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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全体大会纪要

作者:人民网   来源:人民网   时间:2017-08-29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承办的“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全体大会于27日在京举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武寅,文化部原副部长、中华日本学会名誉会长刘德有,日中未来之会代表南村志郎,东京大学教授、日本现代中国学会理事长川岛真等数十位中日专家学者分别发表了演讲。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高洪主持。

  此次研讨会包括“中日民间交往与文化交流”、“中日关系从历史走向未来”、“中日经济发展与经贸合作”、“中日地方交流与企业合作”等四个单元的全体大会,将针对中日邦交正常化45年来两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合作进行全方位的深入探讨,剖析当前中日关系面临的问题与困难,探寻如何推动双边关系早日回到正常轨道的路径方略。

武寅:中日稳则东亚稳 东亚稳则中日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武寅在致辞中表示,中日关系的稳定与否深刻影响着东亚形势。

  武寅认为,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的45周年在中日关系两千年悠久的历史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却蕴含着两国交往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巨大信息含量。“短短45年,中日关系经历了空前友好的蜜月期,又经历了结冰、融冰、再结冰、再融冰、甚至剑拔弩张的紧张期,两国都因此受到了损害。中日关系这种高频率的场景转换和动荡起伏与早日过了‘不惑之年’应有的成熟和理性相比,相差何其太远。”她说。

  武寅指出,当前中日关系的复杂莫测,某种意义上而言,正是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的一个缩影。中国和日本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两个东亚大国,中日稳则东亚稳,东亚稳则中日强。和平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两国有识之士始终不渝地为这一目标而努力。“中日关系不能被大潮裹挟着被动漂流,而是应该站在时代的潮头,共同开创新的历史和未来。”她总结道。

张蕴岭:中日关系有两个基本稳定器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张蕴岭出席研讨会并致辞。张蕴岭表示,中日恢复邦交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已经走过45个年头,一步步走来成效很大,但是路也不是十分顺畅。

  张蕴岭认为,应从历史发展进程及大局的视角来看待中日关系。中日关系有经济合作及共同的和平发展诉求两个基本稳定器。

  第一、从历史发展进程的视角看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正经历大的历史性转折。近代,中日综合实力发生了日本超越中国的大转折,无论对中日关系还是对地区格局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如今,中国综合实力超越日本,且差距进一步拉大,也必然对中日关系和地区格局产生重大的影响。中日关系正处在这种力量转换下的磨合期。21世纪,上次转折的悲剧不能也不应该重演。中国宣誓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但是日本一些当政者、战略家对此还存有疑虑,特别是近些年来防范中国似乎成为既定政策。如何构建新形势、新格局下的新型中日关系非常重要,需要双方作出很大努力,也需要双方的智慧。

  第二、从大局的视角看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不是单纯的双边关系,受多种因素影响。冷战结束以后,东北亚地区的政治与安全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美国扩大在这个地区的存在,军事同盟加强。美朝对抗加剧,朝鲜半岛危机加深。而美国把崛起的中国作为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在此情况下,中日之间能够找到战略与安全合作的点比较少,日本更加依附与美国的同盟,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站在美国的一边,在中国有纠葛的地方火上浇油,给人感觉中日总是相背而行。当前,东北亚又一次处在是战还是和的十字路口,中日应合力推进东北亚地区新和平秩序的构建,这对两国好,也对地区好。

  第三、中日关系有两个基本稳定器。

  一是中日的经济关系。尽管市场份额在下降,特别是日本在中国的贸易与投资份额大幅度下降,但是重要性和利益基础存在,是结构性的调整,不是战略性的转变。

  二是共同的和平诉求。不仅中日不能再战,而且也要阻止在家门口生战,因为战争给人民的伤害太深,现代战争的危害性更难以想象。不过中日关系很脆弱,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两个稳定器都需要加固,需要寻求新形势下的经济关系的加固点,需要在构建长久和平上增进共识,从战略和功能上避免发生战争或者卷入战争。

  张蕴岭表示,希望此次研讨会能够提出更多有影响的对策建议,推动两国关系迈向新的45年。最重要的是多层面、多方式,加强两国之间的人文交流,教育、文化、社会,从务实做起。比如,过去着重于谈经济的开放、便利化,今后还可以做提升人文开放,签署便利化的协议等。中日关系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务实地去做,从基础做起,走向正常的中日关系是必须有这种思想准备,去掉幻想,准备更好的结果。

