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研究所科研交流简报(2020年第3期)“新冠疫情冲击与新时代中日关系”视频学术研讨会观点摘录
2020年4月11日,国内日本研究界7所共同举办“新冠疫情冲击与新时代中日关系”视频学术研讨会,聚焦疫情冲击下中日关系走向,进行综合性学术探讨和前瞻性政策研判。我所除杨伯江研究员发表基调演讲外,尚有8位科研人员在会上发言。现将其主要观点整理如下,与所内同事、业内同行分享。
吴怀中研究员作题为“新冠疫情下的国际变局与新时代中日关系”的主题报告。他指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爆发的新冠疫情,是继2001年“9·11”事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跨国性重大事件,将进一步催化全球地缘政治经济形势生变,其正负面效应与影响值得高度关注。以此为背景,中日关系的宏观环境也会产生若干变数。从两国关系中短期走势来看,助力既有改善势头的企稳及利好因素居多,促进中日“命运共同体”认知深化、经济合作“刚需”走强、区域合作与国际多边协调责任趋重、以及助推中美日三边格局更趋均衡等因素,皆有助于推动中日关系纵深发展。同时也要高度重视“后疫情”时代为两国关系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日本对外战略投机摇摆、日企日资布局配置转换、相关生产链与供应链重构、规则博弈与科技设限等方面的不利动向。当下,中日应展开包括治理、经济与文化等领域的广泛合作与政策协调,避害趋益,转危为机,续写新时代两国关系新篇章。
徐梅研究员作题为“新冠疫情对中日经贸关系的影响”的发言。她指出,新冠疫情给各国和地区以及世界带来的实际影响,尚取决于今后疫情持续的时间、发展程度等。疫情的迅速蔓延及其引发的经济衰退超出预想,更需国际合作共同应对。随着疫情蔓延和各国防控措施升级,全球范围出现罕见的封闭和隔离状态,内需与外需同时收缩,经济衰退程度超出2003年非典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就中日而言,2020年两国因疫情造成的重创已在显现,中日经贸关系也已受到影响,体现在产业供应链、中日贸易、人员往来、日本制造业对华投资、区域合作等各方面。同为东亚地区大国,中国与日本需要加强疫情防控合作,尽快修复产业供应链,共同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粮食安全等,深化中日两国地方之间、友好城市之间的合作,在支援企业尤其中小企业方面加强交流,合力推动构建区域性公共卫生安全、产业链安全等合作机制,共促贸易投资便利化及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
张伯玉研究员作题为“新冠疫情对日本国内政治、政局走向的影响”的发言。她认为,新冠疫情首先直接影响日本既定政治日程如常进行。以目前所见,除2020年通常国会继续举行、东京都知事选举尚未通知延期外,习近平主席访日、立皇嗣典礼、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均已延期。其次,新冠疫情使安倍政府在政治上面临再次执政以来的最大考验。如何有效控制疫情蔓延,其效果将直接影响民意。如何有效应对疫情带来的经济不况,对将经济增长作为政府获取政治支持源泉的安倍内阁来说,其影响更大。这些因素叠加会直接影响到安倍内阁对众议院选举策略的调整。以目前形势来看,2021年奥运会举办之前、安倍首相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的可能性低。自民党可能会在新总裁的领导下迎接下届大选,下届大选可能是1976年以来、时隔45年之久的众议员任期届满选举。自民党继任总裁的竞争将在岸田文雄和石破茂两人之间展开。
刘瑞研究员作题为“日本应对新冠疫情的紧急经济政策”的发言。她指出,为应对疫情对日本经济的巨大影响,日本政府目前出台了三轮紧急经济对策,其中最新对策以108万亿日元规模和39万亿日元财政支出创历史新高。同时,日本央行扩大资金供给,主要用于支持企业金融和资本市场。此次包括财政、金融、税收在内的紧急政策总动员,不仅旨在稳定经济,还涵盖产业指导、规制缓和等对策,具有规模大、兼顾供需双方及阶段性等特点。从政策效果来看,在非常时期,大型经济对策必要且必须。短期放宽财政赤字容忍度,动用财政政策有助于推动经济恢复常态。而且日本央行低利率诱导政策也为积极财政政策创造出一定空间。不过在长期低利率环境及疫情融资制度宽松化背景下,要注重防范金融体系风险,包括短期金融市场波动风险、长期经济泡沫风险和金融机构资产质量下降风险。
