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正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产生多重影响，疫情冲击下的世界和亚洲局势变得更为错综复杂。日本近来的内外政策酝酿重要调整，对华态度出现消极动向，此前已进入改善通道的中日关系面临挑战。8月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主办、日本政治研究中心承办的“疫情下日本及中日关系形势”学术研讨会召开，来自国家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等所外专家与本所专家约50人共聚线上，就如何认识上述形势并推动疫情下及“后疫情时代”的中日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展开学术研讨。会议由杨伯江所长致辞，吴怀中副所长作会议总结。 

　　杨伯江在致辞中指出，涉及日本的应用性研究落脚点最终要放到中日关系、放到服务外交大局上，而且，鉴于当前形势错综复杂，新老问题盘根错节，长短周期要素叠加，只有进行多维度、“复眼式”的观察和分析，才能确保结论的客观可靠性。从近期日本、中日关系看，至少有三个角度需要重点把握，即日本国内政治延长线上的中日关系、双边视野下的中日关系以及多边乃至世界大棋局上的中日关系。 

　　杨伯江认为，从日本国内看，继去年第四季度负增长之后，日本经济上半年又连续两个季度负增长，经济政策面临调整，而货币财政政策空间、效果都很有限，安倍控局能力下降，党内权力争斗日趋激烈，政权呈现出一定的“末期综合征”。从双边视角看，今年疫情爆发初期，中日互动一度积极活跃，但3月之后随着疫情在全球扩散，两国关系中的消极因素增多，变化成因多元，值得深入研究，特别是要准确把握中日关系“新时代”的内涵。从多边及世界视野看，日本面向“后新冠时代”酝酿战略调整，美国加大对日胁迫拉拢、共同压制中国的力度，各种“民主联盟”、“科技联盟”、“规则联盟”呼之欲出，中美日“三角”有向不利于中方倾斜的风险；但从长远看,中国经此一疫实力将继续更快发展，距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更近一步，资源和底气更加厚实，而如何估算成本收益成为制定政策的关键环节。 

　　杨伯江最后强调两点：第一，要辩证看待中日双边以及“第三方市场合作”经济纽带的作用。日益深化的经贸合作对中日提升战略互信、改善政治关系、实现稳定发展而言不是充要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它的力量不足以推动关系整体冲破天花板，但却可以阻止关系跌到地板上。第二，应积极考虑实现中日关系战略稳定的路径，不能任其陷入“漂流”状态。这方面可以深入挖掘的资源很多。如去年生效的中日社保协议，内容可以进一步深化丰富；日本结束对华提供ODA之际，两国计划建立“发展合作对话”，讨论新的合作方式，共同推进第三国基础设施建设，有待落实；围绕东海钓鱼岛争端，从“6.18”共识到“四点原则共识”再到“十点共识”，双方都承认矛盾和分歧的存在，但更强调以对话协商和平解决问题，未来重启谈判具备条件。 

　　随后，会议分为疫情冲击下的日本、日本对华政策动向、中日关系“危”与“机”三个议题进行研讨。第一个议题由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主任吕耀东研究员主持，日本政治研究中心秘书长张伯玉研究员、日本研究所经济研究室主任徐梅研究员、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徐万胜教授先后发言。 

　　张伯玉对日本政局走向与继任总裁人选进行了分析。第一，安倍超长期政权迅速进入执政末期状态，具体表现是“安倍一强体制”出现松动。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安倍内阁各项疫情防控措施迟迟不能落实到位以及国民对诸如“安倍口罩”的发放等措施不满，以及与安倍首相本人密切相关的各种“疑案”相叠加导致的内阁支持率下降，二是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形势下，安倍首相用以打开政治局面的选择有限。未来安倍内阁支持率是否能够提升以及安倍首相本人凝聚力是否保持稳定取决于政府后续疫情的有效应对，以及上半年大规模经济和财政措施的实施效果。此外，还会受到美国大选的影响。第二，关于9月内阁及自民党高层人事改组，安倍的执政目标主要在于维稳而非求变，内阁及党内高层关键位置将不会发生大的变动，比如二阶俊博的干事长、岸田文雄的政调会长等。第三，关于继任总裁候选人，继任总裁的“决选”将在岸田文雄和石破茂之间展开，如果出现黑马，其人选应该是菅义伟。下届自民党总裁的竞争，形式上是岸田和石破的“对决”，实质上是安倍、麻生联盟与石破以及石破支持者之间的“决斗”。若无意外，岸田胜出的可能性大。 