贾庆国:中日两国友好合作是地区和世界繁荣的需要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贾庆国院长表示,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经济和社会交往密切,不仅能够和平相处,而且实现了互利共盈。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说,中国高度重视发展中日关系,尽管中日关系历经风雨,但中方基本方针始终没有变,今后也不会变。

  第一、中国政府始终认为,日本军国主义者才是日本侵华战争的罪魁祸首,而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受害者。

  第二、日本人民反省历史,拥护和平宪法,拒绝走军国主义的老路。二战结束以后,尽管日本国内一直有少数军国主义者不思悔改,但是在日本人民坚持和平主义外交政策的情况下,日本历届政府大都选择遵守和平宪法,走和平主义的道路,尽管某些日本政客和领导人心里并不情愿。

  第三、日本部分领导人以及许多有识之士,对日本侵华战争反思和忏悔,并在此基础上寻求两国和解。

  第四、两国政府长期高度重视并积极推进发展经贸关系和民间往来。在两国政府的积极推动下,两国经贸关系不断发展,民族交流日益密切。

  最后、两国政府审慎管控分歧,特别是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问题。多年来尽管两国不断受到历史问题和领土争议的困扰,但两国政府都一直努力避免由此而走向全面的对抗和军事冲突。

  对于两国关系的现状,贾庆国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政治上互信缺失,两国民众对对方国家的负面看法迟迟得不到改变。贾庆国认为,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暧昧以及前后矛盾的态度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中国人强调正确认识历史的目的不是想矮化谁,而是真诚地相信只有在正确认识历史的基础上,中日两国才能更好地发展和平友好合作的关系。

  贾庆国强调,作为邻居,中日两国友好合作既是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也是地区和世界繁荣的需要。为此,中日两国都需要作出更多更大的努力。

刘德有:加强文化交流 培养中日友好事业接班人 

  文化部原副部长、中华日本学会名誉会长刘德有就“中日民间交往与文化交流”发表了题为《不忘初心,回归原点——文化交流是心灵沟通的桥梁》的报告。

  中日两国1972年实现邦交正常化时,刘德有曾作为驻东京记者,见证了全程。他感慨道,45年来,两国关系虽有起伏,但总体而言是向前发展的,且取得了很大成果;在长达2000多年的中日交流史的长河中,可以说是两国发展最迅速、成果最大的45年。但是,2012年下半年以来,中日关系陷入了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低谷,两国人民对中日关系的这一现状表示忧虑。

  刘德有坦承,近几年由于种种原因,中日两国民众在一些问题上的感情对立凸显。但是,如何化解两国国民之间的对立情绪,增进相互理解,改善彼此印象,改善逐渐恶化的国民感情,也是当前中日两国人民共同关心的一个问题,更是中日关系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紧要课题。他指出,日本女漫画家里中满智子的话给了他很大的启发——在她看来,动画、漫画、电脑游戏和影视剧更容易在中日年轻人群中引起共鸣,从而达到传播效果。

  刘德有指出,今天中日友好的果实是战后两国人民共同努力缔造起来的,得来不易,两国人民有千万条理由去加倍地爱护和珍惜,这一切的原点就是1972年的中日建交联合公报、1978年缔造并生效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等4个政治文件以及四点原则共识。

  当前中日双方从事友好交流的人员逐渐老化,刘德有呼吁应大力培养中日友好事业的接班人,从而教育两国青年自觉维护两国关系的大局,增强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后续动力,实现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共同愿望。

南村志郎对改善日中关系提4点建议:共同制作历史教科书 

  NPO法人“日中未来之会”代表南村志郎发表题为《日中邦交正常化45周年回顾与展望》。

  日中邦交正常化前后,南村经历了日中关系的冷暖变化、他向与会者讲述了自身的感悟及趣闻轶事,强调应该“以史为鉴,着眼未来”。

  南村强调,与日本田中政府进行邦交谈判中,中方作出了诸多让步。中国老一辈领导人“着眼未来”的精神对如今的日中关系仍有指导意义。

  南村对改善日中关系提出4点建议:首先,如果有可能的话,日中共同制作历史教科书。第二,如何让民间交流发挥作用。现在如果中日关系是一辆车的话,两个轮子,一个轮子没有发挥作用。如何让民间的轮子再次发挥作用,让两国关系回到原位,有很多方法。 第三,加强青少年交流。第四,建立有效的协商的平台。

