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中日关系研究中心举办题为“‘两会’及后疫情时代中日关系”的学术讲座，全国政协委员、日本研究所原党委书记高洪研究员发表专题演讲。副所长、中心主任王晓峰研究员主持讲座，所长杨伯江研究员、全所多位科研人员出席。

　　就不久前闭幕的全国两会，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高洪深有体会。他说，此次两会是在中国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控制的背景下召开的，而两会的成功举行，更是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令人倍感振奋，深受鼓舞。

　　高洪主要围绕后疫情时代中日关系走向作了深入分析。他首先就如何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出发，推动今后中日关系向前发展谈了个人看法。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日本向中国提供了一定的支持和援助，得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充分肯定与真挚谢意。随着日本疫情形势的日益严重，中国也向日本提供了支援，从检测试剂到防护物资，源源不断地送达日本。高洪指出，新冠疫情灾难客观上起到了为健康的中日关系赋能的正面效果。中日在抗击新冠疫情方面的积极合作，不仅有利于经验共享、物资互助，而且对于维护正常的经贸往来，确保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至关重要。

　　高洪认为，携手应对疫情有效地促进了中日两国民意改善。疫情大难降临，作为人性善的一面压倒了民族文化中的个性，换位思考的同理心、同情心占据两国舆论主流；很多有厌恶对方情绪的人突然意识到对方国家与民众的善意，观察到对方的“人情味”，进而感受到对方民族、国家的“可亲可爱”的一面。与此同时，他也表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日两国民间既存的某些对立情绪并未因接触交往增加而得到实质性改善。究其原因，除意识形态与现实利益分疏外，大众囿于自身文化价值判断看不惯对方，甚至放大对方缺点等，也是文化冲突动摇外交基础的底层逻辑潜因。

　　高洪表示，经历了共同抗“疫”的中日关系也将面对很多新的情况与问题。例如，公共卫生事业与医疗研发领域合作迫在眉睫，尤其是“病毒溯源研究”方面，共享本次疫情中获得的病毒样本，通过传播时间、地点、地域、路线的信息分类数据，利用病毒基因序列变异和变化规律寻找源头和传播链条势在必行。值得注意的是，防控疫情常态化背景下的中日两国关系又将在前所未有的国际关系格局与经济形势下做出新调整，两国关系还要不断向前发展。

　　从目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来看，日本的政治主流态度是，既不公开帮美国打压中国，但也无意给中国“抬轿子”。日本国内在进一步发展对华关系上有一些杂音，例如，日本方面谋划推动日企撤离中国，并在关涉台湾与香港等中国内政问题上出现策应美国的苗头。由此可见，保持中日关系健康平稳发展仍需要不懈努力。

　　在此次疫情期间，中日两国的良好互动增进了双方交流合作的政治意愿与民意基础；中国率先取得“抗疫”初步战果，恢复生产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在华日企并不想、也不能轻易放弃中国市场和产业链；中国的在线经济、居家经济生产生活模式给日本很大启发；过去，日本偏重实体经济并非在线技术上做不到，而是观念难以改变，不愿摒弃固有的生活方式，当看到中国生活在“云端”的诸多便利，日本民众的意识悄然发生变化，而这也将影响到中日之间今后的经济互动；中国的“新基建”，在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三方面起效后，数字经济打破了国家间的界限，日本渴望今后在参与“新基建”中发挥积极作用；由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倡议也有日本企业可以发挥的空间，中日仍可以在第三方市场展开合作。

　　关于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利用疫情甩锅中国、污名化中国的恶劣影响，高洪强调，中国应通过因国施策的多层级、多维度工作，精准有效地争取日本民心与舆论；建议有关部门在工作思路上坚持对日“两分法”工作优势，区别采用“漫灌”、“浇灌”、“滴灌”等不同方式，最大限度争取、团结、引导日本各阶层公众形成对华好感；以个人化语言介绍“等身大”的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以及中日两国相互守望的感人故事，入情入理地在各层级浇灌耕耘，扩大正面声势；以小众化点对点扩散方式实现信息传播主体的变换，通过调整交流规模、在线交流等创新形式，将带有同理心的细节和有说服力的声音传播出去，以便为疫情后重启高访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与氛围。

