,可以适当借鉴日本近50年来海洋管理体制的发展经验,结合中国国情,科学开发海洋资源,加大海洋矿产资源勘查力度,重视海洋环保,重视海洋安全,不断使中国的海洋管理体制趋向完善。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邱静就“钓鱼岛问题与日本政治中的若干问题”为主题进行了发言,邱静指出,在安倍政府目前的情况下,安倍政府将钓鱼岛问题不仅仅作为中日关系的一个问题去看待,已经有意无意的和其他问题相关联,比如冲绳问题、普天间基地的搬迁问题,以及日本防卫大纲的修改问题等,都是或多或少有意识的在利用钓鱼岛问题为他的修宪进程制造一些舆论。邱静还认为,在日美关系中,如果日本利用钓鱼岛问题去拉近日美关系的话,那这实际上不仅是损害中国的问题,也是损害亚洲地区的问题,也会损害到美国。
接着,来自海军学术研究所的仇昊就“日本海上力量的构成与发展”进行了发言。仇昊就大家非常关注的日本“出云号”“准航母”的情况进行了介绍,“出云号”的下水,其时机非常微妙,值得大家关注,并应引起大家高度的警惕。他指出,近年来日本海上军力有了大幅提升,特别是安倍重新上台后,日本正准备修订防卫计划大纲,防卫预算也在不断增加,而且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脚步也越来愈快,一旦日本突破宪法限制,能够行使集体自卫权,那么,鉴于日本在二战中太平洋战争的经历,日本海上军力将会提升,这将会对中日关系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目前,中日因钓鱼岛问题而关系不畅,日本近来还要加强西南诸岛的军事防御能力,需要进一步密切关注日本的动向。
接着,来自对外经贸大学的王海滨就“日本海洋资源战略”进行了发言。王海滨指出,从近年开始,日本加大了在日本近海找寻海底资源的力度,今年日本宣布在日本近海发现了数量可观的“可燃冰”资源,日本宣称,“可燃冰”资源如果开发成功,将能有效缓解日本的能源供需矛盾,不过,日本的海洋资源战略,有其排他性、独占性等特征,例如,在冲之鸟礁问题上,日本是私利之心就暴露无遗,日本通过宣称“冲之鸟礁”为“冲之鸟岛”,妄图通过变“礁”为“岛”以达到占有周边海域资源的目的。
其后,来自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的屈彩云就日本的“海洋国家联盟”战略的新特点进行了发言,屈彩云指出,日本结盟历史悠久,进入21世纪后,日本加大了“海洋国家联盟”的战略的力度,诸如,加强日美同盟本身就是“海洋国家联盟”,另外,日本还与东盟国家中的印尼、菲律宾以及越南,还有南太平洋的澳大利亚等国加强了“海洋国家联盟”关系,日本认为,这些国家或者与中国又岛礁纠纷,或者这些国家本身就是海洋国家,与日本在海洋国家方面有其相似之处,日本奉行“海洋国家联盟”的目的除了是为了日本海洋战略服务外,更重要的是为了从海洋上遏制中国的发展。
最后,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王晓峰对这次研讨会进行了总结,他说,这次研讨会是集“大家之智慧”群策群力召开的,会议开得很成功,大家的观点都很独到、见解深刻,这次会议是在日本政治局势正在朝着日益右倾保守化、日本正在悄悄“恢复军备”、日本正在大力发展海上军力的复杂背景下召开的,会议的召开恰逢其时,会议的召开必将有力地促进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创新工程——“日本海洋战略研究”学术水平的提升,今后,此类会议要继续大力举办,以便充分发挥“日本海洋战略研究”的现实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