吕小庆: 民间交往是中日两国人民深入了解的重要手段 

  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吕小庆表示,中日邦交恢复45年来,中日关系的发展现在有很多困难,但是发展到今天整体上仍是一种肯定的结果。中日友好的基础在民间,中日友好的未来是在民间。

  吕小庆说,中日关系当中有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日本有大量的民间友好团体,如中日友好七团体,是长期历史形成的,从政界、经济界、文化界,这些民间团体与政府都有关系。此外,从日方统计有360个友好城市,中方也接近300个友好城市。除了这些组织以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友好团体。中日之间的交往确实有很广泛的民间基础,还有很长时间的历史积淀。

  但是,中日关系现在国民感情降到了历史的低点,我们必须要正视这个问题的成因。

  第一、两国民间团体的人员在老化,青黄不接。50年代、60年代、70年代从事中日友好的团体后继乏人。

  第二、大多数团体的经济力量很差,没有支持他们继续往前走的经济,这个也有很多原因。

  第三、缺乏日本政府的支持。

  第四、在日本国内从事中日友好的环境,应该说从2001年开始,从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开始,日本国内的环境一直在恶化。

  第五、2012年日本政府购岛之后,使得很多友好团体不能发声了,关于领土问题形势还是很严峻的。

  吕小庆认为,人员交往问题是扩大、促进、深入中日两国人民深入了解和互相了解的重要手段,但只是重要手段之一,它不是关键因素之一。面对中日提到的不忘初心,回到原点,要面对中日之间主要的三个大问题: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领土问题。也要面对现在中日之间新的问题,如国际竞争问题和日本怎么认识和对待中国发展等问题。

近藤大博:媒体应客观报道消除日本民众对中国产生的误解 

  日本国际信息学会会长近藤大博从媒体从业者的角度,就“中日民间交流与文化交流”谈了自己的看法。

  近藤大博以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所谓“美日经济摩擦”等相关报道为例,阐述了媒体在进行报道时,应更为小心谨慎、实事求是、客观地撰写报道,而不是为了抓住读者眼球,夸大事实地进行报道,从而误导广大读者这一观点。

  他表示,现在的日本媒体在对中国相关问题进行剖析和报道时,也存在上述问题。他认为,这样的报道是不会有很强大的生命力和生命力的。日本媒体需要认识到,中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对日本是有好处的。日本媒体应该负起责任,消除日本民众对中国发展产生误解。让日本民众也慢慢意识到中国经济发展对自己是有好处的。

  近藤大博表示,中日民间交流可以成为弥补互相间隔阂的有力力量。

杨伯江:中日关系要紧扣核心目标妥善处理分歧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杨伯江就“中日关系从历史走向未来”发表了题为《回顾邦交正常化,以历史启迪未来》的报告。

  杨伯江在谈到历史对未来的启迪时,特别强调了发展邻国关系要紧扣自身的核心目标,妥善处理分歧和实现有效沟通的重要性。

  杨伯江表示,发展邻国关系首要紧扣自身的核心目标,这就要求中日双方要了解对方的基本国情,充分理解对方的核心利益和优先利益,以及以此制定各自的主要目标。

  其次,要妥善处理好两国间存在的分歧,这其中就包括中日战争的性质问题,比如说侵略的性质问题。安倍晋三首相曾经在2015年的国会作证中讲到,侵略没有统一的定义。这也说明了日本的少数领导人是要把他个人非常识变成世界的常识,要把世界的常识变成非常识,还有慰安妇性质问题,南京大屠杀是否存在的问题,以及钓鱼岛主权争议是否存在的问题等等。双方还要实现有效沟通。当前,影响国际关系的因素在发生非常深刻的变化,双方都应该对对方的走向作出综合而客观的判断。要实现有效沟通,就是要从抓国交走向促社交,要广泛而深入的,从不同层次促进各个领域的交往。

  最后,双方要重视经济合作,经济合作不仅仅是中日赢得商业利益和市场份额的现实性手段,更是强化彼此共同利益的纽带,增加关系稳定健康发展的助推器,不至于走向极端状态的战略性保险。

