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6日，我所中日关系研究中心邀请南京大学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朱锋教授主讲《新冠疫情下中美关系与世界局势新变化》。副所长、中日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王晓峰研究员致辞，外交研究室主任、中日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吕耀东研究员主持会议，外交研究室副主任、中日关系研究中心秘书长张勇、综合战略研究室副主任卢昊和外交研究室副研究员常思纯等参与讨论。杨伯江所长作总结发言。所内外60多位科研人员参加活动。 

　　王晓峰副所长代表中日关系研究中心致辞时表示，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既意味着机遇也意味着挑战。国与国之间应坚持平等互惠，以互利合作而不是“脱钩”来推动关系的发展，共同承担应尽责任，携手应对严峻挑战。新冠疫情下，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美日三边关系将如何构建，无疑是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的热点与难点问题，期待朱锋教授给我们带来权威的解读。 

　　朱锋教授从新冠疫情在全球肆虐传播出发，讲述了疫情对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局势的影响，并就亚太区域安全、东亚经济合作前景以及后疫情时代的中日关系与我所科研人员进行了深入交流与探讨。朱锋指出，当前正在全球肆虐的新冠疫情，是人类遭遇的世纪性公共健康危机，也是现实世界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疫情所造成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地缘战略的危机态势，正在改变着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主导的世界发展、稳定与和平进程，后疫情时代更将成为大国关系、世界经济版图和全球政治与社会生态持续出现重大调整的新时期。对中国来说，疫情既是“危”与“机”同生共存的艰难时刻，又是我们发展和崛起不得不面对的国际秩序加速变革和调整的新变局。 

　　朱锋指出，新冠疫情加剧了国际局势的复杂和动荡，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新冠疫情的特殊性。中国崛起的过程，是中国从世界权力、利益和财富结构的边缘，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权力、利益和财富结构中心位置的过程。中国正在改变世界体系中传统力量对比，造成的心态、情绪和感觉的变化更是剧烈。在疫情冲击下的今天，我们需要理性、准确和客观的国际意识，更需要清晰、冷静和深刻的世界眼光。新冠疫情通常被认为是“非传统安全”命题，对世界构成了“非传统安全”威胁，但目前疫情的全球爆发以及新冠疫情的特殊性，已经远远突破了受新冠疫情威胁的“非传统安全”议题的定义。新冠疫情带来“次生灾害”并非独立于疫情冲击波之外，而是新冠疫情效应的一部分。 

　　新冠疫情对世界的改变才刚开始，它将从公共健康危机、发展到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以及政治危机。新冠疫情对国际关系冲击的挑战性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突破了科学主义建立的“万里长城”；第二，促使人类重新思考新的生活方式；第三，对传统进步主义的反思和批判；第四，冲击了全球化和全球主义。 

　　新冠疫情正在改变世界。在当代国际关系中，新冠疫情的冲击和影响更有其特殊性。各国政府和媒体在思考和应对新冠疫情时，也在明显地应对和思考大国博弈。新冠疫情是可能导致国家之间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决定性”事件，是经济萧条、社会情绪对立和地缘政治冲突同时发作的事件，是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的政治和社会性事件，是促成国家间全要素竞争的事件。 

　　新冠疫情使中美关系变得更加严峻。疫情加剧了美国的“中国忧虑”、强化了美国推进“脱钩”导向的中国政策，疫情成为特朗普政府的“政治工具”。疫情带来的美国社会“反华、嫌华、恐华、仇华”情绪的上升，使得特朗普政府打压中国的政策有了新的国内政治空间。疫情使得世界局势发生巨大变化，世界将进入一个“新战国时代”，大国战略竞争将会进入“全要素竞争”的新阶段，世界经济秩序将会大规模重组，国内政治的极端化、民粹化趋势将再度抬头。 

　　分析了疫情冲击下的中美关系和世界局势后，朱锋与我所科研人员就后疫情时代的中日关系进行了探讨。后疫情时代，我们将可能面对一个比安倍执政时期更加具有变革性的日本，其在政治、经济、外交和社会等领域的存在感在后疫情时代将明显上升，东亚区域化合作在推进过程中将困难重重。在疫情期间和后疫情时代，如何推进中日关系、如何推进东亚区域化合作、如何在中美关系日趋恶化环境下保持区域影响力，成为紧迫课题。 

　　杨伯江所长对本次学术交流活动进行总结。他指出，朱锋教授分析了新冠疫情对世界、对文明、对人类的影响，着眼高远，内涵丰富，深入浅出，知微见著，大家受益匪浅。日本研究所在集中关注日本的同时，需要开拓视野，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历史进程中、站在中国外交战略布局上思考中日关系。基于此，杨伯江从四个方面强调了我所科研工作应重点关注的几个方面：第一，后疫情时代国际形势特别是中美关系变化的重点领域和变化程度。新冠疫情使得中美关系变得更加严峻，那么，在哪些领域、在多大程度上将变得更“坏”，在全要素竞争时代，中美“脱钩”会在哪些点上在多大程度上变成现实。第二，中美博弈是当前大国博弈的核心主题，但不是全部，还需要研究美国与其盟友之间的关系、中美之外“二级大国”之间的关系。日本在继续受到美日同盟结构性规制作用的同时，战略自主性在不断上升，在积极推动与所谓“中等强国”（Middle Powers）的战略合作。第三，日本的战略走向问题。当前形势下，日本暂时不再担心被迫选边站、以及“G2共治”情况下被“越顶”，有意在中美之间扮演“关键平衡手”角色、在国际机制中发挥更重要作用。第四，我们的应对问题。对日本战略走向及其外交政策的研究，不能局限于双边立场，而需站在国际多边的高度，立足全局科学运筹。