白如纯研究员作题为“新冠疫情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及其趋势”的发言。他认为,新冠疫情的多轮爆发将导致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总体推进的趋势面临更多不确定因素。一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疫情将加速国际格局的演变趋势。尽管美国主导的西方阵营本身裂隙加大,中俄等新兴经济体影响力攀升,但东西南北各方势力和影响力的消长将是一个长期动态的过程,不能以一时一事的表象轻易做出判断,未来走向需要细心观察。二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意识乘机膨胀,将给区域合作带来负面干扰。某些大国拉拢部分小国、破坏东亚现有合作成果的危险性现实存在。三是东亚区域合作的制度性建设本该得到加强,但疫情走势将导致乐观前景受到考验,如RCEP等即将收获成果的努力将受到限制。不过疫情的爆发也会使功能性合作(如产业链重组以及围绕抗疫需求的生产流通领域合作)得到重视。国际舆论方面,可以看到存在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回应显得积极的言论,但同时要看到欧美日等发达国家针对中国政府的甩锅抹黑动作不断,构筑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将是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
张晓磊副研究员作题为“中日建设性安全关系与防疫合作”的发言。他认为,从中日双边来看,尽管防疫初期两国都遇到了一些问题,但对比全球的防疫进程,中日防疫模式都取得了较好效果,两种模式各有利弊。未来公共卫生治理的最佳模式应该是中日模式的相互结合、取长补短。目前存在的问题在于,日本对中国的防疫模式存在一定偏见,日本重视行政指导、地方自治和国民的自我管理;中国是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行政管理模式,重视行政效率、资源集中和社会动员。从多边来看,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出现主体多极化和制度碎片化的特征,疫情过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规则和秩序必然面临重构,中国应未雨绸缪,提前研究目前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国际规则问题。如何联合日本以防治疫情为契机建立起中日韩的区域治理机制应当成为我国积极运作的方向。
卢昊副研究员作题为“新冠疫情下日本对外战略动向与中日韩关系”的发言。他首先讨论了疫情对日本对外战略环境的影响,认为其可谓“危”“机”并存。一方面,严峻疫情导致日本外交资源及现有外交议程受到短期冲击,国际形象受到一定损害,此外,国际社会撕裂对日本支持自由贸易及多边协调的外交行动会有不利影响;另一方面,疫情全球性刺激各国合作需求,为日本在国际体系中发挥积极作用、在他国“非常时期”释放政治善意及合作外交,创造条件。实践中,可以看到日本外交部门针对疫情所启动的应急性政策,包括:加强公共外交与舆情宣传,致力于减轻国际社会对日本应对疫情的负面印象;优先推动对大国关系协调、利用国际场合释放合作倡议;重点加强对国际组织协调与支持等,这些都彰显了日本的外交价值观以及其参与国际规则标准制定的意愿。另外,从中日韩三边关系来看,尽管受到疫情冲击、三国将面临外部更复杂的局面与更多的不确定性,但其关系发展的内生性需求也将逐步释放,中日韩三边关系的建设性、自主性、自律性有望得到一定提升。
邹皓丹助理研究员作题为“日本防疫体制下安倍内阁防抗新冠疫情的政策选择”的发言。在她看来,将“以科学应对疫情”作为主导思想,以最小化疫情对社会影响、最大化抑制感染扩散为目标,战后日本构建了平时防疫、危机防疫、紧急防疫三级防疫体制。以此为参照,审视安倍内阁防抗新冠疫情内紧外松、逐步升级的政策制定过程可以发现,现阶段日本的综合防疫措施中,公共卫生措施尚未超越日本防疫法体制的范畴,还存有更多的政策拓展空间;但其经济措施事实上已经超出了该限度。虽然目前安倍内阁将紧急防疫状态的存续时间暂定为1个月,但不排除该状态会持续3个月的可能性;其短期国民保障和经济恢复政策或许会持续到明年奥运会召开以前;而且政府也在统筹各个层面,为疫情长期化、反复化出现的可能性制定应对措施。
(文化研究室邹皓丹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