川岛真:民间交流可升温中日民众关系 

  东京大学教授、日本现代中国学会理事长川岛真做了题为《日中关系的课题与展望——从历史视角的考察》报告,就 “中日关系从历史走向未来”,对中日民间交流的新形式做了分析。

  川岛真分析日本青年思维时指出,许多日本年轻人对历史不了解,甚至连“苏联”这个词都不知道是什么。在这种条件下,尽管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接受了“中国经过数十年发展,经济体量已超过日本”这一事实,但让日本青年感兴趣并充分理解是存在难度的。他指出,中日民间交流特别是中日青年的文化交流,需要推出既能够引起年轻人群兴趣、又能具有民族代表性的文化项目。“歌舞伎这种具有象征性的代表日本传统文化的交流很不错,但是它确实能够代表当下的日本吗?”川岛真向与会学者抛出了他的疑问。

  川岛真指出,在新的形势下,中日民间友好交流的兴趣点和关注点随着人群的分化而日趋多样化,因此,交流和调查形式也应进行针对性的变化。他以日本青少年的情况为例分析指出,日本青少年的汉文理解能力普遍较低,接触的中国文化又多为《楚辞》等深奥的古典文学,产生的兴趣点有限;又如,日本对中日关系的调查主要通过固定电话完成,所调查的对象显然缺乏以手机为主要通讯手段的年轻人群,因此调查结果能否准确反映日本民众的心态也受到质疑。

  川岛真呼吁,各方应重新审视人才培养,使中日两国和更多的人关注亚洲的发展与变化;针对日本民众不同的年龄层,在文化交流和传播方式上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在一定条件下,促成一定机制的交流或热线,便于民间方面的及时沟通;通过民间交流升温中日民众关系,从而带动两国关系的恢复。

韩东育:引导年轻人将成为中日关系希望所在 

  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韩东育认为,“政冷经热”本是中日关系常态,对于青年的引导将成为今后中日关系希望所在。

  针对中日关系的现状,韩东育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日之间一旦出现大的转折点,就容易回到关系的原点。这个原点不是今天才能定义出来的“政冷经热”,而是原来就呈现出的“政经分离”。这在过去是常态,而不是今天才有的。

  针对造成这种常态的原因,韩东育认为,东亚是政府主导型体制,我们不能过多寄希望于民间交流所起的作用,关键在官方。

  对于中日关系发展错失良机的问题,韩东育认为不完全是客观造成的,也有主观上有意造成的“错失良机”。对于引导年轻人正确的看待中日关系,韩东育指出年轻人不希望被灌输,他们的学习渠道有很多,而课堂教育只是冰山一角,所以日本在教材上的动作包括其他意识形态的灌输,对年轻人的意义不大。对于青年的引导会成为中国和日本今后的希望所在。

  韩东育最后强调,中日之间的常态不要被我们当作“变态”,我们要客观的、长视角、大历史的去看待问题,只有这样中日关系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和方法。

胡令远:找到符合中日两国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胡令远指出,中日关系现在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期,也有学界说是转型期,这个过程可能是一个中长期的过程。

  胡令远认为,在这个过程中重要的不是技术性问题,而是互相再认识的过程,再认识就是再定位,甚至包括两国对自己的再认识和再定位。伴随着这个过程,两国在新的历史时期或者新的时代,找到一个战略平衡点、找到符合两国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形成一定的共识,这个共识也有可能需要用一种政治文件的方式加以确认。

  胡令远称,中日双方的相关学者每年完成一个关于中日关系的年度战略报告书,从2014年开始,已经做出了三期。我们正在做一些早期的工作,等待两国关系转变的机会成熟。

张季风:缓慢回升的经贸关系是中日关系的压舱石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张季风做题为《中日经济关系透视与展望》的报告时,从经贸关系方面指出了中日经济层面的互补性质和潜力空间。

  张季风认为,经贸关系既是中日关系的压舱石,也是推进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2012年前一直持续上升,2013年之后连续四年负增长,“倒退了20年”;中国对日直接投资在2009年后突飞猛进,但累计总额只有33亿美元,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的1月至5月,中日贸易增长了17.5%,扭转了五年来的负增长的局面。“在中日关系总体向好的大趋势下,我判断中日经贸会有一个比较缓慢的回升。”他说。