　　徐梅分析了当前日本经济形势及走势，她认为，当前日本经济陷入技术性衰退，预计二季度换算为年率会萎缩2位数以上。在疫情影响生产的情况下，除了与防疫抗疫相关的企业外，收益普遍受损，如丰田、索尼、日产等公司都下调年度营收，农业生产也受到影响。同时，疫情将会促进企业转型，推动企业加快研发和创新，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旅游、娱乐等消费因封闭和隔离状态而减少，服务业遭受重创，裁员和破产企业增多，5月失业率为2.9%，比1月时上升了0.5个百分点。收入和消费减少，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下行。在全球贸易显著减少的大环境下，1-5月日本对外货物出口减少了11.6%，进口减少9.5%，旅游等服务贸易也下滑。第二，宏观经济政策趋向宽松。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央行政策委员会已宣布取消购债规模限制，扩大公司债额度等。黑田东彦还表示，因经济前景不确定，必要时将会采取进一步的宽松政策。安倍政府还推出117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其效果有待观察。疫情会导致日本宽松货币政策、财政重建期限进一步延长。第三，全年经济大幅下滑。2020年，日本经济降幅将超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6月下旬发布的报告，2020年日本经济增长预期为-5.8%，比上次预测明显下调。5月底日本解除紧急状态后疫情出现反弹，如果三四季度持续，经济可能会面临进一步下调风险。无论怎样，安倍政府提出的“2020年名义GDP达到600万亿日元”的目标难以如期实现。 

　　徐万胜分析了日本导弹防御政策的调整，他认为，日本防卫相河野太郎宣布停止部署陆基宙斯盾系统预示着日本导弹防御体系出现新的变化。日本之所以停止部署陆基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一方面因为从技术上看该系统的有效性存疑，防御能力不足；另一方面需要大量的预算，经济成本过高。未来日本将有可能建设海基导弹防御系统，推进可以攻击敌方基地的能力建设。日本终止部署陆基导弹防御系统会带来一系列影响，首先这将会促使日本政府重新对安保政策展开讨论，加速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转型；其次，未来日本将加速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导弹防御体系；第三，日本导弹防御体系的调整不仅无法缓和东亚地区的安全形势，反而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军备竞赛。 

　　第二个议题由日本研究所社会研究室主任胡澎研究员主持，全国政协委员、日本研究所高洪研究员、北京大学初晓波教授、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贾宇研究员先后发言。 

　　高洪提出并分析了“新十字路口”上日本的国家战略选择问题，他认为，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日本的对华政策也出现变化，在疫情刚发生之初，中日两国能携手共同抗疫，但随着疫情在日本传播，中日双边关系逐渐恶化。目前日本的对华政策正处在十字路口上。当前美国在积极拉拢日本来共同遏制中国，但中美对立关系的加深反而加剧日本做出选择的风险。 

　　初晓波就同盟悖论与疫情下的日美关系发表了观点，他通过回顾经典现实主义中的同盟理论，重点关注日本对日美同盟存在着的“抛弃”与“牵连”心态。他认为，安倍一方面担心美国不守盟约，“抛弃”日本（如日美在朝鲜问题上的温差，日本强调朝鲜必须解决绑架问题，美国却只关心是否被攻击）；另一方面又担心过分追随美国，可能会让日本卷入其他地区的冲突（如美伊对峙，日本却在伊朗有大量利益）。结合当前疫情影响下中美博弈加剧的时代大背景，未来日本的战略选择同样会受到这两种心态的影响。由于日本判断，短期内中美关系不会发生好转，美国背弃日本的可能性不大（拜登如上台会更重视日美协调），适度可控的中美对抗最有利于日本“左右逢源”，但如果中美冲突激化，日本有被牵连进行选边站的危险。尽管目前被抛弃的担忧超过被牵连的担忧，但在后疫情时代，日本在中美对抗中依然会采取两面下注的策略，并在此基础上追求战略自主。 

　　贾宇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回顾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以及日本在此前后的表现，认为未来处理中日关系应更好地利用国际法的武器。包括日本在内的一些国家，善于利用国内法和国际法，用所谓的合法性来包装不合法诉求。菲律宾“南海仲裁案”本质上是法律包装下的政治挑衅，尽管我们不承认裁决的效力，但以国际法包装的裁决结果很容易被国际反华势力拿来做文章。尤其是目前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立场的重大调整，将使得此种可能性增大，甚至也不排除有其他国家会效仿发起“仲裁”。在未来的中美博弈、中日关系和周边交往过程中，“法斗”依然是一种重要途径，其重要性、可能性将会继续上升。我们需要在这方面多下功夫，丰富“文争法斗”的工具箱，多准备法律的武器。 

　　第三个议题由日本研究所文化研究室主任张建立研究员主持，南开大学刘岳兵教授、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主任吕耀东研究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刘军红研究员先后发言。 