　　疫情无国界，人间有大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各个国家谁也离不开谁，在通常情况下是如此，在新冠疫情暴发的非常时期更是如此；新冠病毒不仅是中国的敌人，更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自疫情发生以来，为迅速遏制疫情向全球扩散，中国以其巨大的牺牲、果断的举措，以封闭一个人口上千万的城市作为代价来阻断病毒的传染源，举全国之力阻击这场人类历史上的灾难浩劫。同时，疫情在全球的蔓延，也让我们更加深刻体会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现实针对性，更加深刻认识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解决当前乃至以后的全球问题、世界难题而必然做出的历史选择。高洪着重指出，在全球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在应对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过程中需要各国通力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更加凸显，需要各个国家的民众切实树立和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高洪还就大家关注的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日本事宜做了前瞻性分析。他指出，习主席访日要有三个“适宜”：第一，适宜的条件；第二，适宜的时机；第三，适宜的氛围。他认为，三者缺一不可。尽管安倍在政治上出现一些“逆向势头”，但对日外交的工作还是要做，周边外交还是要继续稳步推进。2020年原本是中日关系非常关键的年份，本来是要按“快进键”的，但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不得不按“暂停键”。接下来，在防控疫情常态化背景下，中日关系是否会按“慢进键”，这有待观察。

　　在中美战略博弈加剧的前提下，如果日本面临“选边”的压力，在很大程度上会最终选择美国，但这样的做的话势必伤害中日关系。高洪指出，2018年春天时，他曾预测中日关系将有两年的改善“窗口期”，主要是基于中日关系中的某些结构性矛盾尚未有效解决。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结构性矛盾因疫情而有复发的可能性。比如：“病毒是从武汉扩散出去的”这一不负责任的说法；蔡英文连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时日本政界要员表示祝贺；一段时间所谓的“香港问题”不断升温，一些日本右翼政客声言要高度关注；日本表态吸引香港金融人才；中日在敏感领域争锋愈加明显，以钓鱼岛为代表的海上争端再起等等。

　　高洪认为，随着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日双方需求也有变化，中国对日需求有所下降，日本是我们周边重要邻国，但只是周边重要邻国“之一”；若从好的方面来说，中日关系相互牵引力还在。比如日本企业驻华机构大都不想撤退，既然在中国市场有利可图又何乐而不为呢？

　　高洪对防控疫情常态化背景下的中日关系并非特别乐观，这主要是基于：中美博弈态势愈演愈烈，尽管日本没有公开对中美博弈明确表态，但暗地里会站在美国一边。如果选边的话，日本还会把“宝”押在美国一方；中日韩合作不容易，日韩关系目前僵局依旧，所以中日韩合作不容易成型。即使是美国，也曾谋划建立美日韩三方同盟，但也因日韩矛盾等问题而难以实现。

　　他指出，新中国外交，原来是三个世界理论，但在新形势下又有了新的思考与布局：一是推动大国关系稳中有进；二是深化周边国家利益交融；三是厚植发展中国家团结友谊。

　　高洪就世界发展大势指出，历史往往重演，但科技永远向前，未来十年是高科技融合的十年；非传统安全问题，比如传染病病毒是全球之大敌，但目前应对疫情的各国政府（特别是西方国家）是各自为政、各打自己的算盘；所以后疫情时代，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显得尤为珍贵与紧迫。

　　就未来两到三年中日关系走向，高洪提了几点研判性建议：

　　首先，2021年，对中国来说是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年份，这一年，将要迎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而对于中日关系来说，也是相对平稳的量的积累过程的一年。中日要继续深化互利合作关系，共同维护正常的国际多边机制与秩序。日本方面在有关历史和台湾问题上要重信守诺，能够不含糊、不倒退；日方还要妥善应对日本右翼掀起的反华逆流与杂音，与中方共同担负起新时代发展中日关系的历史责任；日方要能求同存异、求同化异，妥善解决各种争端问题。

　　其次，2022年，是中日关系的大年，这一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重要纪念年份，值此重要年份，如何规划好中日关系发展，值得深入思考。站在中日关系跨入新时代、谱写新篇章的门槛，用何种方式方法为双方睦邻友好、互利共赢赋予新内容，是涉及多个领域，甚至关乎全球局势与秩序的宏大话题。对此，我们可以将两国间推动双边关系改善的言行看作正能量，将阻碍关系改善的言行视为负能量。以此正负能量为标准，来衡量两国是否在为中日新时代友好合作关系赋予新的建设性的意义。

　　再次，后疫情时代的中日关系，究竟怎么发展，面对传染病毒这个全球公敌，面对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的今天，中日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奉行合作共行之路，方是为迎接2022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最好纪念的一种方式。一要看清两国的长远利益，日本方面不可只看重“当日结算式”的蝇头小利；二要展示中国的定力与共同发展的良好意愿；三要扩大日本与中国友好力量的影响力。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不仅有利于中日国民的长远福祉，更对亚洲的繁荣稳定、乃至当今世界局势确定性的增强发挥积极效应。中日在疫情这个人类共同敌人面前，展现了两个东方重要国家的联手合作，将对未来国际关系发展形成良性示范。

（庞中鹏 撰稿  张勇 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