  张季风分析称,从时间维度上看,中日从合作走向竞合,从垂直分工逐渐转向水平分工;从空间维度上看,双边贸易是基础,投资是动力,区域经济合作和财政金融方面的合作是深化。

  张季风认为,中日经贸关系45年来虽然历经风雨,但基本上沿着健康发展的道路前进,并取得了巨大成果。目前,中国是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日本是中国的第五大贸易伙伴,形成了互惠、互补、互利共盈的良好局面。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日双边的经贸合作远远超出了两国国界,已与世界经济和区域经济融为一体。

田中修:中国经济发展可参考日本经验防范金融风险 

  日本财务省财务综合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田中修在会上就“中日经济发展与经贸合作”发表了题为《中日两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比较》的报告。

  田中修的报告主要围绕两国共同面对的课题“金融风险”为中心展开。他回顾了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历史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特别对日本泡沫经济形成后,监管当局没有充分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等政府层面的应对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田中修认为,日本泡沫经济发生的原因极为复杂。日本经济在金融的国际化、自由化急速发展之后出现了泡沫,日本的监管当局当时没有充分意识到问题的危险性,没有进行很好的监管,更没有很好的构建金融安全网,以致问题堆积越来越多,日本的经济也因此越来越疲软。泡沫经济时期的日本经济已经迈入了中速成长时期,这对日本的经济和金融体系带来了决定性的打击,也使得之后的构造调整时间越拖越久。

  田中修表示,为了避免出现和日本类似的经济社会状况,继续维持健康的经济增长,中国应该在财政、金融、个人、企业、监管、金融机构等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在问题发生之前,进行充分研究,未雨绸缪,才是最为重要的,唯有如此才能回避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让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性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过去的经验教训是非常值得中国参考的。

陈子雷:中日两国目前都处在经济换档阶段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子雷从中日合作的角度分析了两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局面。

  陈子雷针对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阶段指出,两国经贸关系过去发展的非常好,但曾有触底时期。近两年来,特别是从今年上半年来看,可能出现未来反弹的趋势。

  针对会上田中修所提到关于中国发展过快可能导致后期负面问题集中爆发的担忧,陈子雷总结为“后发劣势”。这可能导致在今后涉及到两国之间宏观政策调控方面的政策协调,包括财政金融方面的协调会进一步加深。

  陈子雷指出,过去一段时间,中日两国的经济都处于转型期,从两国的经济产业结构来说,双方的经贸关系包括政策协调都有一个磨合期,会产生一些此消彼涨的因素。

  陈子雷认为两国经济在短期当中都需要维持稳定、增长的局面。但是中日两国目前依然处在经济换档阶段。安倍经济学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短期之内让日本经济有复苏趋势。中国近期经济有一个比较好的发展势头,但是事后固定资产的投资增速又有所上行。结合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可能会面临两难的局面,如何全面把控是短期内我们面临的一个增长代价问题。

  长期角度来看,日本和中国都面临结构性问题,比如投入和产出问题。我们政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素改革,增加要素的流动性。陈子雷特别指出,日本的现在可能是中国的未来,老龄化问题和劳动力人口面临下降趋势不容忽视,未来如何释放动能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而在资金方面,民间企业的债务未来如果不及时处理可能会发展公共部门来承担,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进一步推动来解决问题。

  在中日合作方面,陈子雷认为两国处于产业的合作阶段,双方政府层面已经正式确认中日在环保、养老产业的合作。而在日本占优的制造业和中国比较有优势的互联网+和共享经济领域,双方可借此会议的契机加强在这些方面的研究和合作。

  陈子雷指出,放眼全球,中日之间涉及到硬件的合作就是基础建设,而软件方面就是区域内的投资贸易合作。虽然WTO框架面临停滞的问题,但是在这个框架下,比如参与“一带一路”合作,安倍最近也有积极的表态。另外,G20框架下的全球多边经贸规则以及全球多边经济制度方面,中日之间还有很大的贡献空间。