　　刘岳兵从南开大学与日本的历史反思中日关系的“危”与“机”，他认为，南开广大爱国师生在国难之际，很早就开始自觉研究日本侵华的威胁，为南开日本研究奠定了基础。南开与日本的关系，作为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缩影，从历史出发，认识日本、应对中日关系的“南开经验”总结为三点：爱国主义、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从爱国主义、国家利益出发，如何看日本就是如何看中国；从人道主义、人格本性出发，如何看日本就是如何看自己；从国际关系、世界大势出发，如何看日本就是如何看世界。这些经验对于当下研判中日关系，具有很好的思考、启发意义。 

　　吕耀东分析了疫情下的日本外交及对华态势，他认为，安倍晋三的“战后外交总决算”与中曾根康弘的“战后政治总决算”一脉相承，在对外关系上表现出显著的历史修正主义特质，其实质是在外交层面由顺应“战后安排”向脱离“战后体制”转化，重点是谋求日朝邦交正常化和日俄缔结和平条约，并推动中日“化竞争为协调”，改变有碍历史修正主义的“冷战结构”。安倍基于日本国家利益和修正主义历史观推行“战后外交总决算”出师不利，其所面临的困境难以克服。日本只有顺乎“历史正义”才是“构筑新时代东北亚和平与繁荣”的理性选择。  

　　刘军红展望了中日经济关系前景，他认为，此次疫情对日本冲击影响很大，使其经济雪上加霜。本来日本社会长期处于需求不足的慢性危机中（安倍经济学正是想克服这一点），疫情的到来不仅进一步恶化了社会需求，而且在供给端也出现了严重问题。面对供需塌方的世界经济，日本未来步履维艰。从目前局势看，当前对日本有利的是能独享已基本控制疫情的中国的复苏红利，对中国的经贸往来将是提振其经济的重要支柱。因此尽管目前日本对华政策有动摇，但总体局势还未改变。 

　　自由讨论环节由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编辑部主任唐永亮研究员主持。高洪、吴怀中、贾宇、初晓波、张伯玉、刘瑞、国晖、张晓磊等与会专家就逆全球化和经济区域化、中日关系前景、日美关系、日本政权走向等问题进一步交换了意见。 

　　会议最后由日本研究所副所长、日本政治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怀中研究员进行总结，他高度评价此次研讨会，认为本次会议密度大、节奏快、领域宽、学科广，主题紧凑，内容丰富，更契合时宜，是对当下中日关系出现“异动”的及时反应。会议议题之间逻辑性很强，既有对日本国内政治、经济、安全等层面的深度剖析，也有从国家战略视野、逆全球化角度对日本对冲行为的多维讨论，更有从人文与法律视角对日本对华政策调整的深层分析。尽管形势还有变数，疫情未到终盘，但通过与会者的讨论与英知，目前条件下的日本形势、中日关系得到了充分的阐释和勾画。 

　　吴怀中同时就会议主题——日本国内形势及中日关系的内在联动态势进行了评析。他认为，内政上，当前安倍政权的末期特征使得安倍优先顾及执政基础，为维系支持率，允许甚至纵容国内保守势力在对华层面释放诸多消极能量，但同时也有最低克制与顾忌，与“五眼联盟”的对华姿态有所区别。经济上，萧条与衰退使得对华经贸合作仍为刚需，但同时美西方的压拉也刺激日本乘机对华设限、脱钩。安全上，日方近来消极动向明显，试图利用美西方遏华之机调整其安全防卫政策，但同时亦有迫切的危机管控之需。所以，日本国内形势对中日关系的作用力目前较为消极但也多元复杂，是多种合力的结果，这种局面为我对日工作提供了余地和空间。 

　　吴怀中认为，当前中日关系有两大核心问题需要研判。第一是中日关系因何生变。5月以来日方的消极动向明显，双边关系趋冷势头超出外界预料，主要原因是日方在如下方面的认知与行为出现偏差和错误：对美国的对华战略及中美关系的判断，对涉海涉岛及安全问题的反应，在高科技、规则及标准上乘势借机对华设限或“脱钩”。第二是中日关系下一步的走向及应对。在国内外形势复杂影响下，如何稳住拉住日本？如何发展处于关键过渡阶段但受国内保守势力阻扰的两国关系？目前情况下，寻求战略沟通及稳定、加强并落实危机管控、深化拓展务实合作是比较现实有效的三大途径。具体则有：重启政治磋商及高层往来，推动RECP进程及区域经济恢复（尤其确保供应链），携手维护自贸体制及应对逆全球化挑战，有序推进海洋与安全磋商，开展非传统安全及全球治理合作等。  

　　                              (日本政治研究室张晓磊、朱清秀、孟明铭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