铃木贵元:日中企业应在高科技领域发挥互补优势 

  日本丸红中国有限公司经济调查总监铃木贵元指出,第一、现在的日中合作与过去相比,有很大的转变。从日中直接投资走向上说,日本过去主要是在制造业领域来华投资,现在又有一股新的对华投资热,到底是什么牵引着投资的上涨?一是汽车,另外就是IT或者是大数据等一些风险投资新产业。第三次科技革命兴起后,全球掀起投资热,可是日本企业并没有很好地参与,日本过去在饮食方面的投资比较多,而IT方面并不是特别多。

  铃木说,这几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很多企业已经发展到很大规模,已经与日本企业旗鼓相当,而且每年增速在30%以上,营业额翻了几倍。中国企业增长越来越快,日本企业有一朝日就会被中国企业所超过,对于这一点日本的企业还没有更好的认识。在全球经济发展形势下,站在企业的角度去看,日本企业有可能被同行的中国企业所超过,同样的趋势在第三产业也出现了。现在中国政府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包括“互联网+”等概念,要在制造业当中引入更多软件因素,美国硅谷的资本也不断涌入中国,所以日本在这趟“班车”上已经有点迟到了,所以日本要推动这方面的投资。同时中日本企业要在AI高科技方面互相发挥出自己的优势,日本方面对于管理、对于削减成本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另一方面,中国企业的优势在IT、软件、市场、改良等,在市场应用方面有优势,所以双方术业有专攻,结合起来就可以达到一种优势互补的关系。

  铃木指出,日本人对中国的现状一定要有准确的认识,特别是产业方面。两国服务业、IT业方面信息彼此了解的并不是很好。比如,中国摩拜已经到日本开公司了,阿里巴巴在日本开展业务,中国公司发展到底如何,很多日本公司的经营人士并不了解,所以日本人一定要常到中国出差,多来看看中国实际发展的情况。仅仅这样还是不够的,还需双方做更多的努力才能达到彼此了解。

丛克:大连开发区和日企合作步入转型升级新阶段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丛克在发表题为《深化经贸合作,共创美好未来》的报告时表示,大连开发区和日资企业的合作发展已步入转型升级的新阶段。

  丛克表示,虽然大连开发区作为中国第一个国家级开发区,也是东北地区的日资企业最大聚集地,但是,从项目结构上来看,日企初期落户项目多以加工贸易为主,劳动密集度较高。他从经济学原理上解释称,随着区域生产成本的不断提升,企业盈利空间受到严重挤压,产品更新换代迫在眉睫。

  丛克指出,应化压力为动力,既然日企项目转型升级进入关键阶段,而大连开发区正在进行创新发展转型升级战略,无疑为进一步深化合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当前,中国经济已进入新旧动能转换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大连经济也处于动力结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优化结构的关键时期,“一带一路”、东北老工业振兴、国家级新区、自贸试验区等国家战略相继在大连落子布局,中东欧产业园、中英产业园相继启动规划,金融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等产业新政陆续出台,大连开发区与日企的经济交流迎来了全新机遇。

  丛克建议,大连开发区和日企共同打造互利、互惠、互信、共赢的合作关系。一方面,利用地缘、产业、人文的良好因素和先发优势,打造日资企业的最佳投资区;另一方面,深化在新能源、新材料、信息技术、生物医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领域与日资企业的贸易和合作,重点引进一批高端、高智、高新的产业项目,加快培育新的自主产业,为深化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打造经贸合作新亮点,实现互利共盈的共同发展格局。

平井康光:中日企业可探讨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 

  三菱商事株式会社执行董事、东亚地区总裁平井康光在会上就“中日地方交流与企业合作”发表了题为《从企业的视角回顾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历程》的报告。

  平井康光从三菱集团的角度回顾了中日邦交正常化45年来的历程,特别就日本企业如何与中国企业开展合作,如何参与到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平井康光认为,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具有重大意义。日本企业不仅和中国企业存在竞争关系,还可以和中国企业展开合作。双方可以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一起到国外去发展。

  平井康光表示,“一带一路”的主要沿线国家中,有一些已经成为日本企业的业务伙伴,所以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日本企业和中国企业探讨开展合作应该具有很好的基础。两国企业的交流其实不局限于商务,双方在各个方面都要开展合作。

  平井康光表示,三菱愿意继续作为中国的伙伴,为全球的商务发展作出贡献。

江瑞平:中日企业合则两立、斗则俱伤 

  外交学院副院长江瑞平教授表示,中日企业合则两立、斗则俱伤。

  关于中日企业合作,江瑞平指出,中日企业合作进入了全新阶段——中日企业真正开始基本平等的交流和合作。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企业在世界500强中的数目超过日本,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对日企的合作中实现平等合作。但是不可不重视的是,从整体而言,中国企业在品牌影响力、技术成熟度和经营管理水平等一系列重要方面对日企仍有不小差距。

  针对中国企业对日“走出去”和对日企的“引进来”的经验教训,江瑞平强调四个需关注的领域:中日企业合则两立、斗则俱伤,可积极投身“一带一路”建设,搭上中国发展的快车;中国不断增加和成长的自贸区,会在体制、制度和政策方面对日企在华投资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的对外经济战略进行了根本性的调整,中日需要携手应对;伴随着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启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是否将得到更积极的推动因素,将意味着中日企业合作存在非常好的前景。

莽景石:良好的底层结构和民间交流对改善中日关系具有积极作用  

    民间交流以及中日两国的市场对中日两国的企业家是非常重要的,只要中日两国的经济发展,市场会给中日两国带来利益,市场就会持续,无论政府之间的关系如何,实际这点已经从九十年代中期,中日之间的政治关系开始出现问题,但是经济关系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得到了非常好的印证。我想这可以归纳为中日关系中的底层结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在中日关系恶化之际,我们构建一个良好的底层结构,所谓底层结构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也就是说,相对于国家层面上的中日关系的宏观运行机制而言,它是一种中日关系微观运行机制,它的主体不是政府,而是两国之间两国的企业或者个人,那么它也将是一种稳定结构,也就是说政府之间达成的妥协空间非常小,短时期内难以改善的情况下可以起到缓解缓冲的作用,加强两国之间的民间交流,特别是经济交易,是非常有必要的,这种通过大量的企业之间的交易和民间之间的交流,可以很大程度上去阻止民族主义情绪。从历史经验来看这种民族主义煽动起来的狂热,在战争与和平进行抉择的关键时刻往往成为了左右局势向悲剧方向发展的很重要的原因。实际上目前包括中日两国在内的东亚民族主义势力抬头,应该说具有相当程度的危险性。这些我想通过民间的交流,特别是企业之间大量重复的交易,会大大地缓解。我想这种底层结构的构建和民间交流,在中日关系中起到的作用,实际上我们可以得到历史的验证。从1949年到1972年邦交正常化,所谓无邦交的时代,我们通过LT贸易,实际上进行了相当规模的民间交易,叫做以民促官。我想这个历史上能够验证,我们今天寄希望于政府的同时,尽量的还是做好民间的这种企业之间的交流,让我们展开第二LT贸易,通过以民促官改善中日关系。 

杨伯江:“一带一路”为中日深化合作提供新舞台和试验场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杨伯江总结说,唯有在深厚的现实共同利益基础上构建起来的中日友好关系,才是稳定牢固的。

  杨伯江总结数十位中日专家学者近一天的研讨成果后表示,与会嘉宾虽然存在部分分歧,但仍达成较多共识:

  第一,双方嘉宾高度重视中日关系。双方认可中日关系是各自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也承认对现状并不满意。

  第二,在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都强调中日之间沟通交往和深度交流的重要性。在影响外交政策与对外关系的诸要素中,资本市场要素以及社会关键要素的作用在明显增大。

  第三,有学者提出,中日关系应当趋向理性友好,准确判断何谓正常、常态。

  第四,中日关系间的理性友好,也包含不回避问题和通过理性对话谈判来寻求敏感问题妥善解决之道。

  第五,双方一致认可经济合作对中日关系的重要性。“一带一路”倡议为中日深化合作提供了绝好的新舞台和试验场。在全球化背景下,中日之间的相互依赖不再是局部的、双边的,而是系统性的、深深嵌入国际分工体系之中的。

  杨伯江称,唯有在深厚的现实共同利益基础上构建起来的中日友好关系,才可能是稳定牢固的,才可能靠得住。他以唐代诗人李白“回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一诗表示,45年前中日老一辈政治家以远见卓识推动实现了两国邦交正常化;45年后,中日间如何深化合作,完成下一个“阶段性任务”,将是两国学界共同探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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